出师未捷身先死——意外死亡的黄埔3期生（之三）（下）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29 10:31:08

　　(接上)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说了这么多顾自谨的文学成就和茅盾与郑振铎两位前辈对文学后进的提携，重点来了：

　　1925年1月，经茅盾、郑振铎等帮助，顾自谨自上海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步科学习。

　　按照茅盾在1925年3月16日发表的《现成的希望》一文的说法：顾自谨“两月前到广东黄埔陆军教导团里去当兵去了。仲起君因为考教导团先须有二人介绍，曾拉我做个凑数的介绍人”(载《文学周报》第一六四期)。就在这篇《现成的希望》中，茅盾对于投笔从戎的顾自谨寄予厚望：“我们的创作坛的不好现象，正是有暇写的人偏偏缺乏实际的经历，而有实际的经历的人偏没有工夫写……我的现成的希望，便是顾仲起君了。”他希望这位有着丰富下层生活经验的顾自谨，在经受了战火的锻炼之后，能够积累更为丰富的素材，从而写出“合意的战争文学”来。

　　在1981年2月22日发表的《创作生涯的开始》(载《新文学史料》81年第一期)中，茅盾老人家再一次回忆起顾自谨：郑振铎“找我商量，说黄埔军校正招生，能否把他介绍去?我就写了介绍信，我们还凑了点钱给他作路费。那是一九二五年初。两星期后，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说他要上前线打仗了。”

　　那么我对两位文学老前辈的问题就来了：如此这般的一位顾自谨，他的前程不应该是继续留在上海勤奋写作，以便有一天能跻身于民国时期那一连串熠熠生辉的文学家名单之中吗?哪怕是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职位也比黄埔军校更适合这样一个文艺青年吧?上军校的目的不是成为一名赫赫有名的将军，而是为了写出“合意的战争文学”来，这也太别出心裁了吧?你们是觉得有这么个小顾在身边太烦了吧?所以随随便便就把他打发去枪林弹雨之中“抒情”了。

　　黄埔军校当然没有文学专业，第3期一千三百多名学员只分两科：步兵科和骑兵科。然而，步兵科的顾自谨却显得如鱼得水，他曾在广州发起组织革命文学研究会，设址于广州东山龟冈某号，并登报征求会员，吸引了许多进步的文学青年加入。研究会成立后，借《国民新闻》的版面出版《时代文艺》周刊十多期。他还积极参加了“血花剧社”的工作，编了一些有血性、有战斗性的剧本。同时，他也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曾在《国民新闻》和其他报刊发表过短篇小说《白衣人》等(张钦佩《关于自杀的顾仲起》，载1929年2月3日上海《文学周报》第八卷第六期)。由于思想激进，表现积极，顾自谨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在校期间，顾自谨随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作战，任东征军排长，曾在战斗中负伤，额头上永远留下了一条被子弹擦伤的创痕。

　　1926年1月，军校毕业后，顾自谨随部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排长、连长。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顾自谨随部进驻武汉，将行军途中创作的长诗《红光》修改定稿，付梓出版。正好茅盾此时也来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担任政治教官，两人重逢，顾自谨便请茅盾为《红光》写序。因时局动荡，这部《红光》已散佚而无法寻觅，唯茅盾的序文流传了下来：

(茅盾)

　　“在这部小诗集里，充分表现了仲起同志的热烈的革命情绪，和最近的思想……我以为《红光》的新形式或者会引起了新的革命文学。文学界有一句老话：‘旧酒瓶里不配装新酿’。革命的文学，须有新的形式来适合他的新精神。久矣我们听得人喊‘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自然也已产生了许多好的革命文学，但是新形式的革命却不多见。似乎我们的文学家太忽略了新形式的创造了。在这方面，我们觉得《红光》纵使不能说是成立的新形式，至少也是‘滥殇’了。

