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早期病故的黄埔4期生（之五-之七）
来源：“大宋讲古”微信公众号   2024-07-30 16:39:40

　　早期的黄埔军校，大门口有着这么一副对联：

　　上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

　　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

　　真的有这么一副对联，抑或这只是早期黄埔师生中间流传的一个相互激励的口号，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就像没有人知道它的出处一样。这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全国各地不少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之徒已经陆续行往此处了，尤其是南方的年轻人;因为一来周边各省信息通畅交通便利，二来东南诸省素有南下粤港闯荡的传统。而对于北方人来说，第一消息闭塞路途遥远，第二奉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的居多，知道广州大元帅府的人少。那时的广州，是造反之地，是革命之地，而真的不是升官发财之地。

　　对于某些同样不贪生怕死的黄埔4期生来说，进入斯门，可谓“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他们因为身体的原因(当然也有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和环境等诸因素的原因)，有的未出校门、有的刚刚毕业、还有的风头正健时，就早早病故了……

　　以下是早期病故的黄埔4期生们，为了便于大家阅读，以死亡时间排序：

　　黄埔4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五)：于以振(1904-1936年4月11日)，原名：晓冬，又名：啸冬，化名：俞以振、肖炳生，江苏金坛人，共产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共上海南市区委书记，没有军衔。

　　于以振的父亲于竹波为清末秀才，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同盟会。

　　于以振本人毕业于乐群小学、金坛中学、上海水产专门学校。

　　进入黄埔军校前，于以振曾参加过中共领导的武汉工人纠察队，任队长。

　　1926年3月，于以振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学习，在校期间，于以振加入了共产党。10月，军校毕业后，于以振历任军校教导第2团第2排排长、连长，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团党代表，随部参加北伐战争。12月，于以振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1日，于以振随部参加南昌暴动，暴动失败后随军南下，参加广东东江海陆丰第三次农民武装暴动。

　　1929年春，于以振奉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1年初，于以振回国后，任中共上海南市区委书记。

　　1933年2月，于以振被捕入狱，为中共狱中党支部书记。

　　1936年4月11日，于以振在南京军人监狱因病逝世，年32岁。

　　中共中央组织部称于以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布尔什维克战士”。

　　黄埔4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六)：陈敬(?-1942)，山东峄县人，共产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不详。

　　1926年3月，陈敬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学习。10月，军校毕业后，随部参加北伐战争。

　　1927-1936年，经历不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敬随部参加抗战，在太原保卫战中英勇杀敌，胜利后醉酒染病，后回家休养。

　　1942年，因病去世。

　　1966年，坟墓被掘，发现有皮枪套一只，其子陈玉周被审讯。后来在陈敬当年的副官甘同新家中起获手枪一只。然而，起获的手枪与枪套一大一小，并不匹配，其子继续被审，没有结果。

　　再后来，一位老八路军看不过眼，出面作证：那只枪早被陈敬送给八路军运河支队一位大队长了，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黄埔4期生中的早期病故者(七)：黄振刚(1901-1947)，四川永川县五间乡太平寨州人，国民党员;最高职务或军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参议，少将军衔。

　　黄振刚从小受叔辈黄大暹、黄朋豪思想影响，四川讲武堂毕业后，分配到第8混成旅，曾任排长、连长，四川靖国军兵退广东后，队伍被广州国民政府解散。

　　1926年3月，在叔叔黄朋豪的倡导下，黄振刚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学习，编入步科第1团第6连。10月，军校毕业后，同叔叔黄朋豪一起，随国民革命军第1军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后，黄朋豪辗转于上海、重庆等地。黄振刚历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9师第26旅第52团第2营少校营长，第52团中校副团长、团长，第2军第33师第27团上校团长。

　　1932年，黄振刚随国民革命军第9师(师长李延年)赴上海，参加“一·二八”上海保卫战。

　　1933-1936年，经历不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振刚随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李延年，黄埔1期)赴上海，参加松沪会战。

　　1938年，黄振刚随李延年部参加徐州会战，及徐州会战的序幕一一台儿庄战斗。7月，黄振刚随部参加武汉会战。

　　1939年11月，黄振刚随部参加桂南会战，国民革命军第2军与第5军合并，成立第34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李延年升任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黄振刚升任第2军新编第33师(师长张世希，黄埔1期)少将副师长。

　　1940年5月，黄振刚随部参加枣宜会战。

　　1942年，国民革命军第34集团军在永川休整后，李延年升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关键一年。5月4日，日军13000余人，携缅、印雇佣军2000余人入侵龙陵。同时尚有2000余日寇入侵腾冲，在龙陵县城和龙陵县境内构筑战略工事、踞点，企图伺机东渡怒江，向云南全境进犯。

