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综合回忆〗长沙大火纪实
来源：许权   2019-11-08 17:21:46

　　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军队分两路南撤,一路从鄂东渡江,进入幕阜山区,沿崇阳向岳阳以东地区集结,一路从公安、石首渡江向常德以东地区集结,意图在岳阳地带阻击日寇,并保卫岳阳。

　　1938年11月约8日,蒋介石委员长停驻岳阳,但预期集结于岳阳两侧部队没有全部到达。而日寇则一面利用粵汉铁路,一面利用洞庭湖,水陆急进,于11月5日在岳阳以北地区用约两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岳阳,岳阳于10日沦陷。

　　11月9日下午,蒋委员长在长沙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军事会议,出席的有何应钦、何成浚、唐生智、冯玉祥、杨森、张治中、熊斌、关麟征、王敬久等约30人,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保安处处长徐权列席。我负责会议警戒。

　　会后,酆悌告诉我:“会上,校长(指蒋介石)指示两件事,一是布置了长沙外围的作战,一是说如果日寇越过新墙河进攻长沙而长沙弃守时,就举火烧掉长沙。”又说:校长指责陈诚没照计划烧掉武汉,是“既不从令,又不受命”的蠢人。校长说:“弱国抵抗强敌的入侵,坚壁清野是以空间争取时间,保存实力,最后取得胜利的要诀。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人忍痛把莫斯科烧光,以此击败了法军。这段历史值得仿效,而且坚壁清野”(我们叫“焦土抗战’)的方针是中常会(国民党中央的常委会)决定的。”校长说完这段话后,转头望着参加会议的粤汉铁路局局长何竞武问道:这么多火车

　　头和车皮退到西南,铁路塞满了,怎么办?何局长未及答话,校长说,“壮士断臂”,还思索什么,都烧掉。校长又面对张治中主席问长沙怎么办?张主席也未及答话,校长说:“不要迟疑,烧掉就是。事先把能转运的物资运走,运不走的也要烧掉。公用和民用房屋都烧掉。”一连说了三个“不资敌用。”

　　11月12日岳阳沦陷,蒋委员长、何应钦,还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等于上午10时离开长沙,说是到南岳游击训练班讲话。蒋委员长等刚到猴子石,日机来炸,渡口极混乱。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召开省政府会议,报告了蒋介石委员长的指示,并通过了“必要时焚毁长沙市”的议案。

　　武汉沦陷后,汉奸制造谣言,长沙人心惶惶,又由于“长沙人力物力转移委员会”的工作大量进行,社会更加疑虑。还有以下的几件事,助长了混乱。

　　(1)湖南省政府首先迁往邵阳(即宝庆)设立行署,并公开委派省属各单位人员,湖南省政府的场地,放置大小行李,狼籍不堪,字纸随风飞舞,落叶蔽地,特别是电话机和器材抛掷街头,最惹人惊恐。

　　(2)省会各机关,学校、工商企业以及市政府的单位,亦同时疏散,特别是眷属仓皇就道。

　　(3)长沙以东万载、宜春之线战斗激烈。从前方送来的伤病员数以千计,因后方总医院早已人满,悉数倒卧街头呻吟呼号,群众误传敌临近郊。

　　(4)大本营三厅宣传队在市内墙壁上用日文写标语,用以瓦解日寇士兵的斗志,殊料群众误认为日寇便衣已经进城。

　　这时,长沙市民留城者约计3-5万人。

　　1938年11月11日,侦知日寇先头部队在汨罗江南岸构筑阵地,掩护其主力集结;又日寇在江西万载、宜春之线,受我以第二十军为主力的部队的阻击,伤亡亦大,毫无进展。湖南省政府判断在10天以内,长沙近郊无战事。于是决定安民,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由长沙市政府和省会警备司令部联衔布告安民,并劝商民回城开业;二是由国民党长沙市党部、长沙市政府、湖南省教育厅借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诞辰在教育会坪召开一个纪念会,并于会后举行火炬游行,以示安定无事。

　　正在设法安民之际,张治中主席接到蒋委员长由南岳拍来的“队”电,电文说:“长沙如不守,务将全城焚毁,切勿迟疑。”随后又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转达蒋委员长的电话:“长沙必须遵照长沙军事会议的决定,实行焦土抗战,彻底破坏,切切。”军令如山,张治中主席不敢有违,乃于1938年11月12日下午召集长沙市警备司令酆悌和湖南省保安处处长徐权讨论纵火烧长沙的事宜。

张治中

　　会后,已是下午4点,酆悌赶回司令部,上楼,头向左转,面对我的办公室窗口,喊道:“执中,来。”我应声走到他的办公室。

　　酆悌说:“校长有电报和电话给主席,主席召集我和徐处长商议,决定准备放火。纵火的计划由警备司令部起草,同徐处长研究后送批。限令本日下午7点把计划写成。保安处筹备器材及纵火用的燃料,”又说:“石参谋长另有任用,你接替参谋长的职务。”我强调我刚到长沙,人事不熟,不堪重任。酆悌说:“士见危受命,义不容辞。”我问前方的情况。酆答:“我已和关麟征总部通话,万载方面日寇伤亡大,正在待援中;岳阳方面,日寇在新墙河北岸集中。”我说:“还远哩,何必太急。”酆答:“主席急嘛。”

