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名城血火〗我在文夕大火时的亲身经历
来源：李芸菁   2019-11-15 14:03:39

　　1938年,广州、武汉相继沦亡后,长沙岌岌可危,全城人心浮动。自10月底迄11月初,人们相率逃难,长沙成了一座死城。当时主持湘政的张治中,恐日成病,张皇失措,于11月12日晚竟令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纵火长沙,使千古名城付之一炬。造成了千年罕见、举世骇闻的“长沙文夕大火”惨案。

　　我是长沙米商李佑荪之子,时年24岁,继承先父之李永盛米厂而经营之。因广州失陷,我厂由粵汉铁路局运穗之若干谷米车皮,停滞在途中各站,乃往韶关、郴县、衡阳等处理,草草完竣之后,乃于11月11日乘由衡阳返长的最后一次列车,于12日上午9时抵达长沙。因之得以耳闻目睹当日当夜的大火惨情。

大火时的长沙

　　那一天,列车上乘客寥寥无几,人人心中似有沉重包袱,相互之间很少交谈。我只好找乘务员,求他告知长沙情况。他们并不热情回答。其中有位好心人告诉我:“这趟车是开往长沙的最后一次列车,不知能否开入,即使开进去了,亦不知能否开回衡阳。”接着他说:“这主要是只要这趟开转,就要将铁路拆除。”我问:“日军进人长沙没有?”他不知。我只好忑忐不安地随车北上。

　　车行经株洲易家湾时暂停。站上难民广集,但无人上车。车行后,我朝窗外望去,只见难民扶老携幼,肩挑车运,沿铁路向南步行,络绎不绝。奇怪的是,沿路除车上路警外,并未看见国民党军队的一兵一卒,根本不象战时的紧张状态,我大惑不解。列车到达长沙东站,情况突变,站台上难民很少,甚是冷寂。出站时,见站口悬有粉笔书写的黑板一块,上书:“本站上下列车均停,以后上行车次,改株洲为起点站。”至此,我才悟出东站突然冷落的原因。

　　出站后,只见东站路、落星田一带两旁铺屋和住户的门已全部上锁,有的还用砖墙封门。我想,这恐怕是小街道才是这般景象吧!但待穿过藩后街,走到比较繁华的东长路(今蔡锷路),一看比小街道更加冷落,再朝南北两头一望,不见一人,顿时骇然。我急急忙忙地向高升巷家中走去。到家时,只见前后门均已封固,幸喜邻居吉丰粮栈的高氏兄弟未走。他们告诉我,我全家人已迁避河西乌山问及我厂时他们说,可能有人在守屋的。我随即赶到金家码头李永盛米厂去。这时,我自下车已有两个小时,除与高氏兄弟谈几句外沿途未再遇到一个相识的人,而不认得的人也不到10个,更没见到一个士兵或一个警察。待回到米厂时,只见封门闭户,此时此刻真为食宿担忧起来。

　　我想八角亭乃繁华街道,说不定能在该处遇到一个熟人,求他解决食宿问题,或有希望,因之信步朝市内走去。当我走到八角亭时,悄无一人,南望南门口,北看走马楼,西顾药王街,东盼白马巷,既无人影,更无声息。我只好在大盛绸庄门前石阶上坐下休息。约半小时后,见走马楼处来了一人,是叫周志华的熟人,以挑大箩筐收购荒货为业的。互谈之后,经他带到他一位尚未逃走的亲戚家里,约在下午3时许,才吃了顿午饭。但他的亲戚不同意留我住宿周因患有眼疾,要寻找药店购眼药,乃陪我出来。当时,九芝堂、寿芝堂、四怡堂等药店都已无门可找,最后到了马应龙眼药店,该店仅有一人守屋,经再三要求,才在抽屉内寻了仅剩的一包。当我们要付钱时,他拒而不收,只好道谢而别。我俩行经司门口时,又见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是我下车后在市区内首次见到的骑自行车的人,由南门而来。近前一看,原来也是个熟人。此人叫刘煌初,在省会警备司令部做事,我在某次京戏票友演戏时,与他打过交道,故也认识他。我们便齐声叫他,并向他打听时局。他闭口不谈时局,而嘱我赶快出城,不要在此久停。我问他:“日军会不会马上进城?”他笑了一笑说:“等着瞧吧!”说后骑车自去。周因眼病急于敷药、也匆匆告别而去。

