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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大火·名城血火〗文夕大火的几点回忆
来源:原载《长沙文史资料》第1辑   2019-11-14 16:53:11

  1938年10月,国民党消极抗日,放弃武汉,11月12日夜半,又纵火焚烧长沙,演成湖南人民空前未有的浩劫和灾难。我于11月5日由常德调来长沙,任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现根据回忆,将我这一个星期左右的亲身经历及一些活动,记述于下:

  首先要提及的是酆悌。他是蒋介石亲信、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1935年被派赴德国当武官,抗战初期奉召回国,就在军委会侍从室任六组组长,兼中央政校归国学生训练班主任。张治中奉命主湘后,酆悌就积极活动,欲任湖南省保安处长。张在南京表面上允诺酆悌的要求,酆信以为真。不料,他回到长沙后,处长职务已被徐权占去,酆悌只能充任第二区专员兼常德县长。他住在高升巷私邸,拒不上任。后他又避居湘阴高家坊左曙萍家中,巧用书信与张治中吵闹。张派员慰勉并以亲笔信劝告,责以大义,他方于2月中旬赴常德就任。不久,张治中让他兼任二区保安司令,管辖常德等11县,不再兼任常德县长。他后来又通过军政部关系,建立了常德警备司令部并兼任司令。

张治中

  1938年10月,酆悌调任湖南省会警备司令。他任陈祺为参谋长,左曙萍为参谋处长,孟慰民为副官处长。除孟慰民奉电于同月赶到长沙外,陈、左均在11月初先后到达。陈、左接事几天之后即离职他就。酆悌又找石国基任参谋长,许权为参谋处长。不久,孟慰民又去广西军校工作。几天光景,人事大变动,内部各派相互扯皮,工作一塌糊涂,很难开展。两个警备团事关军事布置,原由副官处指挥。我接任副官处长后,方签呈归还参谋处建制,改由参谋处指挥,以明责任,当获批准。

  酆到任时是个光杆司令,自己没有掌握部队。他感到依靠别人队伍不行,非常苦恼,于是想成立一个警备团,并决定首先成立特务连,把我由常德带来的常备队士兵50多名为基础编入特务连,担任警卫。还在小吴门设立散兵收容所,作为警备团兵员的补充之他与军管区滕杰参谋长洽商饷械、被服等事宜。几天后共收容了300多散兵,但却被关麟征总部提去补充兵额。

  蒋介石7日来长沙,我奉命到飞机场担任警戒副指挥。等候整天未见人影,后来才得知蒋已坐汽车到长沙,住在何键的蓉园,并召开军事会议。酆悌参加了会议。在湘北的关麟征、杨森两个集团军司令也赶来参加。我奉酆悌电令送毛巾、牙膏、香皂到蓉园,交给侍卫长王世和。当时蓉园附近戒备森严,不准行人和车辆通行我会见了王世和,并将毛巾等物交给他。王世和对我说:“力余在内开会(力余为酆悌别号),你回去。”这次会我没参加,但会后许权对我说:“委员长这次召开会议是讨论关于整个战局部署问题,并提出要破坏长沙,实行焦土抗战。具体方案则要我这个小小处长拟出。这比作战计划还要难啊!”

  11月10日下午,在白马巷司令部,召开长沙各机关、各公法团体、水陆警察局、省市党部、在长沙的中央机关、军警宪各单位的联合会议。会议由石参谋长主持。他说:“由于湘北战事紧迫长沙要放弃并进行破坏,全市要作紧急疏散。”接着,许权宣读了破坏长沙的具体方案(内容已记不清了)。他还说,这个方案业已报呈省府核示,长沙撤退时执行。会议还决定为此成立专门的指挥部,下设区指挥和若干纵火队。后撤警戒由徐昆领导的保安二团负责。徐昆、文重孚、许权等都是区指挥。我所认识的靴鞋业工会的李秉乾就是纵火队长之一(李秉乾曾担任过少校谍报主任)。会议最后决定,破坏人员完成任务后才能撤退。散会后,参谋长命令副官处派员随带武装一班,在东西两岸公路道口,截留来往空卡车和司机,交参谋处验收指挥调遣,用来载运爆破装备和汽油。两天不到,就截留二十几部卡车、十几个司机,汽车摆满了白马巷,司机则留在司令部监视起来,限制行动自由。因为放火是保密的,不能向他们说原因,因此他们不知犯了什么罪,虽有饭食招待,但仍牢骚满腹吵闹不休。有胆大的不服控制,冲出门卫跑掉了。

  与此同时,还控制水陆交通。上至靳江河,下至三汉矶一段江面,及东西车站都设有检查站物资出境须持有司令部副官处发给的通行证方能放行。各站工作均由副官简洁专职负责。

  自司令部这次会议后,长沙便实行紧急疏散,市区出现战时状态,人们惶恐万状,当时各机关相继撤出长沙,省府也已在邵阳设行署入夜,全城关门闭户,行人绝迹,街上漆黑一团,凄凉万状,仿佛敌人即将到来。当时来副官处申请物资通行证的络绎不绝。由于人人争相逃命,交通工具紧缺,检查站又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疏散工作。

