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早期病故的黄埔4期生（之一）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30 16:01:30

　　早期的黄埔军校，大门口有着这么一副对联：

　　上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

　　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

　　真的有这么一副对联，抑或这只是早期黄埔师生中间流传的一个相互激励的口号，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就像没有人知道它的出处一样。这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全国各地不少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之徒已经陆续行往此处了，尤其是南方的年轻人;因为一来周边各省信息通畅交通便利，二来东南诸省素有南下粤港闯荡的传统。而对于北方人来说，第一消息闭塞路途遥远，第二奉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的居多，知道广州大元帅府的人少。那时的广州，是造反之地，是革命之地，而真的不是升官发财之地。

　　对于某些同样不贪生怕死的黄埔4期生来说，进入斯门，可谓“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他们因为身体的原因(当然也有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和环境等诸因素的原因)，有的未出校门、有的刚刚毕业、还有的风头正健时，就早早病故了……

　　以下是早期病故的黄埔4期生们，为了便于大家阅读，以死亡时间排序：

　　黄埔4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一)：霍步青(1902-1933年9月13日)，又名：霍仁云，霍锟镛胞兄，霍栗如堂侄，四川綦江石角蒲河乡温泉林福全庄人，共产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共福建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没有军衔。

　　霍步青出身于贫农家庭，其父霍学熙，又名霍克明，母陈氏;霍家祖辈种田。霍步青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三。

　　1920年，霍步青与胞弟霍锟镛先在乡间读私塾，后入蒲河场上读国民小学，再转入县城青年小学高级班。入学不久，霍步青、霍锟镛便一起加入了在成渝两地读书的爱国青年回到綦江建立的进步团体“綦江青年砥砺会”。

　　1921年秋，霍步青考入重庆联中，霍锟镛考入公费办学的川东师范。他们的堂叔霍栗如也于同年进入县立高等小学，1922年考入重庆私立治平中学，不久转入重庆联中。在重庆联中，霍步青与霍栗如在中共中央特派员肖楚女影响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刊。由于活动能力强，办事公正果断，乐于助人，霍步青在联中被选为綦江留渝学生会会长、綦江留渝同乡会干事。霍步青还与在川东师范读书的胞弟霍锟镛一道，团结在渝“青年砥砺会”会员邹进贤等，创办了《綦评小报》，宣传革命思想。

　　1924年秋，霍步青从联中毕业，回到綦江任教。正值綦江大旱，又加连年兵灾匪患，哀鸿遍野。为了救民于水火，霍步青与邹进贤等发起募捐赈灾活动，在渝读书的霍锟镛联络綦江旅渝学生积极配合，开展募捐活动。至1925年春，两地募得了大笔捐款，几次从江津购粮赈济灾民。同年冬，贵州军阀袁祖铭强迫綦江农民种植鸦片，以便从中榨取烟税。霍步青与邹进贤等在募捐赈灾的同时，组成了“綦江拒毒会”，宣传揭露军阀罪行。肖楚女也在《新蜀报》上著文批判，并主持召开七县联合拒毒会。綦江农民通过宣传普遍觉醒，自觉铲烟种粮，军阀被迫退缩，綦江取得了拒毒运动的胜利。

　　1925年1月，霍步青当选为四川省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与邹进贤等四人组成綦江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了会议。经邹进贤介绍，霍步青加入中共共青团。同年春，霍栗如从重庆联中毕业回到綦江，任县团练局参事。农历5月13日，霍栗如与团练局局长陈京镛一起，率领团丁10多人深入聚有数百土匪的皂角碥，擒斩了匪首黄金河、龙德明，留下了“单刀赴会斩黄龙”的传奇故事。同年秋，中共共青团綦江特支按照上级指示，选派霍步青等一批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黄埔军校。9月，霍步青与霍栗如从綦江出发，并约在川东师范读书的弟弟霍锟镛一同前往广州。

　　1926年3月，霍步青和霍锟镛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大队第1队，霍栗如考入政治科大队第2队。他们三人在黄埔军校刻苦钻研军事技术，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并经常得到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关心，革命理论和军事技术等各项成绩都十分突出，成为第4期学员中的活跃人物，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誉，称他们三人为“霍氏三杰”。在校期间，霍步青加入共产党。10月，军校毕业后，霍步青被派赴国民革命军第26军(军长周凤歧)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随第26军参加北伐战争，进军浙江、江苏。