　　是时日已衔山。乘着夜幕快临之际,我迅步走到大西门正街在各粮食行门前徘徊观察,发觉源泰粮行门上没有上锁,想必有人,待敲叩一阵后,大门徐徐启开。该行股东罗福生走了出来,看见是我连忙迎了进去。里面有四五人,有的在清理行装,有的在弄晚饭。我向罗说明来意,罗说:“这里有很多铺位,并正在做饭,今晚欢迎你这位贵宾,明早一道下乡去。”饭后,有人倡议同到附近街头看看死城,以志莫忘。除留一人守屋外,我们5人乃缓步街头,只见路灯灰灰,万户萧萧,加之秋风飒飒,秋蛩鸣鸣,景象实在凄凉。大家意兴索然,约10时许相偕回行,皆僧入梦乡。

　　大约是凌晨2时许,只听得满街人声鼎沸,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疑惧万端,不敢开门窥看,而由罗福生亲上屋顶晒台观察动静待他下来后说:“不好了,东南角、西南角起大火,但无枪声,你们去人到河边看看有船只否,准备过江。”待去河边的人回来说:“河边难民已人山人海,船只甚少,挤渡落水者甚多。”于是罗福生当机立断地说:“一切照原计划进行,守屋者如见火烧至本街,就夺路逃走。去西乡者,上可去猴子石,下可奔凤咀渡河。去南乡或东乡者赶快行动。”罗对我说:“你也不必去西乡了,同我一起去东乡好了。”我接受了他的意见遂相互告别,出了源泰粮行。罗又说,他有个本家侄儿在三王街集雅楼茶馆做事,听说病了得顺道去看看能带他一道出城更好。我遂同罗福生走到集雅楼,该茶馆也有几个人在整理行装准备逃难,见罗和我来了,忙说:“你们来得正好你的侄儿罗××病重,不能行走,而我们家都住在南乡,不能同逃。”罗看了病侄一下,思索了一会说:“先搞出城去再想办法,但要请你们帮忙抬到城外。”他们说:“火势大了,请你们先想法把他搬到浏阳门,我们再来接济,因为我们还要切断电源,取下电表带回乡去。”当时,该店既无担架,又无板车,大家不知怎么办才好。罗急中生智,忙在店内寻了一张坚牢的大靠背椅,并用茶铺待客的毛巾联结成两根绳带,叫大家将病人抬上靠椅,移出店外,就用绳带斜挂两肩,以靠椅之后两脚作盘,背着拉走。行前尤股股嘱咐他们到浏阳门口接济。

　　罗福生和我将背椅连推带拉,经药王街、八角亭,见南门口带已是火海,并蔓延到红牌楼各大商店,而大盛绸庄、介昌绸庄之门已被撬开,有人在出进搬物。我白天在此歇息时,墙门甚坚,现在何人将它撬开?心中犯疑,但无暇过问。我们穿过白马巷,走藩后街,到了浏正街。浏正街是一陡坡,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靠椅“病车”弄到了浏阳门城门口。歇下来休息,等候集雅楼“援军”的到来。病人此刻已昏迷不醒。当我和罗福生在浏阳门口休息时,只见向城外逃难的人如蚁,哭声、叫声不绝。

　　浏阳门城门南端停放了不少汽车和摩托车,汽车上还有人守护,到底储放何物,不得而知。后来又开来一部汽车,借助路灯,我认出车上有位叫李秉乾的熟人。我知道他是开印刷厂的,同时又兼军政界的一些差事。我和他同桌打过牌,也算是点头之交。他下车后,对车群中的人们说:“大家稍等,马上有行动命令来的。”说完他就站在汽车旁边“待命”我想打听一下起火实情,忙走上前去打招呼,并问他起火的原因。他说:“这是上级的命令,我被任为放火的行动队长,总部在天心阁,南门的火正在蔓延,我们集结在此,是待命向北城去的。”当时,我并不理解放火的目的,又不便多问。没有多久,又有另一部汽车开来,呼啸一声,所有集结的车辆,纷纷循环城路(即今建湘路〕向北飞驰而去。未几,集雅楼的人来了,他们说:“我们才从八角亭过来,司门口已烧,几家绸缎铺的门墙均已洞开还有人在门口叫喊说:过路的人,有要搬东西的,都请进来,见啥搬啥,听任所取。当时看见有人进去搬了布疋出来。”我们笑着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搬点?”他们说:“自己的东西都拿不动,还要别人的东西做什么?”这时罗福生说:“病人已昏迷不醒,靠椅快要烂了,再不能推了,须改推为抬。”于是,他们忙将病人所坐卧的靠椅,套上扁担,抬上了肩。我则用扁担替他们挑了几件小包裹。我们行经南元宫,到了长岭上,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停下休息。这时,有二三十人结队踉跄而行,装束语言都不一致,向我们询问去湘潭的路从这些人的说话语气听来,他们对四城放火之举,非常气愤,其中有人竟说要抓蒋介石去算帐。我用手电照了照他们的行李箱,上似有“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字样。当时我感到惊奇,心想他们为什么也同我们老百姓一样地逃难呢?这个疑团,还是在解放以后,阅读了一些有关文件,才有所明了。