　　下午6点,我把计划写好了,共13条:

　　第一条、日寇先头部队正在新墙河以北地区活动,长沙外围万一失利而决定弃守,在弃守前,必须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资全部焚毁,不资敌用。

　　第二条、派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一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本纲要第一条规定的任务。

　　第三条、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务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

　　第四条、湖南省保安处供给引火材料。

　　警备团领到引火材料后,发到连,由连长控制;社训总队则发到中队,由中队长控制。

　　第五条、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发布书面命令,方称为起火命令。

　　第六条、起火信号——首先,听警报(几长几短,忘记了),其次,看天心阁上火炬。听到,看到,方准起火。

　　第七条、起火的秩序—警备团区以天心阁为中心,逐渐向中山马路延伸火点。社训总队区,从圣经书院逐渐向中山马路延伸火点。不准遍地同时起火。

　　第八条、警备团派少校团附协助市电话局加强保密,不准泄露火讯并利用市内民间电话组成通讯网。

　　第九条、不准封锁渡口,不准管制船只。

　　第十条、严禁趁火打劫。

　　第十一条、未完成任务、弃职逃走者,军法从事。

　　第十二条、警备团和社训总队收到警备司令部之书面起火命令后,方准以班(小队)为单位进入起火位置。

　　第十三条、本计划大纲经湖南省政府主席批准,立即生效。酆悌看毕后说:“我们同到保安处和徐处长讨论,定稿后,再送主席。”

　　下午7点,徐、酆和我3人都在保安处。徐权看完,一语不发,提笔就改。原计划内定放火部队为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徐改为警备第二团。我说:“二团在郊区守仓库,调进城费时间。”徐低着头答:“徐团长精明强干。”又原计划规定纵火部队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徐改为以“班”为单位…酆说:“不易掌握。”徐答:“不在效外,在市区嘛。”徐处长显得极自信。

　　约7点半,酆悌、徐权、我都在主席办公室。主席批准了计划,又写了14个字:“限明晨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又说:“谨慎从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约8点钟,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社训总队队长王伟能应召开会。酆悌把上述情况详细传达了。又说:“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警备司令部办,我是总指挥,你们(指徐昆、王伟能)分任副总指挥,现在是准备,不是行动,准备主席检阅。”接着酆悌叫我宣读计划,我着重地讲了“防止失慎”的问题,因为当晚正在举行提灯会。最后酆悌说:“校长在长沙,我连夜没有睡觉,我需要休息几小时,有事问参谋长。”

　　约10点,保安处处长徐权催领汽油。徐昆领到后报告我。我说:“汽油要由连控制。”徐昆说:“徐处长叫汽油发到班。”我问:“王总队长呢?”徐昆答:“王总队长也是照徐处长的指示办的。”

　　11点,大本营政治部二厅康泽领导的爆破队来报到,我分配到徐团和王总队去了。

　　约12点,徐团长和王总队长都进入了准备位置,徐昆亲自把进入准备位置的草图送来了。我顺便问徐昆:“市内的情况如何?”徐昆说:“市内议论敌寇已经到新河。”又说:“我团的下级军官看到省府、市府、保安处和警察局都慌慌张张地后撤,埋怨没有安置他们的眷属,他们说日寇进南京杀了几十万人,他们耽心同样被杀掉。”我看出问题严重,当即报告张主席。主席在电话中说:“我们并没有放弃长沙,长沙东面和北面的敌人,离长沙各有一百多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陈诚长官都在长沙。蒋委员长正在调军队增强防务。告诉徐昆不要惊慌。第二团和社训总队的家属责成徐团长和王总队长就地疏散,尔后由省政府办转移。”主席又嘱咐:“检阅按原定计划。”

　　13日凌晨,我尚未就寝,讵料祸从天降,卫士来报,说南门起火,我上平台看,判断是“失慎”。因为南门属徐昆团的范围,所以我打电话找徐昆,而徐不在团部,徐团的中校团副也不在团部,团部只有几个通讯兵,说是都出去准备检阅了。随即打电话给省会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要他派消防队救火。文重孚竟说:“警察局都撤走了,消防队也撤走了。”我说:“警备司令部没有命令。”文答:“市政府叫走的。”我气得没有法。

　　不到一刻钟,南门3处起火。我想按计划,南门是不举火的地点,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我判断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可是消防队走了,怎么办?

