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综述〗长沙大火的根本原因
来源：梁小进   2019-10-23 15:51:02

　　长沙大火这场举国关注的弥天大案和大火的善后与救济,就是这样匆匆地结束了。然而,在无比的震惊和愤懑之余,人们还在思索:敌骑未至,自毁名城,造成这一奇祸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对此,近60年来一直聚讼纷纭,各持一端。关注这一问题的海内外学者,认识也不尽一致。

　　早在大火尚未完全熄灭之时,11月16日,国民党中宣部和军委会政治部曾联合发表了一个《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的宣传材料。这份材料将大火的原因概括为:“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之所造成。”从此为国民党官方统一了口径,此后有关官方的报刊宣传、文告文件都无一例外地套用了这一说法。这种说法,将纵火的责任推给了长沙地方军警当局,甚至怪罪于普通民众“激于义愤”、“自焚其屋”,回避了大火发生的根本原因并掩盖了站在长沙“地方军警”当局背后的主使者的责任。

　　为了推卸和减轻罪责,当时,国民党当局还编造了种种论调。其一为“长沙必毁论”。11月23日,张治中以湖南省民众抗战统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为长沙火灾敬告全省同胞书》。文告说长沙所处之地位,要想在此次抗战过程中不牺牲,不被毁坏,几为不可能之事。”接着,该文告推断出长沙将有4种被毁的可能是敌机的狂轰滥炸;二是我军撤退时,自行施以破坏;三是敌军入境,纵火焚烧;四是敌人败退之际,化之为焦土。总之,“长期抗战之结果,长沙难免毁坏”。依此推理,长沙迟早必毁,但迟毁不如早毁,敌毁不如我毁,并无罪责可言。

　　其二是“火烧有功论”。大火之后,日军并没有向长沙进攻。于是,有的人抓住这一现象,企图为纵火者解脱。当时就“有人说,假使我们不焚城的话,敌人是要随即进占长沙的,烧了长沙实是保全了长沙。”被推上法庭的酆悌也说:“假定没有这次大火发生,日本鬼子是不是会这样停止进攻,长沙的守备部队不过五十师之一部,敌人既然进迫汨罗河,为什么又转回岳阳?”酆悌并要求:“这些我只期待后人以历史的眼光给予评论。”直到数十年后,大火的另一责任者还在说:“日寇原拟挺进长沙,忽于大火后后撤,长期逡巡不前。”

　　以上种种的论调,回避了问题的本质,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自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不能对长沙大火事件作出客观的解释,但其传播于当时,流衍至后世,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数十年后,作为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长沙大火的问题曾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在海峡两岸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章都着眼于“谁是罪魁祸首”、“是谁下的命令”、“是谁放的第一把火”?因而忽略了这一事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同时由于某些论者不免带有的成见,其结论也往往有失公正。那么,造成这一事件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呢?本文认为：

　　第一长沙大火的发生,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焦土抗战”政策的严重恶果。

　　“焦土抗战”作为一个对日抗战的主张,最先是由国民党内的主战派李宗仁提出来的。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之后又步步威逼华北,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为此,李宗仁撰写并发表了他“一篇讨论抗日战略计划的论文,名之曰《焦土抗战论》”,从而正式提出了“焦土抗战”的主张。但在当时,蒋介石正忙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战争,并没有对此引起重视。随着国势的日趋危重,李宗仁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他“焦土抗战”的主张,并明确提出:要“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转向坚决抗战,并接受了“焦土抗战”的主张。1938年初的国民党中常会之后,“焦土抗战”遂成为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作战的国策。此后“焦土抗战”成为国民党喊得最多的一个口号,以致于人“皆以焦土政策为天经地义,反对之皆被目为落伍分子,故无人敢言”。蒋介石也曾一再以“焦土抗战”的方针,指挥其正面战场的作战。

　　本来,作为战争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战争环境里,“焦土抗战”也是可行的。当时,毛泽东在论述关于放弃土地、避免与敌决战的问题时曾指出:“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长沙大火之后,我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曾专就这一问题,发表了题为《论“坚壁清野”》的社论,也明确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一切能够打击敌人的方法和手段,不管是消极的或是积极的,我们都应采用……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正确的运用这些方法和手段。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从军事战略来看。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已失去大规模进攻的能力。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敌我战略相持的阶段。当时,由于后方补给困难,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内,曾对是否继续进攻湖南、向岳州追击的问题发生争论。11月10日,日第十一军即发出命令:“决定中止在岳州、通城线附近的追击”,“转向警备态势”,其“第六师团在今村支队攻占岳州后,应急速令该支队经水路返回武昌”;“第九师团……大致在咸宁、岳州之间地区集结兵力。”而蒋介石对此全然不知。同时,长沙亦并非不可战守之地。长沙以北150公里的范围内,北有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四水自北而南依次排列;东北方向有幕阜山、神鼎山、影珠山等纵横起伏,形成天然防线,足可依势抵抗。后来中国军队即曾在此范围与日军举行三次会战,阻抗日军长达5年之久。但蒋介石对此不作部署。他早就作出了不予抵抗仅以坚壁清野阻止敌锋的决策,并且将这一显属军事行动的任务交由行政长官张治中执行。这不能不认为是蒋介石在战略上的失策。因此,《新华日报》社论《论“坚壁清野”》一文尖锐地指出:“岳阳甫陷,深夜火起,湘垣付之一炬…这叫什么都可以,但决不是真正的坚壁清野。”