　　”正待我们抬起病人要走时,一阵西风,把全城火焰浓烟吹滚过来,烫得面孔发热,烟屑沾满头发衣服,隐约的惨叫声与火烧房屋的爆炸声汇成一片,真是惨不忍闻!突然,数声巨响,只见若干缕红光火舌,冲破黑烟,直入天际。此乃是整桶汽油爆炸所致。

　　待我们将病人抬到阿弥岭时,东方已经大白,而长沙市方向黑烟滚滚,火气逼人。站在阿弥岭下,如倚立冶炼炉前,挥汗如雨。罗福生叫集雅楼的人各自转道回去,又搭信至鹿芝岭,叫家里派人抬轿来接病人,他和我站在路旁茶店等候。据出城稍后的难民行经阿弥岭时说,四城全部火起,都是便衣队放的,他们是用手摇救火机将汽油喷射各处后再用棉纱火把醮油引烧,如遇封火砖墙住宅,则先用手榴弹炸毁建筑物,再用前法纵火。我想放火队无穿军装者定是已经改装。他们还说,烧每条街时,先烧两头,中间未着火者有补火队补之。这样,火起后,各路出口被火封塞,很难逃出,我们要不是路熟,要不是有点劳动力,包抄大街小巷,击破一些未着火处,找出生路来,险些葬身火海。有的难民还说,城中未能逃出者,数量一定不少,尤其是那些从前线撤来分住在市内十几处收容所的国军伤病员,大多未能逃出,葬身火海,其间哀嚎慘叫,声震里巷,真是惨绝人寰。当时听闻者皆为泪下。为罗福生所救出来的病侄,此时已清醒过来,更是嚎陶痛哭说:“福叔,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如果病好了,永世不会忘记您的恩德。”罗福生说:“你还搭帮这位李先生,是他与我合作,才使你未被烧死,你也要常常记着。”我说:“这算不了什么,但愿你早日恢复健康。”等了几个小时,罗家接病人的轿子仍未至,罗福生便要我同到他家去我说:“我老家在五美乡,岳家在团头河,到你家去都很方便,我将会要去一趟的,不必拘泥于今日。不过,我想等到你家轿子来后再走。”罗福生说:“此刻轿子未来,再等下去,到家时候当在深夜,你不如马上就走,不应陪我老等,趁早赶到老家或岳家去,免得错过食宿之处,反使我不得舒服。”经他再三催促和病人的一再劝说,我才与他们告别,随着大群难民朝岳家走去,于傍晚到达。后来听说罗福生和病人等来轿子,亦于是日半夜平安回到鹿芝岭家。

　　我避难团头河岳家时,谣言纷纭,莫衷一是。待10天以后,方知日军并未陷城,而是“官兵放火”。同时获悉,我外婆陈家在北门外福寿桥的房屋未被烧毁,家人已经回去。约一个月后,我实在忍不住了,便怀着冒险的心情回到了长沙。

　　进入市区时,南元宫似乎还有几间未烧尽的零星房屋待走到浏阳城门口时,只见浏正街街心部分,已清出一条小路,而一股烧焦气味扑鼻而来,两旁个别大堆,尚有余火未熄,各处危墙高耸,参差不齐。东站路上,行人零落,有极少人从乡间搞了杉木皮靠着大马路临街危墙搭了个小棚栖身。南正街还有一至二处倚临街危墙搭棚卖米粉者。大西门河街一带粮栈米厂的余火,较其他地方更盛,入夜后,谷火煌煌,仍然照得周围一片红光。如把上面烧焦部分揭去,其中如雪似银的一堆白灰,如取之擦牙,是为妙品。南门口和北门口,在白天时,有一二处小贩出售油粑、米粉,入夜则无。凄凉景象,不堪入目。