　　1944年5月，经过长达两年的战略对峙，中国远征军决定对滇西日军进行全面反攻，黄振刚所在的第33师随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黄埔1期)参战。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命宋希濂率第11集团军(包括第2军的第9师、新第33师、第76师;第6军的第39师、预备第2师，第8军的荣1师、第82师、103师;第71军的第28师、第87师、第88师;及原属于第20集团军第54军的第36师)共计十二个师11.5万人进攻龙陵;霍揆彰(黄埔1期)率第20集团军四个师4.7万人进攻腾冲。5月29日，第11集团军开始强渡怒江。6月2日，第11集团军全部登上怒江西岸，迅速向各个踞点日军进行全线反攻。新第33师主力汇同集团军各师主力，向龙陵攻击前进。沿途日军顽强抵抗，但远征军官兵士气旺盛，作战勇猛，连克腊勐、镇安街等各重要踞点。6月3日，集团军逼近龙陵近郊，各师主力迅速将外围踞点分割包围，踞点日军大部被歼。龙陵被中国远征军攻克，日军伤亡数千人，遗尸400余具;远征军伤亡团长以下官兵数百人，日军余部向龙陵西南溃退。

　　日军败退到芒市集结，仍企图打开从龙陵东渡怒江的通道。龙陵县城毗连芒市，滇缅公路穿境而过，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军入侵滇西，龙陵县城则是日寇重兵集结的地点，滇西抗日战争主战场一一龙陵抗日反攻战，可概括为三战勐糯;四战象达;十战松山和三战龙陵。在龙陵发生的大大小小若干次战斗中，三战龙陵可谓之龙陵血战;其战斗之惨烈、敌之顽强;加之大雨滂沱、粮食奇缺、作战补给之艰难、伤亡之惨重、实为八年抗战所仅有。

　　我们就回过头来详细说说龙陵血战：

　　一战龙陵：1944年6月4日至7月9日，指挥官：国民革命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参战主力：第2军新第33师，第6军第39师，第71军第87师和第88师，以及美军第14航空队。其中，第87师于6月4日攻占淘金河、小岩子、黄草坝一线，6月7日攻占赦场一线，6月8日进至白塔，6月9日攻克岿阁坡，6月11日攻占赵家祠堂和伏龙寺。第88师于6月5日攻克尖山寺，6月9日攻克勋淋坡，6月10日集中兵力攻克老东坡、风吹坡、三关坡、丸山和黄土坡，6月11日攻克红岩山和张金山。第33师于6月7日攻占三关坡、双坡、伏龙寺，6月17日至18日腾冲日军三千余人增援龙陵，同龙陵之敌集结后，在城郊与国民革命军展开激战。连日里大雨如注，云雾弥漫，双方混战，丈外难辨敌我。为了切断芒市日军继续增援，双方全面展开争夺战、阻击战、遭遇战。在龙陵城郊，新第33师将士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到处血流成河，尸体满山遍野。第87师师长自杀未遂，第33师几乎全师覆灭，所剩将士尽皆遍体鳞伤，一万余人的新第33师，仅存师长杨宝榖、副师长黄振刚在内不足100人，第2军和第71军同样损失惨重。

　　二战龙陵：7月13日至8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11集团军再次集结三个师的兵力，美军航空队的兵力也从一万余人增至三万余人，对龙陵日军实施第二次反攻。

　　三战龙陵：8月14日至11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11集团军重又集结第2军、第5军、第6军、第8军、第71军和美军第14航空队，对龙陵日军进行第三次大反攻。11月3日上午11时，第11集团军各部全面攻克龙陵城东卡及各踞点，日军大部被歼，残敌四百余人突围溃逃至芒市。龙陵全境收复，东卡升起中美两国胜利的国旗。

　　龙陵抗战，自1942年5月4日至1944年11月3日，历时两年半，据统计，中国远征军共计投入兵力十六个师16万2千人，其中，龙陵战役为十二个师11万5千人;全役历时236天，其中龙陵156天;全役远征军伤亡官兵50474人，其中龙陵伤亡29803人，毙敌25393人，全役损失折关金币7349余万元，其中龙陵损失6771余万元。

　　战后，为纪念这些阵亡将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龙陵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上悲痛地挽道：“青山有幸埋忠骨，一抷黄土祭英灵”，并在龙陵国殇园墓碑上手书“正气浩然”四个大字(现已被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振刚回到重庆，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少将参议。

　　1947年7月27日，黄振刚因病退役，回乡养病。两月后，因肺结核医治无效，黄振刚病逝于永川县五间乡喻家坡，年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