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名城血火〗火劫亲闻录
来源：龙楠林   2019-11-15 15:24:01

　　“文夕大火”发生的时候,我16周岁,在湘阴高家坊镇(今属汨罗)种田。记得是大火前一天晚上,我娘对我说:“昨天你福伯伯回来,说城里搞疏散,限3天时间都要搬走。你明天最好进城去看看大姨妈,她们若是想到我屋里来住,就接他们全家都来。”我大姨妈姓蒋,住在长沙南门外碧湘街19号,隔壁21号的同兴木铺(今碧湘街菜市场对面)也是她家开的。前些年躲兵,她曾举家迁住我家。

　　次日黑早,我扒了几碗饭,提着几个蒸红薯,带几个铜板作过河钱,就“起旱”往城里走(当时火车还开行,但都是军车和拖拆下的铁路设施,不载客)。从高家坊火车站到长沙东站38公里,所以下午大约两点多钟就到了浏阳河。只是距长沙城越近,就遇上越多肩挑背负、扶老携幼的人群,一个个行色匆匆。

　　大约下午4点,我进了城,到达碧湘街。从同兴木铺守店的王先生口里,知道我姨妈举家迁回长沙北乡果园老屋里去了。王先生热情地留我在木铺里住宿,接着他问我沿途的情况,于是我们的谈话便到长沙乱七八糟的局势上来了。他说:长沙城里就是被谣言害龙楠林,湖南汨罗人,时在乡务农,曾经历大火,于大火事所闻颇多。成这样子的。说自“七七”事变以来,谣言天天有,只是国军打了胜仗,谣言就少些;打了败仗,谣言就多了。在同兴木铺吃了晚饭,我就到白马巷警备司令部去,因我伯父的儿子龙槭林在司令部当机要秘书,来时他家里给他搭来了衣服和口信。

　　谁知槭林兄一见我就问道:“楠伢子,你这个时候跑到城里做什么?”要我明天早上赶回去。“快戒严了,你回去吧!记得明天赶早回去。”他给了我两元钱,也给他家搭了钱。

　　三兴街有我家一个亲戚开的一制镜店,那晚也都疏散了,只留下一个守店的先生。他听我讲是今天进城的,便急匆匆地问我道:刚才街坊上都传说日本军队占领了霞凝,他们的便衣潜入北门城里写日文标语!”我说我是中午时分经过霞凝车站的,根本没有那种事,而且铁路沿线到处有军队。两人争了许久,我告辞走了,谁知戒严了,不准通行,只得又返回去睡在制镜店楼上。

　　在我的回忆中,这晚下半夜南门外油桶爆炸的巨响把我炸醒了。但翻个身又睡着了。直到警钟楼敲钟,警察局起火,才被守店的先生叫醒。一看,满房浓烟,火光闪闪,我抓起衣服,也不知怎么飞下楼冲出门的。

　　我冲出了火海,却遇到了提着油桶、火盆的警备二团放火队迎面奔了过来。我躲在一旁让他们过去,才又向前飞奔。我听见“梆梆梆”的梆筒声,发现一个更夫在坡子街逐户顶着各家户的门窗使劲地敲着,喊着:“快起来呀,南门烧起来了,城里也烧起来了……”我抬眼一看,果然南边天烧得通红,烟雾冲天。我又吓慌了,因为我从三兴街出来还只熟悉从三王街坡子街出南门口的路,万——南正街烧起来了又怎么办呢?我跑过去问那位打更的,他说:“南正街现在还是放火队留的退路,可以走!”我强撑着发颤的身躯、僵软的腿脚往东飞奔。赶到了南门口,一看,社坛街、碧湘街一带都成了二个大火炉,西南方向不远一团突起的大火,可能就是同兴木号的木材、梅枋正在燃烧。

　　我虽庆幸自己逃出了火海,但也认为日本鬼子可能真的是进城了,心里又慌张了。怎么办呢?眼下到哪里去呢?我记起了大姨妈在长岭左家塘茅草山里有两间房子,便随着人流往东面去了。王先生就到了那幢房子里,一见面他就滔滔不绝地讲那一声爆炸,把木厂都震倒了,起来一看,社坛街尾和沙河街方向与游路上起了大火,便奔进屋提着一口箱子,从总铺巷的后门逃出来了。

