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考虑,并办完了长沙紧急善后,制订了湖南的应变方案,会见了全省主要的文武负责人员,也视察了几个地方的基层干部训练后,我觉得我可以而且也应该及时交代我的责任了。12月30日,还在沅陵旅次,我就秘密地发出了请求去任的电文:
特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行政院院长孔钩鉴:密。长沙大火以后,职以负疚之身,奉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黾勉补过,以迄今日。现临时救济已告段落,兴复建设,尚非其时。腆颜待罪,痛苦殊深!拟恳钧座准免留任,并另简贤能前来接替。此后有生之日,益当力矢忠贞,以图报称。倘蒙鉴此微忱,赐予核许,毋任感激待命之至!
发出这个电报时,我没有同任何人商量,除了我的随从秘书外,也没有第三人知道。为了加深恳挚情绪,我亲笔加上“腆颜待罪,痛苦殊深”8字。我深信我的恳挚的要求是可以得到中央的许可的。但我回到长沙后,即1939年1月13日,忽然接到行政院的嘉勉电报,我不得不再次重申前电请求,坚请早予决定。
过了3天,我知道我的请求已经奉准,省府改组命令即将发表,我才公布上面请求去任的电文,并电请留在沉陵的省府委员到长沙来话别。我和他们会见时,他们对我的深厚感情使我很感动。年多来风义相期,甘苦与共,我以一个“光杆主席”而来,却满载他们的高谊隆情而去,这是我引为深慰的。
1月17日,重庆行政院通过了改组湖南省政府的决议。当夜,我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我交代后去渝。我的交卸准备已经做好了。湖南各界人士在1939年1月20日下午,特意召集了一个话别的茶会,邀我参加。会上热情致词的有党、政、社会各方面人土伍仲衡、仇鳌、陈嘉会、周方、向郁阶、陈大榕等,各位长者、同志依旧给了我许多奖励。我回想我在任时,我是怎样得到湖南一班长者、同志挚爱的匡扶,得到本省许多学者以及国内名硕专家宝贵的指教,得到一班社会人士直接间接的贡献,以及怎样得到青年同学同志无限热忱协助,我不能遗忘这多方面的辛劳在湖南政治上留下的影响。我在茶话会上作了告别词,谈到几点:
“在这个话别的机会上,我是万感交集,觉得无话可说,只有惭愧、痛苦、罪过。”
湖南太可爱了,太有作为了,而我中道离开,未能使湖南同胞期望于我的得一点成就,这是我临走之前万分歉憾的地方。
我们发动了5万知识分子,此次我到湘西乾城及邵阳、桂阳等处,尤其在乾城看到保长训练班,我们深深的感动。那样严寒的天气,他们还穿着单衣,赤脚穿草鞋,站在大风中,数小时没有丝毫移动,他们住的是四面通风的房子,睡的是白天授课的桌子。这些青年百分之四十是中学生,百分之三十是当地人士,百分之三十是经过挑选的原来的保长。我们国家有这种苦干的青年,就有复兴国家的根本,就有建设新湖南的基础。
“至于讲到个人临去的感想,最大的依依不舍就是觉得湖南太可爱了,山川秀丽太可爱了,人民勇敢、朴实刚强、有战斗精神,这样的人民太可爱了。尤其是一般青年,在长者先辈指导之下,努力工作的精神,也是可爱的。湖南蕴藏资源的丰富,实具备现代工业化的一切条件,我们尚不及计划、开发这些宝贵的富源,这也是我对湖南十分歉憾的地方。我永远怀念着湖南,思慕着湖南的一切,我深信只要政治走上轨道,建设现代化的新湖南,为期并不在远现代化的新湖南一旦建设完成,即可作为复兴中华的基础。以后治中无论站在中央或任何地方,不会忘记湖南,只要有机会总愿随时帮助湖南,尽个人力量来协助新湖南、新长沙的建设。这也是我报答各界同胞对我的厚意。这厚意我永远怀着感谢、永远不能忘记的。”
原来,我是预定在1月22日启程去重庆的,但由于继任的省主席薛岳还要作许多准备,决定月底才能接收,所以我一直等到2月1日参加薛的就职典礼后,第二天才离开湖南。登程之后,我身上突然感觉到异样的轻松。
作者张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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