　　插播几句：在黄埔军校第4期，被周恩来所称赞的“霍氏三杰”是指：中共中央组织部接待处主任、宁青归特委书记、福建军区第3军分区政委霍步青(1902-1933，早期病故);中共六大代表、地下党湖北省委负责人、地下党安徽省委组织部长霍锟镛(1904-1931，被国民政府处决);中共彭水县委书记、彭水武装暴动总指挥霍栗如(1906-1930，内战阵亡)。他们三人都是綦江石角蒲河人，霍步青和霍锟镛是同胞兄弟，霍栗如系其同族堂叔。

　　1927年4月，“四·一二”事件后，国民革命军第26军被解散。霍步青奉派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接待处主任，在组织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直到1931年。

　　1929年春，从莫斯科回国的四弟霍锟镛从武汉来到上海，通过地下党的交通站与三哥霍步青重逢，并留在上海全国总工会工作。这是兄弟俩自黄埔军校毕业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相见。而“霍氏三杰”中年龄最小、辈分最高的霍栗如，则与两位堂侄自军校一别，永无再见之日了。年底，霍锟镛奉命调到中共河南省委工作。

　　1930年前，霍步青先后以“三信洋行”、“大兴楼四川菜馆”为掩护，建立了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站。他所领导的接待机关和行踪从没引起过敌特的注意和怀疑，霍步青卓越的工作成绩，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期间，其妻子朱月倩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上半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供出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地址。霍步青迅速采取应急措施，有关人员得以转移隐蔽。至于霍步青本人，组织上最早打算安排他赴苏联学习，但秘密交通线联络不上，路上安全得不到保障，无法成行。随后，中央决定改派霍步青到湘鄂赣苏区工作。霍步青于是告别妻子朱月倩和两个幼女，踏上了前往武汉的轮船。由于顾顺章供出了霍步青是中共中央的总交通，大批特务四处搜捕霍步青，周恩来获悉情报后，立即派人将霍步青秘密召回上海。据朱月倩在《青天赤帜》一书中回忆：“那天晚上我听见敲门，一看是周恩来。周通知我转移，并商量如何保障我丈夫霍步青的安全。那时他刚乘船离沪赴汉，正是由于周恩来的紧急安排，他才得以中途下船，避免了在武汉遇险。”

(周恩来)

　　同年夏，中共中央决定改派他去中央苏区工作。霍步青于8月7日通过秘密交通线到达瑞金，担任中央局江西分局巡视员。在瑞金，霍步青与邓小平重逢。正是由于霍步青的建议，邓小平取代了李添富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职务，以遏止瑞金在“肃反运动”中的乱抓乱杀之风。说起来，霍步青建议与邓小平是老朋友了，1929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邓小平张锡瑗夫妇和霍步青朱月倩夫妇六人同属于一个党小组，经常在一起开展组织活动。当时的霍步青在中央组织部工作，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两人在工作上也常有联系，彼此十分熟悉。不久，调入红军学校政治部担任宣传部长。

　　1932年春，霍步青调任宁化、清流、归化特委(中心县委)书记，兼任宁化县委书记、红军福建军区第3军分区政委。宁、清、归苏区当时已有十二个区九十二个乡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霍步青到任后，与各县委和红军工作团一起，深入发动群众，在另外十三个区七十二个乡也开展了土地革命。霍步青常常头戴斗笠，身背挎包，脚穿草鞋，一日两餐，夜以继日地行走在崇山峻岭之中。苏区群众称赞说：“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在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霍步青在工作中，既抓根据地建设，也抓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在扩红运动中，他组织召开各级干部会议，层层动员。1932年春夏期间，主力红军东征漳州，闽西红军负责闽西北的警戒任务。霍步青与司令员杨春山一起，把各地的游击队统一合编为东南游击支队和东北游击支队。他们率领武装独立团和游击支队先后歼灭和打垮了里田、曹坊、安乐、王家坊等地的民团和大刀会等，先后三次进占清流县城，缴获了大批战利品。

(邓小平)

　　1932年下半年至1933年上半年，宁化县加入红军的就有二、三千人。“宁化模范团”在扩红运动中全团集体加入了正规红军，另有二十多个党团支部的全体党团员、区乡苏维埃主席也全部参加了红军。宁化独立团扩大到500人，并创建了两个各100人的挺进游击队，建立两个基干独立营。王明路线在全党占据首要地位后，福建苏区大力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霍步青成了斗争对象。