　　我俩来到山头上,一边看火,主要是察看鬼子的动静好逃命。忽然一阵宏大的冲锋号声自西北方向传来,我以为鬼子打过来了,吓得心慌胆颤。王先生说日本军队号兵不可能吹中国军队的曲子,又听见冲锋号越吹越近…才知道是一列火车向南去了。

　　分本次日下午,我因怕父母挂念,便回家了。”

　　二

　　“文夕大火”后一年多1940年元月,记得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这天,甲长派我和另两人去送军粮。我们草鞋赤脚,各挑着一担米赶了六七十里路,半下午到达那个师司令部。吃了饭就往回赶,大概走了不到20里路,天黑了,便到一个农家借宿。

　　在围塘向火的时候,我看见他家有个30来岁的男子汉,总是不停地自说自道,但听不明白讲了些什么。我问主家,才知道是主家的胞弟,在长沙大火中被炸得双耳失聪。我想我俩都是大火的难友,便大声问他在哪里炸的,他光着眼晴望着我又是摆头,又指耳朵播手。原来他在警备二团当兵,是大火后逃回来的。他老兄讲刚逃回来的时候念的话都听得懂,渐渐地声音就越来越小,总是念那几句现话。他说:我们先在潘家坪守仓库,晚边跑步到南门外的,要烧掉那一块地方。半晚上排长喊将放火的油分到组,把炭火燃烧,派人到晒楼上去打望,看见天心阁起火就烧。但前面一嶂山遮住了,看不到天心阁。又叫我们跟排长去搜索,过了铁路那边好远好远;又找打更的问,都没有什么,就回来。外边冷,排长到了堂屋里,里面油气熏,我闻不得就回来了。不久排长那边烧起来了,火好大,吓死人了,班长急得乱跑,喊赶快分油油桶抬进堂屋的四方桌上。又听见副班长在晒楼上大喊天心阁起火了,就拧盖子分油,盖子一松我就闻到了那种臭气,就要呕。我跑出门蹲在街边上呕,什么都呕出来了。忽然弟兄们都往门外飞跑,我一看他们满脑壳满身都是油,喊冷往火边上围。油气好重,我受不了,就跑,想跑到没有油味的地方去。突然“轰”的一声,我倒在街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是火把我烧醒的,一看住的房子都成了平地……

　　1954年,我老婆在汨罗黄柏乡教书。那时我因为准备写文夕大火的小说,我估计那户人家是在黄柏乡境内,所以沿大路找过,毫无结果。后来一想,当时为了坚壁清野,所有的大路都挖成“弓”字形,不好走,我们是选小路走的,又忘记了屋场和户主的姓名,且冰天雪地,我们晚进早出连屋场模样都模糊不清。

　　三

　　且龙械林是我伯父的独生子,排行老大(我是老三),中山大学毕业后教书,是通过酆悌的后期同学左曙萍、龙次云(我堂叔)认识酆悌并为他赏识,拉出来当长沙警备司令部机要秘书的。文夕大火后他没有回家,径直到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当秘书去了。后来侍从室撤消,就调国民政府文官处、总统府文官处,直到1980年我和在台亲戚联系上时,他还在,不久便去世了。

　　我是1940年5月应征当兵的,到驻防广西桂林的高射炮部队当炮手。1942年初我防空学校毕业,分配到新组建的专责保护长江航运的高射炮部队,从重庆经过时,在他(龙槭林)家住了一夜记得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互问火烧长沙那晚是怎么逃出来的。真是一讲起“文夕大火”,就有说不完的话、发不完的牢骚。