  纵火长沙虽然已成决策,但放火的时间并没定死,这要视日军进攻长沙的速度来定。11日,市商会主要负责人之一、湖南电灯公司总经理肖莱生来司令部会我,并为电灯公司机件拆迁疏散间题,和我一起去请示酆悌。酆当时答复是:前方尚好,百姓疏散不妨,电灯公司何时撤出长沙还没有接到命令。有什么变化,沈副宫长会告诉你。

  11日晚,康泽从江西来,街市无法食宿,来司令部找我。他在我房间摇电话与关麟征通话,得知前方平静。12日清早,康去南岳。

  12日傍晚,我与关总部通军用电话,前方仍无恙。后来,我和警卫胡光明上街走走,市面平静。回来后,又处理了一些文件。12点,胡光明煮好鸡蛋送来,我吃完就寝了。

  睡不久,警卫酆瑞林走到床前喊我,并说市内起火。这时警钟响声零乱,我急忙爬起并摇电话,但已不通。派人走后门去找消防队,消防队人员和车子都没找着。我感到奇怪,于是上楼呼喊石参谋长,询问是否已下命令放火,石说没有。于是我们一起登楼观望。这时城内已有几处起火,钟声更加紧迫零乱。我们赶忙下楼,叫司机开一吉普车,急驶到八角亭口,只见3个士兵,全副武装,有的手持十字镐,站在街心,有的则点汽油放火。我们问:“谁要你们这样做?”他们说:“是团长的命令。”我们又问:“哪个团长。”答:“徐团长。”我指着石国基对他们说:“这是司令部的参谋长,你们排长在哪里?”答:“不晓得。”我们又到司门口,也是同样情景。

  我们从东牌楼、南正街到南门口,沿途均已放火,但没有碰到个低级军官。我们站在南门口,发现天心阁附近也起火了,便回头进城。走到中华国药局门口,只见两个士兵在敲打大门,几个士兵抬起汽油向大门泼去,我和石国基大声制止不住,只得由原路往回走。石国基决定坐吉普车去见张治中,我下车走回司令部。这时特务连几十人站在司令部门口,鱼塘街的火已烧到司令部后门。我要谭连长和陈排长带队伍到大西门河边等候待命。我一个人跑步走药王街、三泰街到高井街司令公馆喊酆悌,报告了起火情况,并问司令是不是下了放火命令。酆说“没有”。他还说:“怎么搞的?

  “拐了,拐了。”酆说要去见张治中,并要我到对河等候,一同到邵阳去,他还要我通知特务连长去张治中那里接他我即经永丰仓到了大西门河边,站在码头上,只见火光冲天,爆炸声响接连不息,顷刻间全城变成了火海,沿途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喊声震耳。人人都在呼喊:“放火为什么不把信给老百姓?”大家都在争先抢渡,江边拥挤不堪,秩序混乱。我是乘军轮渡河的,并在荣湾市等候。

  快到中午时分,特务连谭连长来说:“司令坐在主席值日官室没有见到主席,要特务连回去。”于是我偕同警卫胡光明、酆瑞林乘汽车团军车到益阳。在饭馆里吃饭时,碰一省府熟人专车到沅陵,我们又坐他的车到常德,住果行泉家里。14日到常德警备司令部会见了唐生明司令。唐告我说:“长沙无恙,酆已扣押,交军委会审判。石国基、许权在逃。”几天后,主任参谋奉示约我便餐,在用饭前他对我说:“胡宗南来电力保酆悌,正多方营救,不晓得老头子(指蒋介石)打算怎样处理。”不一会儿,酆悌、文重孚、徐昆3人被枪毙的消息传来了。此后,我回到常德仙池乡家里,准备由益阳转邵阳去。走到马迹塘,碰到由邵阳来的方典湘团长。方说:“刘爱山、黄文辉任一九七师正副师长,驻防慈利,不要去邵阳了。”他还说,左曙萍在省府行署,形容憔悴。于是,我又折回常德去了。

  我住在常德果行泉家里,天天和常德警备司令部朋友闲聊,无所事事。不久,在司令部当参谋的胡君望也回到常德。他说:“酆死后,派人赴湘潭购楠木棺材,盛殓装过,并在识字岭搭棚祭奠,祭奠文是我写的,祭文中有‘代人受过’等词句。”胡还说:“酆司令的确没有下放火命令,是徐权处长口头命令,徐昆预行演习。混蛋徐昆召集全团讲话,不晓得是怎样下命令的。”文夕惨祸由“纵火演习变成大火慘局”,“酆悌是替徐权而死”等说法即来源于此。

  (作者沈印心,时为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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