　　1933年8月30日，《红旗报》公开点名批判霍步青，说他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对宁清归反“罗明路线”不力，剥夺了他的党内外一切权力。9月，积劳成疾的霍步青病重。在诊治过程中，一个医生给他下了毒药，霍步青于9月13日去世，年31岁。

　　作为“霍氏三杰”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人，霍步青实际上并非是早期病故，而是被人毒死的!那么问题来了：这名医生为什么要下毒?党史已排除了是敌对势力作案，那是公报私仇?还是受人指示?是何人指示还是组织决定?下毒的医生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那些后来为霍小青四处奔走的高官朋友圈有没有为好朋友霍步青报仇雪恨?所以，他到底更应该被归入“意外死亡”系列?甚至是另一个我还没有动笔的“被……处决”的系列?

　　既然说到了霍步青的妻子朱月倩，有一件“轶事”(能不能称之为轶事我不确定，但肯定是一件闹心的事)不得不提：霍步青与朱月倩于1927年结婚，育有三女，均不幸夭折。1933年，霍步青去世前，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朱月倩已有身孕。10月5日，怀孕八个月的朱月倩突然晕倒，其顶头上司、军委秘书长邓小平立即安排警卫人员和担架，颠簸20里路将朱月倩抬送医院，为孩子接生的是“红色名医”傅连璋。为纪念霍步青，朱月倩给孩子取名霍小青。分娩后的朱月倩高烧不退，在隔壁治疗的邓颖超时常过来端饭喂汤，无微不至。朱月倩没有奶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派人帮助找奶妈。当时，卫生部的房东朱盛苔与老婆黄月英的孩子刚刚夭折九天，于是大家决定把刚出生的霍小青托付给这对夫妇喂养。在红军撤离前的八个多月里，朱月倩从中央机关到20多里之外的朱坊村，不知往返了多少趟，看望孩子，接济黄月英一家。

　　1934年夏，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大部队撤离，孩子全部留在当地。7月的一天，朱月倩最后一次来到朱坊村，把组织的决定告诉朱盛苔和黄月英，请他们带好小青，并为小青改名“朱道来”。黄月英说：“大姐，你放心吧，我会把小青抚养成人交给你的……”

　　在之后的十六年里，朱月倩辗转各地，最后又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直到1949年。但她始终和瑞金朱坊村的朱家保持着联系，不时地寄去一些钱和物。

　　1950年初，朱盛苔领着十七岁的霍小青来到上海空军某部，找到了朱月倩，亲手把孩子还给了亲生母亲。霍步青在儿子身上留下的印记是那样明显，朱月倩一眼就看准了：这就是她的霍小青!

　　朱盛苔还将一封信交给了朱月倩。这是一封瑞金地区专员朱开铨写给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刘晓的介绍信，上面写着：“介绍霍小青回来其母亲朱月倩处。”至此，朱盛苔圆满地完成了当年的托付与承诺，心存无限感激的朱月倩也给朱盛苔支付了供养报酬和返乡路费。凭着这份组织介绍信，朱月倩也妥善安排了儿子霍小青以后的生活和学习。

　　1951年，朱月倩母子随华东空军机关迁调南京，霍小青就读于南京华东干部子弟学校。

　　回过头来说说人人皆知的贺子珍：1927年，贺子珍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相识，共同生活了10年，与毛泽东生育了三子三女(唯一活下来的孩子叫李敏)。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一子取名毛岸红，小名毛毛。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部队突围不许带孩子，贺子珍便把毛毛交给了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和贺怡夫妇。母子离别时，贺子珍将一件亲手为孩子缝制的小棉袄交给了贺怡。

(贺子珍)

　　1949年后，贺子珍独自在上海溧阳路上一座古老幽静的两层小洋楼里寂寞地生活(原因我就不说了，相信读者诸君心知肚明)。1953年，总觉得毛毛还活着的贺子珍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信，希望江西省政府能帮她找回儿子。邵式平立即安排人手，然而半年的找寻毫无头绪。就在这时，贺子珍听说当年的战友朱月倩从瑞金认领了一个叫朱道来的男孩子，有多事的人告诉她那孩子长得很象毛泽东，没准就是毛毛呢。

　　寻子心切的贺子珍立刻赶到了南京，当她第一眼看到朱道来时，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抓住孩子的双手，喃喃道：“毛毛，你受苦了。妈妈对不起你……”