　　在政治上。由于国民党实行由政府和军队包办的片面抗战路线,忽视甚至压制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因而所实行的“焦土抗战”政策,必然置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不顾,而成为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破坏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策划和实施这一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举措,完全是在对人民保密的状况下进行的,既没有宣传和发动民众,也没有很好地组织撤退和疏散。甚至省政府举行会议时,有人反对火烧的办法,而张治中却一以蒋介石指示为是,竟一口否决:“不必讨论。”结果,这场大火完全成了对人民群众的突然袭击。

　　第二,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颟顸溺职和腐败无能,导致了长沙大火的猝然发生。

　　如前所述,长沙大火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所实行的焦土抗战政策,是张治中忠实地贯彻这一政策的结果。但是,蒋介石的指示毕竞还有个“长沙如失陷”的前提,张治中也并没有下达放火的命令。那么,大火何以发生?何以“一处失火,四处发动,及至不可收拾”?本文认为,这完全是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的颟顸溺职和腐败无能所造成的。

　　其一,临事张惶,自相惊扰。如前所述,“破坏长沙”是一件属于军事性质的行动,自应随时掌握前方的军事动态。但是国民党湖南当局颟顸溺职,昧于形势。张治中与陈诚相互不和,意气用事,互不联系,因而不能及时掌握前线情况。身负全省保安之责的徐权不仅疏于布置,反而信谣传谣,甚至以敌台广播“为情报之根据”,造成全城谣言繁兴,人心慌乱。于是,警察大批逃亡,警备司令部到处设卡盘查,拦车扣车,而当局不能予以有力制止,任其滋蔓。可知这一混乱局面实际上是湖南军政当局自相惊扰所成。

　　其二,颟顸溺职,轻率用事。湖南军政当局既已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因此事到临头即仓卒应付,举措乖方,终于酿成空前的大祸。张治中在奉到蒋介石的电报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指示徐权酆悌拟定“焚城计划”,而且限令几个小时之内必须拟出。当计划制定之后,徐权不经研究即对之作了二处重要修改,一是放火部队改警备一团为警备二团,二是放火器材的掌握改连为班(队)。这样一来,部队难以掌握,火源难于控制,为大火的骤然发生种下祸根。然而,张治中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指示明早4点“我来检阅”。而徐昆在带领部队出发之初,却指示:放火之信号,或以举火,或以传令,或以警报,轻率地改变了计划。

　　其后,纵火部队进入岗位,放火器材迅速发放。但这时,湖南军政当局要人却一个个地离开了岗位。张治中夜半搬迁,却没有通知有关人员。徐权不明去向,酆悌则溜走睡觉去了,徐昆也没有在现场指挥。事后来长调查的高一涵认为:“虽未查出其有实施放火命令之证据,但其种种慌张躁率,举措乖方,实足以酿成巨变,与曾发命令者无殊。”果然在大火初起时,警备司令部只留下一个到任不久、人地两疏的参谋处长,四处电话无人,本身也无力制止那些狂暴的纵火士兵。及至张治中、酆悌从睡梦中惊起,大火已经冲天,无法挽救了。

　　以上可见,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的大小官僚们,是何等的儒怯无能、草率轻慢。这种严重的渎职失职行为,即正是长沙大火发生的又一根本原因。

　　据张治中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作有“番剀切的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应该说,蒋介石这番言不由衷的表白没有讲错。长沙大火的根本原因确是国民党“整个团体”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错误,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对长沙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

　　长沙大火这一空前惨烈的事件过去已近60年了。大火之后,国民党中央喉舌《中央日报》曾发表社论说:“长沙一切损失与牺牲,实为争取最后胜利所付最悲壮最伟大之代价,而长沙一切公私损失已记入抗战总账中。换言之,将来总清算时,全国必能在中央领导之下,首先完成长沙之复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实现这一诺言。灾难深重的长沙城仍然在废墟上呻吟,艰难而缓慢地医治她被烧焦的肢体。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沙才进入一个重建和复兴的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沙人民迅速地医治了战争年代的创伤,使长沙展现出新的面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沙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正在向着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宏伟目标迈进。重温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大火这一惨痛的历史,总结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开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作者梁小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