　　我摇关总部的电话,总部答:“前方平静无事。”

　　我问张主席,主席亲自答:“我没有下命令。”

　　我打电话问酆司令,他的电话反应出占线的信号。

　　几个电话,几个折腾,壁上的钟敲了3点。看见全城火柱冲天。甚至警备司令部前后火舌肆虐,伸到我的办公室。我急忙夺路出走,到寿星街酆司令的公馆去。在路上看见警备团的士兵在放火不准我通过。我的卫士说:“是参谋长。”我问:“谁叫你们放火的?”他们说“你管不着。”

　　我到了酆公馆,酆从梦中警醒,闻讯,十分惊吓,只说:“徐昆闯祸了,徐权点的将,他原是个荒唐鬼。”酆司令邀着我同去见主席但车行至浏阳门,酆叫车停下,流着眼泪对我说:“你去无用,一切由我承担,校长怎么办,我就怎么受,反正是我犯了罪。你到邵阳行署报到。”我也流了泪,说:“我留下有好处……”酆悌气急声哑地说:“叫走,就走。”用手掀我下车。我在路上回头看长沙,烈火冲天，我的精神飘忽,筋内麻木……感到天地虽宽,已无容身之地。

　　蒋委员长在韶关得到大火的噩耗,于11月16日回到长沙。陈诚不满张治中。蒋委员长解释说:“这不是文白(张治中号)一人的错误,而是团体的错误。”及至汪精卫发出电文攻击蒋委员长“误解焦土抗战,虐民以逞。”蒋委员长才软禁酆悌并逮捕文重孚、徐昆。接着,以何键为首的非蒋要人,四起攻击,函电纷飞,斥责委员长为祸首。蒋委员长知众怒难犯,乃令钱大钓组织军法会审,处酆悌、文重孚、徐昆死刑。我亦于同年12月被捕到案,送重庆受审,处无期徒刑。徐权在逃,没有归案。

　　解放后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国民党长沙举火目的是烧八路军办事处并暗害周总理、叶剑英元帅等。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回忆1938年10月下旬,蒋委员长侍从室汉口电令酆悌:“妥善安排八路军办事处在长沙的驻地,并支持接运该处的大小行李。”警备司令部当即派宪兵营营长卫持平办理,有案可查。周总理到长沙,就下榻在张治中公馆。叶剑英元帅早在岳阳失守以前就到了衡山,其余八路军负责人均平安工作。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兼长沙人力物力转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自1938年10月中旬起就多次派员商请八路军的单位向沅陵方向转移,并正式行文通知有案。

　　总之,国共第二次合作直到长沙大火,从我手上经办的事,完全可以作证,双方都有诚意,所谓长沙大火是烧共产党的,纯属子虚。

　　敌骑未至而先自焚,致使千载古城蒙受浩劫,长沙军警当局应负完全责任。但把“焦土抗战”诬为“逃跑主义”,或“把准备变为行动”的殃民行为指作“政治谋害”都是不公允的。

　　在长沙大火过程中,国民党最高层从未提出“向群众征求同意”。相反,严嘱“保守军事秘密”,不准泄露。当然,长沙当局事前确已转移了大部份的人员物资,但做得很不够,特别是东、北两个战场后送的数以千计的伤病员无人运送,任其在街头苦楚呻吟,终罹火化的事实,难逃“无人心的残忍与麻木”的责备。

　　长沙大火由于地方政府文嬉武怯,措施失宜,酿成自焚的浩劫,致使蒋老先生陷入攻讦之中,一时难以自拔。重庆《新华日报》社论《论坚壁清野》的发表,肯定了“坚壁清野”的做法,给国民党政府起了缓颊作用。加之日寇原拟挺进长沙,忽于大火后后撤,长期逡巡不前,进一步证实了《新华日报》社论的论点。民众是爱国的,为了抗击入侵者,宁愿牺牲个人生命财产。社论发表以后,减低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怨怼。

　　长沙大火后不几天,周总理回到长沙,急忙调回大本营政治部所属人员,包括西南各地的演剧队参加长沙的善后工作。他认为,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是某些当权者的“恐资敌用”致触刑章的犯罪行为,但没有日寇的侵略,也就没有长沙大火。周总理回到长沙的那一天,张治中主席问:“你回来干什么?”周总理严肃地回答“我们回来是为国民党补过的。”(以上的话是长沙大火3年以后张治中在重庆政治部接见我的时候说的。)

　　国共两党的党史中蕴藏着瑰宝,读历史,使瑰宝出土,是两党当前的急务。过去两党确有互相依存,互输诚信的陈迹。今天,大陆巨人雄峙,岛上明星灿烂,没有理由不谋金瓯之一统。为中华子孙的前途设想,国民党应进一步考虑“共处之道”。中国共产党自倡导国共第三次合作以来,又进一步发展为“一国两制”构思,应该补充的补充了,应该为对方设想的尽量推己及人了。中共不但在政策方面,以互尊互利之道相处,而且在社会教育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解开疙瘩,用历史的本来面目教育群众,为国共第三次合作铺平道路。因此,我坚信必底于成。

　　(原载《长沙文史资料》第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