　　我责怪他为什么不把当晚烧长沙的消息告诉我。他说他也没料到那晚就烧的。他说12号那天早晨报纸登载岳州失守的消息于是又一个谣言高潮和疏散高潮在长沙全城兴起。大概是上午1点,酆悌派传令兵找着参谋处长许权和我到他的办公室,说上午同省保安处徐权处长到张主席那里开会。张主席对我们传阅了蒋委员长“我军撤出长沙时烧毁全城”的电令。委员长侍从室又打来电话,重申了委座撤退时火烧长沙的坚强决心。张主席也决定立即开展焚城准备,并指示由许处长执笔,由我协助草拟《长沙市焚城准备纲要》。我很不高兴,上有参谋长、下有科长、校级军官一大堆,却叫我这个教书先生来拟写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计划,真是乱弹琴我对许权一推,说有急事就走了。

　　下午4点多钟,张主席批准了《长沙市焚城准备纲要》,焚城准备就这样展开。当晚戒严以后,木炭汽油就发到了班上。下半夜点多钟,南门外烧起来了,于是一处接一处就烧起来了,个把多钟头就烧遍全城。

　　他说,至于起火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什么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什么提灯会留下的火种等等。而司令部官员的一致看法是汽油失事:是因为官兵素质太低,大都没有使用汽油的知识。而且用汽油作引火物本来就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出问题是很自然的。

　　我讲了送军粮巧遇警备二团那个因油桶爆炸炸聋的士兵的故事。他说那是一个活证据,说明这场大火,也可以说是警备团官兵无知愚昧的产物。

　　后来蒋介石枪毙了酆悌等3人,有人写“百路帖子”:”三颗人头万古冤”,我们司令部的人说:真正冤枉的是徐昆,而真正国人皆日可杀,却又逍遥法外的人是徐权。

　　他说:起大火后酆悌对我讲过;当天上午在张主席那里讨论“文侍参电”时,张主席认为短时间内长沙城不可能陷,所以目前还是以安定人心、恢复秩序为主。而徐权却搬出一些对日作战惨败的战例,说稍一不慎你主席要担当贻误戎机的罪责…这才使张主席作出立即准备的决定;其次就是他坚持开展到班、汽油与木炭发到班……楲林说,许权在草拟《准备纲要》的开展问题时,同我商量过。我主张不要分得太散,因为城里十室九空,太散了不便管理、带来后患。所以许权就写上“开展到连”一假若以连为单位,汽油也发到连,可以肯定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还坚持团长稳健著称的团调出,换来二团造成大祸。

　　他讲了大火中许多惨绝人寰的故事:有重伤员手托光洋、戒指给放火队员,求他对着自己眉心开一枪的;有走投无路跳进水缸被煮死、炖成肉冻子的;有水井被伤病官兵的尸体填满了的;有失火烧成重伤的放火队官兵脚踏步枪扳机自杀的;有盗窃国家珍贵文物藏于地下室、人物熔为一体的;有以女色支开放火队员将汽油倒入阴沟,却引来邻家火种家毁人亡的……

大火后的长沙

　　大火中也有许许多多更夫、车夫、船工、志士为救助伤兵、老弱妇幼以及保护文物古迹而牺牲生命的。

　　他还听说有一支警备部队开赴新河、决心歼灭登陆之敌的。他说:据侍从室的头面人物讲,文夕大火的主要原因是官兵市民当了谣言的俘虏;由于姓丁的志士自焚其屋,巧合几起失火,从而引起这场浩劫。

　　我第二次见到槭林兄是1944年,这时他已到了国民政府文官处。我也是高炮部队的一名军官,且已在部队刊物上发表习作;但还没有创作文夕大火的念头,且时过境迁,大火在我心头已经渐渐淡漠了。谁知他忽然对我道:“许权已经抓到了一直到邀我去参加军法部门的会,才知道他罪大恶极!若不是逃跑了,就同那三个人一道枪毙了——判了个无期徒刊。”

　　“他犯了什么罪,这么严重?”