　　《红光》本身是慷慨的呼号，悲愤的呓语，或者可说是‘标语’的集合体。也许有些‘行不由径’的文学批评家，要说这不是诗，是宣传的标语，根本不是文学。但是在这里——空气极端紧张的这里，反是这样奇突的呼喊，口号式的新诗，才可算得是环境产生的真文学。我们知道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新派革命诗人如马霞考夫斯基等的著作，正也是口号的集合体。然而正如讬罗兹基所说：这些喊口号式的新诗，不但是时代的产物，环境的产物，并且确为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学奠了基石。并且在大变动时代，神经紧张的人们已经不耐烦去静聆雅奏细乐，需要大锣大鼓，才合乎脾胃。如果我们不反对文学是时代的产物，那么，对于《红光》这作品也该承认他的时代价值罢?各民族的文学发展自然有他自己的径路，但是正当大变动时代的中国，将来的革命的新文学，或者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文学，会同一趋向罢?我希望仲起同志努力在这方面，从标语式文学发展到更完善的新形式的革命文学。”

　　从这篇序中可以看出，经过了血与火之后，顾自谨的诗风大变。还有就是：顾自谨在军校期间、东征作战时以及北伐战争中的经历，都是茅盾在武汉时听顾自谨亲口所说。

　　在武汉，顾自谨与茅盾、孙伏园(《中央日报》副刊主编)等组织文学团体“上游社”，先拿笔后扛枪的顾自谨，又开启了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日子。“上游社”的成员还有陈石孚、吴文祺、樊仲云、郭绍虞、傅东华、梅思平、陶希圣，共计十人，其中有五位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教官。“上游社”办有社刊《上游》周刊，附于孙伏园编的《中央副刊》出版。茅盾为顾自谨诗集《红光》所作的序文即载于此刊，顾自谨也在该刊发表了一篇《红色的微芒》杂论，开首就是八行诗句，或许可以以此窥见《红光》的面貌：

　　天空中已闪耀了红色的微芒，

　　红色的旗帜在微芒里飞扬飘荡，

　　那伟大而洪亮的钟声，

　　更是充满了宇宙间的声响。

　　正在沉睡梦迷恍惚的人们呀!

　　快快起来看那红色的微芒，

　　快快起来听那洪亮的钟响;

　　哦!那红色的微芒。

　　据茅盾回忆，此时此刻，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顾自谨其实对枪更感兴趣，他曾向茅盾表示：“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个刺激，一仗打下来，死了的就算了，不死就能升官，我究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对时局如何，不曾想过。”还有一次，茅盾去旅馆看他，他忽然叫来几个妓女，与她们闲谈了一会，就打发她们走了。茅盾听旅馆的茶房说，顾自谨几乎天天叫妓女来闲谈，却从不留一个过夜。这使茅盾十分感慨：一个革命的作家竟也如此寻求精神的刺激(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后来，茅盾在创作的三部曲《蚀》时，塑造了一个对革命幻灭的人物，就是第一部《幻灭》中的强连长，这个人物身上就有顾自谨的影子。

　　1927年，顾自谨出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唐生智)团指导员。7月，武汉国民政府“分共”，顾自谨不得不放下了手中枪，离开武汉，乘轮东下，返回家乡如皋。为了寻找当地中共党组织，顾自谨身着北伐军军官制服，大摇大摆地闯进国民党县党部，正好被县党部以“共产党员”身份逮捕而后押解南京。据当时在国民党县党部任宣传委员的中共如皋地下县委书记王盈朝回忆，“顾仲起同志被解省后，我们通过省里关系保出来了。”(《忆如皋反清党斗争》，载1960年7月《如皋火花》)第二期)

　　而据徐大风的忆述，具名保释顾自谨的，是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和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刘文岛两人。正是由于具保人的地位之高，顾自谨获释返回如皋后十分风光，连此前抓捕他的县长都把他敬为上宾，再三赔礼道歉;顾自谨索性利用这个机会，“大大方方的在城里搞起党的活动来了”(王盈朝《忆如皋反清党斗争》)。但没有多久，顾自谨便厌倦了这种既没有笔也没有枪的生活，他又回到上海，重操旧业，从事文学创作。

