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文化工作的人,平常摇动笔杆和嘴唇的时候,似乎也还能头头是道,但临到艰剧的时候,却是捉襟见肘了。
三厅从长沙的撤退便给予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首先是我自己毫无应变的才干。平时一切事务上的工作都是靠着朋友们执行的,到了变时,朋友们不能应付,那我就更加束手无策了。
照现在说来,当时就呆在长沙,不撤退也未尝不可以,为什么要那样“庸人自扰”呢?但在当时却谁也不能预料到敌人的行径。敌人在10号占领了岳阳之后,他如要长驱直入,谁也是不能阻挡的。长沙不是连警察都已经撤退了吗?
我们的撤退本来是预定的程序,比起任何中央机关来,已经要算是最后的了。10号起交涉火车,没有办法;交涉公路车,也没有办法。11号清早,张治中本来答应我们可拨6辆卡车备用,然而直等到半夜,完全成了画饼。于是便不能不下最后决心,自己想办法了。
幸好周副部长在长沙,他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才连夜连晚地亲自督率着,决定了一个撤退的计划。
他把人员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的人走路,步行到湘潭。另一部分的人可以到车站上去候火车,据传12号有火车开出。
行李也分成了两部。笨重的公物由火车运,轻松的由卡车运。私人行李,每人只准带两件,一律由卡车运。卡车,这时我们仅有两部了。在11号我临时买了一部破卡车,虽然又哑又瞎,但机器还能用,还可以在公路上滚动。在这之外,又把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部借来帮忙半天。就靠着这3辆卡车,在长沙与下摄司之间,来回搬运,到搬完为止。火车行李由坐火车的人押运,卡车行李由各单位留下负责的人押运。
出发是第二天清早。这一天是孙中山的诞辰,我们在操场上还举行了一个纪念会。周副部长讲了话,并趁着这个机会替走路的人详细地给了行军的指示。他要大家特别注意,因为敌机可能来空袭。行军时不可密接,要保持着相当的间隔,须时时照管空中,万一发现敌机,便须迅速散开。
周公的计划很周到,指示非常细密,我这里只能记一个梗概。经他这一部署和指引,使纷乱如麻的局面立地生出了条理来,使浑混一团的大家的脑筋也立地生出了澄清的感觉。
我对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象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
纪念的仪式完毕了。走路的由田寿昌领队,坐火车的由范寿康领队,各自分头出发。行李的处理,由洪深作总提调,并尽可能与两队的人员保持联络。我和少数的人如张肩重、张曙也留在最后,帮忙照料一切。
照道理,我们的撤退,应该可以做到有条不紊的理想的地步了。
作者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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