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处决的“天子门生”——黄埔4期（之五）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30 14:35:01

　　当大宋还是小小宋的时候，黄埔军校，在我小小的心灵里简直是传奇般的存在。大人们津津乐道的诸多传奇之中，“蒋校长不杀黄埔生”便是其中之一，且每每说到这里，都要举出黄埔1期的陈赓同学做例子——没办法，毕竟我们生活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对“其他”黄埔生知之甚少：学生再怎么拼命反对校长，校长自始至终网开一面——好像“天子门生”人人都有“免死金牌”一般。

　　后来，小小宋长成了小宋，知道了校长也有怒斩黄埔学生的事儿，不过，那都是例外，例外而已。毕竟，校长是个非常护短的统帅。

　　小宋变成了大宋之后，我才明白，哪里有什么免死金牌?哪里有什么护短的统帅?且不论两大阵营之间的你死我活(专文另述)，即便是“浙黄陆一”，法不容情处照样“立即执行”!只是，总裁手谕毕竟凤毛麟角，可中华民国多的是各级政府，地方实力，上司翻脸，甚至方面大员的假公济私……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无处不在的军统局的可怖影子，况且，除了两党之外，还有一个第三党的存在……总之，黄埔系被处决的路子并不少，就看你想选择哪一条!

　　当然，校长“慈悲为怀”，视黄埔生如同己出，都是打天下的基本队伍，如同能提拔的尽量提拔一样，能原谅的尽量原谅，能宽容的尽量宽容，能给一条生路的尽量给一条生路……比如对待《蒋公日记》面世后，凭借日记而“永垂不朽的”黄埔1期生郭济川：

　　郭济川，又名：渠川，1900年出生，江西泰和人;郭家世代务农，有四亩地，粮产自给。本人县立高等小学校毕业，江西省立第一中学肄业，任本村国民学校教员两年后，改习商业，于商务印书馆服务四载，任司理账目及帮办函牍之职。

　　1924年5月，由郭森甲(曾任国会参众两院国民后援会会长)、翁吉云(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2及第8区分部支部长)介绍加入国民党，同月，由茅延桢、曹石泉(分别任黄埔军校第1期第2队队长、分队长职)介绍报考黄埔军校，编入第1期第2队学习，毕业后参加第一次东征，任教导第2团排长。

　　1925年4月29日，与见习官李士官在梅县携枪械潜逃，后被缉捕，不久获赦罪退伍。

　　据蒋公日记记载：“5月3日，……郭渠川，江西人，第一期学生，竟敢于放哨时率队潜逃，余引为革命军第一之污辱，几欲自杀。”

　　本来，我写黄埔军校史的初衷，并非为那些黄埔出身的、功成名就的、抑或身败名裂的将军们树碑立传，而是为了关注那些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里，被时代的洪流淹没了的、或逆流而上或随波逐流的个体的命运。比如这位差点让蒋校长自杀的学生，就是我所感兴趣的。然而，他后来的经历已不可考，但作为进入蒋公日记的第1期生，也算是“青史留名”了。诸位看官如果有谁了解此人此后的经历，尚望不吝指教!

　　然而，校长又是一位严于律己的职业军人。在1925年的日记中，有不少自责的文字，如：

　　1月18日……九时后起床。晏安如此，尚能立业耶，戒之!

　　1月25日……八时后起床，宴安如此，岂足为人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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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0日……今日暴躁过甚，须视部下如子弟，作为孩子气之童子。

　　2月1日，今日心神尚能自勉，惟见色心动，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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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这样一位偶尔早上八点起床都要自责的校长，自然也是严于律人的，自然是会更严于律后生的!虽然有的黄埔学生后来在回忆军校生活时，会提及每天黄昏后，这位律己律人律后生的校长与陈洁如及儿子纬国在校园内散步的温馨画面，但黄埔军校毕竟是一所军校，而且是一所纯爷们的军校，所以铁血是其本色，《革命军连坐法》是其必然!

　　撇开并不存在的所谓“赤、白黄埔”，按照死神光顾的顺序，我说完了黄埔3期生中被处决的同一阵营的“天子门生”，再来说说黄埔4期生中被处决的同一阵营的“天子门生”：

　　黄埔4期生中被国民政府处决的国民党人(五)：周伟龙(1901-1950)，字：道三，湖南湘乡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局长，中将军衔。

　　二十年代初，周伟龙加入湘军，在湘军谢国光部当译电员，深得谢国光青睐。

　　1926年3月，周伟龙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学习。10月，军校毕业后，周伟龙历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唐生智)教导师独立营排长、连长。

　　1927年，周伟龙升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宪兵营长，宁汉分裂时，率部驻守汉口。戴笠(黄埔6期)在汉口搜集情报时，被宪兵部队逮捕，戴笠以黄埔同学身份求见周伟龙，周伟龙被戴笠一番言语打动，不但释放了戴笠，并弃官追随戴笠前往南京投奔蒋校长。从此，周伟龙与戴笠成了生死之交，成为“十人团”成员之一，也奠定了日后周伟龙在军统中的元老地位。

　　1931年起，周伟龙历任中央宪兵第1团第1营上校营长，汉口市第8警察分局局长，武汉禁烟督察处密查组长。

　　1937年，周伟龙调任复兴社特务处书记，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区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伟龙兼任特务处上海区区长、复兴社忠义救国会委员、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潜伏在法租界内，从事锄奸、破坏和搜集情报等工作。