　　顺便补充一句：我以为徐大风的回忆更为可信。

　　1928年初，顾自谨参加了蒋光慈、钱杏邨组织的“太阳社”，得以结识蒋光慈(光赤)、钱杏邨(阿英)、孟超等作家，“太阳社”的成员清一色都是中共党员，其春野支部隶属于中共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其主要成员还有林伯修(杜国庠)、夏衍、洪灵菲、戴平万、楼适夷、殷夫、冯宪章、卢森堡(任钧)、圣悦(李平心)等。

　　4月，因为顾自谨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又参加过北伐战争，便被中共江苏省委任命为中共南通特委军事委员，派回如皋参加农民暴动的领导工作，顾自谨随中共江苏省农委主任王若飞、省农运特派员张安志抵达如皋。13日，中共如皋县委开会决定成立暴动委员会，由王盈朝、顾自谨、张安志组成主席团，领导暴动。泰兴率先发动暴动后，如皋县委于5月1日决定立即在如皋西乡举行暴动，并成立如皋县“五一农民暴动”总指挥部，顾自谨放下笔重新拿起枪来，任暴动总指挥。

　　在5月1日当晚举行的暴动誓师大会上，顾自谨宣布就任暴动总指挥，在“一切土地归农民”、“打倒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口号下，兵分两路，攻打西乡公安局和保安团。顾自谨和王盈朝等率北路农民军先后攻克蒋家埭、卢家庄，缴获了两门土炮和十多枝枪，又指挥暴动农民打开地主仓库衣櫉，把粮食和衣服全部分给当地农民，然后将地主庄园烧毁。5月3日，暴动总指挥部组织召开群众大会，而保安团则直接奔袭会场。由于事先没有做好严密布置和足够准备，总指挥顾自谨竟然还“指示各人不必带武器到场，只派了几个赤手空拳的青年农民在屋外放哨”。因此，战斗开始时，“除军事指挥顾仲起有一枝手枪外，其他干部身边无可抵御敌人的东西”，顾自谨只得下令解散会议(王盈朝《回忆苏北如皋“五一”农民首次起义》，载1980年5月《如皋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此后，暴动总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退却，王盈朝、张安志等去上海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请示，顾自谨则避往南通。不久后，顾自谨再次潜往天津农村隐居，一个月后，顾自谨重新回到上海，他短暂的军事生涯到此结束。

　　对于这段经历，顾自谨自己总结道：“我几个月来勇敢的刻苦的努力的结果，没有给任何方面以一点好成绩，对我都成了不好的批评，我从这一点上，我认识了我只能从事文学，因此，我便决定今后的(从事)文学工作。”(顾自谨《生活的血迹·再版序》)

　　重新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的顾自谨曾给茅盾写信：“幸而生还，还要把亲身经历做几篇小说”。(茅盾《现成的希望》)又声称“我对于文艺，还抱有很大的野心”(《告读者》，载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3月版《生活的血迹》)。于是，顾自谨的文学创作，无论从数量上或是质量上，进入了第二个高峰。

　　回到上海不久，顾自谨便在《小说月报》发表了短篇小说《箱子》;接着，又发表了《离开我的爸爸》(载《太阳月刊》第四期)、《创伤》(载《泰东》月刊第一卷第十期)、《我的怀疑》(载《白华》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等短篇小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生活的血迹》(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3月初版，7月再版)，收入《镜子》、《自杀》、《笨家伙》、《老妇人的三儿子》、《箱子》、《最后的一封信》和《归来》等七篇小说;编定了另一部短篇小说集《笑与死》，收入《哭泣》、《笑与死》、《写给梅波的信》、《悲哀的回忆》、《离开我的爸爸》、《创伤》、《大阿与小阿》和《游浪的孤灵》等八篇小说。此外，他还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雪夜》，四部中篇小说《爱的病狂者》(又名《爱情之过渡者》)、《坟的供状》、《葬》、《龙二老爷》和一部长篇小说《残骸》，其中《爱的病狂者》于1928年11月由现代书局初版，其余的则在他离世后陆续出版。