　　他说:许权当天晚上不仅接受了酆悌命令他代理参谋长职务;还接收了酆悌“我非得要睡几个钟头,这里就拜托你了”的交代,就是说他还代行了司令的职务。可是他既没有将司冷斟换参谋长等命令通知各部门、各部队,就连司令部总机班都不知道;也没有去审查由酆悌“划行”的、破坏长沙指挥部指挥长徐昆呈送的《长沙市焚城预习实施方案》;问题就出在《方案》的末尾写道:“明晨两点请司令部校阅,校阅完毕,则焚城预习告一段落。”

　　校阅时间快到了,警备二团那个团副(实际是破坏长沙指挥部参谋长)摇电话找石参谋长请示校阅事宜。石国基由于接到“另有任用”的命令,所以回家睡觉去了,电话没人接。团副又摇酆司令办公室,没人接;摇他家里,也不通。

　　据说那个团副,原来同日寇第六师团较量过多次,被吓破了胆。先时听说占领岳州的日寇第六师团乘浅水兵舰只要3个小时便可到长沙,还亲眼看见大本营政治部三厅抗日宣传队在北门写日文反战标语,就断定鬼子真的来了。参谋长和司令都跑了,他只得试摇省保安处电话,通了,但说校阅的事他们不管。问敌情,答道:“鬼子第六师团到新墙河!”团副大惊失色,问:“哪个新江河?”对方挂筒了。他以为保安处也在撤退。正在这时,驻南门外的部队报告:张主席、陈长官都走了(其实是搬到东郊二里牌去了)。他慌了,又查不出哪里有什么新江河,断定是新河无疑。于是命令通讯班向各部队发布:“日寇第六师团到了新河!”

　　1947年,我在北平住了一个多月,遍游了那里的名胜古迹,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忆北平》在部队报上发表,反响较好,于是萌发撰写“文夕大火”的小说。我写信给槭林兄,他很赞成我写,建议我多读书、多练笔,先打好基础。于是我俩1948年在南京和1949年在广州两次相会,全都是探讨文夕大火的问题。我也作了记录,只因几十年的坷坎,早就丢了。

　　记得龙槭林详谈了当时酆悌的思想状况,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是酆悌在常德、来长沙就任警备司令职时梦寐以求的。他就司令职之次日,就为建立司令部警卫团而奔走呼号。好不容易弄到一个团的编制和经费。他苦心孤诣,安排亲信去担各级领导,谁知在几天前,搞得红红火火的警备团被一纸命令给关麟征集团军去了。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太大。于是他把眼睛盯在两个团和司令部的中上级干部身上了。这些人中石国基有才干,但在他看来,石恃才高傲。而许权虽才能不及石,但对他唯唯诺诺,言听计从,所以他决心抛石重许。

　　械林兄还说,《焚城预习实施方案》和《焚城兵力配置要图》两个绝密件,是由他交给许权的。按理许权应当详细审阅,然后提出办理意见,再呈参谋长的。其时他正在草拟张主席交办的《焚毁长沙实施细则》,据他说还是想通过这件事把参谋长拉进来,所以只浏览一下便写上“呈参谋长核示”。石国基早就对酆悌架空自己、将属于参谋长处理的破坏长沙方案,由司令瞒着他这个参谋长,径直交许处长草拟等等心怀不满。现在,他却想通过这件事再看看司令的态度。他细读了要图和方案,却只写上“呈司令核示”,密件就到酆悌的手上了。

　　酆悌一看,发现兵力配置和焚城预习实施方案写得不错,考虑细致、周详,便喊来许权,把他认为精辟的东西指给许权看、念给许权听,还大加夸赞和评论。他还打电话给张主席汇报,也大夸了徐昆,并请主席放心;打电话给徐昆,批准了他的实施方案,但都没讲校阅”的事。

　　槭林兄还讲了他在军统局的一个朋友讲的一条秘闻:

　　文夕大火后,日军十一军一个叫管原的中将指挥曾哀叹道:

　　“长沙是我皇军在占领岳州的乘胜前进中,被他们在‘焦土抗战’决策下自己烧掉的……以前,我们一些高级指挥官说,中国人是猪,同中国军队打仗犹如‘赶猪’,什么“3个月结束战争,5个月灭亡中国’,现在,整整17个月了,然而……我们遇了一个最顽强的敌人!”

　　“这是一个有着如此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啊……难道这些在我们大日本帝国、以及东亚各国广为传播,以至影响全球的灿烂文化,就是猪们的祖先创造出来的吗?

　　“这场战争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啊!”

　　（1997年7月，龙楠林，湖南汨罗人，时在乡务农，曾经历大火，于大火事所闻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