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2日,国民党政府在一夜之间把一座繁华美丽的长沙城变成了可怜焦土。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不可数计。现在想起来,还使人余愤不息。
大火后的长沙
当时,我在资源委员会锑业管理处搞总务工作。处长是湖南省财政厅长尹任先兼任的。尹是蒋介石的亲信,他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是深知底蕴的。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的铁蹄跨过武汉,逼近湖南边境时,就指示锑业管理处迁到零陵桃江冲去了只留下一小部分人在长沙办理未了手续。我也是留下的一个。因此,我竟目睹了这一场天怒人怨的浩劫!
长沙大火的前一天下午,我到力报社去打听消息(因报社消息比我们灵通,并且我当时还兼任了力报社的经理部长)。适逢长沙警备司令中的副官长沈印心,正在力报经理部和一位工商界的朋友谈话,他说:“最高当局决心焦土抗战。日寇逼侵长沙,这两天情势特别紧张,警备部奉令组织了十几个放火队,必要时,从东南西北四门放火。”并且慎重地交代说:“这是机密,你们可千万不要泄露出去,弄得不好是要杀头的。”我听了这个消息,便再三拜托沈印心,请他在紧急时打个电话给我,并随即转回锑业管理处,把情况告诉总务主任曾省斋,要他作好一切准备。
12日晚上12时左右,警备司令部来电话找我,我拿起听筒,只听到“今晚会放火”几个字,还没有问清对方是谁,就挂筒了。很可能是沈印心打来的。我把铺被卷好,想再打个电话给警备司令部找沈印心,问清详细情况,以便决定行止出路,可是电话已经不通了。我感到情况严重,于是立即搬行李上卡车,这时,北门已经起火。街上喊声四起,吆喝喧天,哭的哭,叫的叫。
我坐着卡车从南门出城,沿街看见许多商店货物堆积如山。长沙吃紧后,交通工具都被军警机关控制了,商店和居民的物资绝大部分未能运走,均被付之一炬。损失之大,无法数计。而那些狠心的放火人员和流氓地痞却在这时东家进,西家出,趁火打劫。
我刚出城门不远,四门都已火焰冲天,人流如蚁。好些老弱妇孺,哭哭啼啼,有被汽车压死的,有被人群踩死的,其状之惨,真令人目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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