　　顾自谨这一节段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沿袭了自己一贯的创作倾向和路线，主要反映了如下一些内容：下层社会百姓的苦难生活和悲惨遭遇，小知识分子的奋斗、恋爱以及他们极其窘迫的生活处境，在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年轻革命者的奋斗与追求、革命与恋爱的故事，以故乡顾家埭为背景，反映农村的动荡和各色人等的表现，特别是反映了如皋“五一暴动”前夜农村的风云变幻。他的作品具有非常强烈的自传色彩，其主人公有的则直接以自己的名字“仲起”命名。

　　然而，这一切的一起，却在1928年底戛然而止。

　　最早报道顾自谨死讯的，是1928年12月15日出版的上海《大江》月刊十二月号，该期登了一则文坛近讯：“顾仲起在沪服毒自杀。”

　　1929年1月20日，上海《海风周报》第四号发表了魏克特(蒋光慈)的《鸟笼室漫话》一文，其中有一节便是《顾仲起的自杀》，作者分析了顾自谨自杀的种种原因，却没有提及他自杀的方式。不过多年来的传说，都称顾自谨是投河自尽，其堂弟顾巴彦在《顾仲起生平记略》中说：“他葬身黄浦江中，时间约在1929年初。”南通和如皋两市的市志，也均记载“自沉黄浦江而逝”。

　　关于顾自谨之死的第三种说法，来自顾家后人：顾自谨是被组织上裁决的。这一说法来自于顾自谨的四弟顾长记之孙顾国凡，据顾国凡回忆，其父顾自幼生前曾说过顾自谨是被枪打死的，死时肠子都流了出来。原因是顾自谨在如皋“五一暴动”失败后逃离暴动区之事，成为了组织眼中的“逃兵”，党内和战友们对他的非议很多，这可以从顾自谨为短篇小说集《生活的血迹》所写的《再版序》中看出：“同志们不谅解我，打击我，说我‘临阵逃脱’”，“我的血还没有死!我的灵魂还没有死!……希望朋友们别要误解我——我是不会与假革命派妥协的”，“别要给我以使我难受的怀疑和猜度!从事普罗列塔利亚文艺运动的人，并不就是反革命派”。

　　无论是哪种原因，26岁的顾自谨这回是彻底放下了手中的笔和枪，他的死，立即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轰动。有人撰文表示“我不信倔强热烈的顾先生会这么的了此一生”(张钦佩《关于自杀的顾仲起》)，也有人为此惋惜和哀悼。他的“太阳社”战友蒋光慈指出：“在现今的这种黑暗的时代，若顾君真是自杀了，那是毫不足奇的事情”(魏克特《鸟笼室漫话》);另一位战友钱杏邨则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分析了顾自谨自杀的原因，指出：“顾仲起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他所以终于免不了走入自杀的一途，其主要的动力就是不健全的小资产阶级固有的意识形态在作祟。”至于外因，他认为主要有“政治的苦闷”、“经济的苦闷”和“恋爱的苦闷”三种(钱杏邨《关于顾仲起先生》，载1929年3月上海《海风周报》第十期)。

　　如果顾自谨真的是自杀，也真的是因为这三种“苦闷”而想不开，相信读者诸君跟我一样，对前两种“苦闷”已经比较了解了，那他的“恋爱的苦闷”是什么呢?

　　顾自谨的恋人镜女士在长沙被湖南当局处决了，被处决的原因未见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顾自谨死后，他的几部业已完成的作品相继问世：长篇小说《残骸》由上海中华新教育社初版;中篇小说《坟的供状》、《葬》、《龙二老爷》分别由上海远东图书公司、上海明日书店、上海江南书店初版;短篇小说集《笑与死》则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