　　贺子珍和朱月倩是老战友，彼此姊妹相称。江西一别十几年，老朋友忽然到访，朱月倩自然又惊又喜，虽然觉得贺子珍对小青特别感兴趣，但她并没在意。

　　初秋，朱月倩到上海看病，顺便看望贺子珍。午饭时，贺子珍突然对朱月倩说：“小青到我这里来了，在楼上呢!”朱月倩十分诧异，连忙道歉：“这孩子真不懂事，怎么好麻烦您呢?”贺子珍说：“话说到哪里去了，麻烦什么?”午饭后，贺子珍上楼许久不见下来，朱月倩便也上楼去找她。贺子珍说：“月倩，你来了也好。有件事，我早想跟你说了……小青其实是我生的。我的印象是，你在瑞金时并没有什么儿子啊!”

　　朱月倩立时懵了：“子珍，小青确是我的孩子。他是我在瑞金红色医院生的。这事谁都清楚，邓大姐、小平都可作证……”

(毛泽东与贺子珍)

　　在南京华东干部子弟学校，霍小青平时住校，只有周日回家。有个周日，霍小青没有回来，朱月倩便找到学校，校长说：“上海来人把他接走了。”朱月倩感到不妙，立即向华东局报告了儿子失踪的事，请组织帮助在上海找儿子。随后，她自己也去上海找贺子珍，霍小青果然在贺子珍家里。

　　一个孩子和两个母亲，两个母亲都不是好惹的，华东局感到十分为难，决定由办公厅主任赵尚志亲自负责处理。赵尚志通过方方面面的调查，了解了“朱道来”的身份。而此时，贺子珍已通过江西方面，将朱道来的养母黄月英接到了上海，待若上宾。她详细地向黄月英叙述了痛失爱子的经过，反复强调孩子托付的就是黄月英的老家。近一个月时间，她们反反复复谈论着孩子的事。

　　因此，当赵尚志找到养母黄月英，询问“这孩子究竟是谁的”时，黄月英毫不犹豫地回答：“孩子是毛主席的呀!”赵尚志吃了一惊。尽管他再三提及朱月倩及其证据，黄月英仍不改口，赵尚志只好打电报请求江西邵式平省长协助进行进一步调查，邵省长把任务布置给民政厅朱厅长，朱厅长派年轻干部王家珍具体负责调查了解。

　　江西方面的调查材料很快就寄到了华东局：“朱道来”就是贺子珍的孩子!甚至还有一份瑞金县叶坪乡的群众联合签名。还有人提到了一件小棉袄，说那是贺子珍亲手给孩子缝制的，如今小棉袄还在朱盛苔家中。

(邓颖超与周恩来)

　　事情越来越棘手了，赵尚志十分苦恼。所幸朱月倩完好地保存着奶妈所有的来信以及她给奶妈寄钱寄物的收据，其中一封是养父朱盛苔写给朱月倩的：“刚解放时不少人来找孩子，有人说小青是朱总司令的……我说不行，他是朱月倩的……”朱月倩还向所有了解实情的老首长、老上级、老战友、乡亲们发了函，回信基本一致，即她确实在瑞金红色医院产下一子，并托付给当地一户群众收养。其中就有邓小平于1952年9月的亲笔回信：“信中所说在瑞金生一个小孩的事是真的，可以加以证明……”

　　这些回信都转交到了赵尚志手中，但赵尚志束手无策，只好请中央组织部出面解决。于是，赵尚志带着养母和“朱道来”上了北京，将问题上交给了中央组织部。

　　中组部出面，委托邓颖超召开座谈会，请来了许多了解内情的老同志。邓颖超还特地请毛泽东派秘书参加座谈会，泽东不愿卷入这场“争儿风波”，他通过周恩来表态：“我没有和人家争孩子。”因此并未派人参加会议。

　　在京期间，邓颖超、帅孟奇、康克清以及曾碧琦、钱希均等不少领导都来看望过这个引起争执的“朱道来”。座谈会开了三天，邓颖超宣布结论：“朱道来”确系革命烈士霍步青遗孤无疑。邓颖超还对孩子说：“我和总理同你爸爸在一起工作多年，你的神态和你爸爸很象，你该弄清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当然也不要忘记养育过你的养父养母。你长这么大，不容易啊。”原来最后起作用的还是长相，不过，在邓颖超的批评下，养母黄月英还是改了口。