　　进城后,我住在外婆家。几个表侄告诉我说,早几天传说,撤消了张治中的省主席职务,并已把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乎枪毙了,还出了罪状。他们又告诉我说:现在城里成立了长沙市火灾善后救济委员会,并出了公报,订于明天(大约是当年古历11月中旬某日)上午8时,在省教育会坪散发救济金,不分男女老少,不问姓名住址,不管工农商学,不计富贵贫贱,按人头每人散发5元。当时我是疑信参半的。当时,我家仍在西乡尚未搬回,甚觉清闲,于是想借此机会,去看看热闹。第二天早起,在北门口吃了碗粉,忙向教育会坪走去,想先看看枪毙3人的罪状和散发5元的公告,待走至又一村口时,则有大幅公告贴着,而罪状不见看公告内容,与表侄所告我者相符,乃信步走至教育会坪,原想应

　　当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事实却大谬不然,满坪之人只占全坪三分之一面积。心想5元救济金并不太少,就当时经济价值而言,可值光洋3至4元,可买大米一百斤(当时以升斗计),可买10支装老刀牌香烟一条(计50盒,约当现高级香烟两条)。劫后难民难道不需要这一“雪里送炭”吗?真不可解。延至中午前后,才稀稀落落地有一满坪人。

　　我在教育会坪门前遇到了一位与我同办过长沙夜报的熟人陈基,他是民初湖南军政府副都督陈作新的独生子。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担任此次维持全坪发赈秩序的成员,并说:“你既来之则安之稍等下子就会发赈,何乐不为?”我仍怀着好奇之心,想看这场热闹的究竟,遂走入坪中,四处走动,延至10时,不见动静,甚想外出放弃这场受赈“恩惠”适陈基走来,劝我再等一下,我不忍拂其好意,只好不再作走的打算。其他维持会场秩序的人,见受赈者人数勉强能站满全场,就叫大家席地而坐,声称发赈在即。因见我与他们的负责者多次来往闲谈,疑我也是工作人员,并未叫我坐下,也未理我等至下午一时许,我已腹饥难忍,正想溜之大吉,陈基又来了,塞给我3个茶盐鸡蛋,并说:“我知道你已饿了我们工作人员,今天中午是以此三个茶盐鸡蛋代午餐的,请你也委屈吃了它吧!”我接过来吃了,并决心等下去。日头西沉,皓月当空,大家久坐难挨,都吼起来了。此时,陈基又送来了3个茶盐鸡蛋作晚餐,并把我送到巡道街的教育会坪门口,对我说,马上就发款了,你领款后到正门处来找我,并叫我席地坐在前排,我只好遵办。果然在8时左右,门前摆着一张方桌,燃着4枝白蜡烛,有4人经手发钱,每张票面都是5元整数金额,而所放出的领款之人,要经过两个板凳做的门缝鱼贯而出。穿出间缝口时,即有人付给法币5元,不要任何手续,领后就走,不准在发放处逗留。由于我站在前数10人当中,出板凳间道后,即领到了赈款5元,未敢停留,遂赶至正门,此乃为保卫人员和工作人员出入之门陈基见我,将我引到靠五堆子西门发放处,又把我排在前数10人当中,仍叫我领款后再去正门。我又如法炮制,作了第二次领赈灾民。第三次仍是陈基把我由正门放入引入领赈群众中,此次未排在前面,我只好按序跟着队伍后面领款而出。我出坪时坪中剩人不多,而月色当顶,已近午夜了。此是我花了一天半夜的时间,做了两次浮领赈款法币10元的丑事。

　　长沙文夕大火后仅存的房屋,比较完整的只有国货陈列馆(现中山路百货大楼),其他如东南北三郊的城乡交界处,尚有部分零星破屋,市内如东区东茅街、小瀛洲一带,风凰台、堂皇里等处,南区的祝盛岗、油炸巷、天鹅塘等处,北区西园北里、龙王宫、营盘街局关祠等处,也有零星残存的房屋。但纵观全市,一片废墟,惨绝人寰,不堪叙述。

　　1983年3月，作者李芸菁时为长沙居民，家为长沙米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