　　1938年9月30日，周伟龙派赵理君暗杀了与日本接洽的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成为他一生的得意之作。年底，法租界巡捕房大批探警包围了周伟龙的办事处，搜出了枪枝、密电码和一些文件，随即将在办事处内周伟龙以下一干人等全部拘捕。戴笠运用最大的力量，使周伟龙等得以驱逐出境的方式而安全脱险。周伟龙回到武汉后，历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汉口站站长，汉口特区区长。

　　1939年，周伟龙被调到重庆，任军统局书记长。

(戴笠)

　　1940年春，戴笠到江西上饶，与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议组建军事委员会第3战区忠义救国军，由周伟龙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下编三个纵队，负责苏、皖交界地带的防务。

　　1942年，周伟龙调任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司令部设在重庆;同时兼任军统局本部秘书室主任秘书，中英情报合作所主任。

　　1943年底，中英情报合作所停办后，周伟龙调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又与美国合作，在湖南南岳、江西上饶、福建和漳州等地举办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骨干人才。在此期间，周伟龙卸任别动军司令职务，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7期深造。

　　1945年2月，周伟龙获授陆军少将军衔，出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监察官。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周伟龙得知消息后立即驱车到军统局，企划与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人角逐军统局长的职位。但他在军统系统，论资历不及郑介民(黄埔2期)，论人脉关系不及毛人凤(黄埔4期)和唐纵(黄埔6期)，后被任命为国防部军法执行部第1分部(上海)主任。

　　周伟龙是个极其自负之人，早年在老家照壁的腾龙图案上曾撰写过这样一副对联：“岂是池中物，能兴天上云。”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伟龙在南京组织了陆军大学湖南同学俱乐部，还被选为南京的湖南同乡会理事长。

(毛人凤)

　　1947年7月，解放军在东北战场转入反攻，据守东北的交警第2总局所辖交警总队全军覆没，蒋介石当即起用周伟龙出任交通警察第1总局局长，同时仍兼军法执行部主任。

　　交警总局在体制上隶属交通部，实际上是国防部在交通方面的特务机构。抗战胜利后，由国防部批准建立的十八个交通警察总队、四个教导总队，主要是配合戡乱，担任南北铁路主干线的护路任务。周伟龙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调整人事，新任命和留任的总队长，大部分骨干都是湖南籍人或周伟龙在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时的旧部亲信。

　　1948年6月，周伟龙又多次向交通部提出，并晋见蒋介石申述理由，要求增建三个交通警备旅，在国防部次长刘斐支持下得到批准。11月，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打响，当时担任陇海、津浦铁路护路的交警总队，在徐州剿总的统一部署下，被调离铁路，在碾庄前线伤亡惨重。当战事转移到津浦路徐州、蚌埠一带时，国防部批准成立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周伟龙兼任护路司令。淮海战役结束，周伟龙率交警总队撤回南京。随后，他又为程潜竞选副总统出力献策。9月，周伟龙获授陆军中将军衔，出任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局长。

　　国难当天，人心涣散，周伟龙也在考虑自己何去何从。他在南京的公馆中每天客来客往，除了同僚部下、同学老乡，中共高级干部李卓然的胞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李俊龙更是座中常客，两人有时长谈到深夜。

　　湖南老乡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后回到长沙，在全省停止征兵，实行二五减租，准备起义投共。1948年9月，周伟龙派部下政工处长易珍回湘联系，停办交警总队的刊物《警钟》，并以同乡张朗山接任文化专员，创办改头换面的《前进》月刊。同时，周伟龙又邀请湘籍陆军大学同学黄克虎担任交警总局驻衡阳办事处主任，负责与程潜、唐生智联系，并控制驻湘交警部队。11月中旬，交警总局家属及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由南京乘铁甲车抵达衡阳，把原计划迁往福州的上海交警第三仓库、上海修械所的全部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迁运衡阳。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周伟龙还派亲信任第4处出纳，接管黄金108条，共67.8斤。

(蒋介石与戴笠)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回到老家奉化，国防部命令周伟龙调两个加强总队前往溪口担任警卫任务，周伟龙调去的却是从徐蚌会战中撤退下来的第1和第2总队残部。同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命令周伟龙成立京沪铁路司令部，把交警部队集中在京沪一带待命。周伟龙不愿把集结在浙赣线上准备开往湖南的部队往回调，仅成立了一个空架子护路司令部。这两件事引起了毛人凤和汤恩伯的极大猜忌。1月下旬，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京告急，交警总局留京人员全部迁往苏州。2月2日至3日，周伟龙在住所召集邓季之、李雪华、王力忠、喻勋衡、温应冰等主要负责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派邓季之、李雪华率领交警第7和第8两个总队自上饶出发赴衡阳。2月4日，周伟龙前往上海，准备于2月8日乘飞机去衡阳，但却在2月6日晚被保密局逮捕。据新接任的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黄埔1期)宣布：周伟龙图谋不轨，叛党投敌，已被逮捕;同谋犯邓季之、李雪华也在金华车站被捕，保密局将组织专案小组进行审查。周伟龙随后被押往台北。

　　1950年6月，周伟龙在台湾新竹被执行枪决，年49岁。

(唐生智)

　　1986年3月，在全国政协第六届第四次会议上，委员程星龄、唐生明、黄克虎联名提案，请中央统战部按照政策把周伟龙作为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经中央统战部查复：“周伟龙任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时，因对蒋介石不满，而将几个交警总队调至湖南，确有追随程潜、唐生智相机行事的进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