　　尽管有了中组部的结论，但霍小青并未返回南京生母身边，中组部决定将孩子留在北京读书，由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负责照顾霍小青的日常生活。这是因为南京与上海相距太近，两位“母亲”之间的争夺，会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我想补充的是：或许这也是为了照顾贺子珍的面子吧。

　　随后，帅孟奇派专人前往上海和南京，同两位母亲交换了意见，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儿风波”就此平息。

(邓颖超)

　　本来，此文是写黄埔4期生霍步青的，由此牵出了他死后二十年所发生的“争儿风波”，已经偏题太多了，但不交代几句霍小青的结局，似乎又有些对不起读者诸君，索性再偏一偏吧：

　　霍小青留京后，在北师大南二附中(即101中学)读书，与许多红二代子弟同校，霍小青学习努力刻苦，期终考试平均每门功课都在80分以上。霍小青与生母朱月倩、贺子珍“妈妈”、养母黄月英均保持着联系，三位母亲都给他寄衣服、食品和零花钱。到第三年，他的零用钱已达每月七、八十元，这相当于当时18级干部的工资水平了，他成了班上的“富翁”。霍小青身上憨厚的乡村气息渐渐褪去，他会花钱、肯花钱，气派越来越大。

　　1956年的一天，江西的王××给霍小青寄来一封信，信中装有一份群众联合签名的证明，认定“朱道来”就是贺子珍的儿子。霍小青多么希望这是真的啊，于是，他根据王××的建议，擅自给自己改名为“贺雄”。他在北京的第四个“妈妈”帅妈妈(帅孟奇夫人)因为他改名的事非常生气，当即以组织的名义给校长王逸芝挂了电话，简述了霍小青的身世，并严肃表示未经中组部的批准，霍小青不得随意改名。朱月倩得知小青改名换姓之事，特意北上。周恩来、邓颖超设家宴招待，周恩来向朱月倩保证：霍小青就是霍小青，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改霍小青的名字!

　　朱月倩去学校看望儿子，霍小青有意回避，她发现儿子变了，和自己有了距离。毕竟，读者诸君，如果换作是你，在一个“烈士爸爸”和一个“主席爸爸”之间，你会作何选择呢?是的，跟大家一样，霍小青也无法摆脱“当毛主席儿子”的诱惑，他曾坦言：“我是知道自己是霍步青和朱月倩的孩子，但总觉得当一个烈士的儿子不如当主席的儿子赫赫有名。”

　　这个梦想困扰着他，扰乱了他的身心，他开始旷课、交女朋友，成绩直线下降以至留级。

(周恩来与邓颖超)

　　1957年，霍小青因在北京公共汽车上耍流氓被判处劳教二年，遣送到黑龙江新凯湖农场劳动，期满后留场工作。

　　1966年初，中组部为照顾朱月倩的生活，将霍小青调回南京，安排在南京工艺装备厂当工人。尽管母子终于能在一起生活了，但他们之间深深的裂痕已无法弥合。大革命爆发后，面对全国上下的无限崇拜，昔日的美梦又在霍小青的脑际徘徊，他常常用手掌将头发向后一抹，问伙伴们：“你们看看我像谁?”然后自问自答：“像不像毛主席?”他对朱月倩由不满、怨恨发展到仇恨，在母亲的住处张贴大字报，语言之恶毒，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儿子对亲生母亲能说出的言语。

　　1971年11月，霍小青被发现 “肝癌晚期”。12月，霍小青因抢救无效去世，年38岁。

　　后来，每提及霍小青，孤独的朱月倩都会黯然神伤：小青当初有那么好的条件和机会，又有那么多关心他成长的“妈妈”们、叔叔、伯伯、阿姨们，可他不知好歹，不求上进……老人说：“我的第一撮白头发就是为小青急出来的。”

　　霍小青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但是也有人为的成分，如果能找到那位“江西的王××”，我倒是很想问他一句话：王××，你这么做的个人目的又是什么?

　　最后，让我们用朱月倩老人的一段话作结束语吧：“在子女问题上，我和贺子珍有相同的不幸，我们也就有相同的要求。我和她有同样的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力。虽然在实际上，小青已不在我的身边，甚至后来犯错误劳教去了，再说他后来和我的感情也不好，可我还是要说，他是我的孩子。”

　　“历史就是历史，试图为了某种历史而改变另一种历史，这是错误的。现在小青已经过世，他的一生也无多少值得我夸赞的，留念的，但他仍是我的儿子。这是历史真实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