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名城血火〗见闻琐忆
来源：刘孟坚   2019-11-16 09:59:35

　　1938年,我在湖南育才中学任教,同时还兼任《消防报》总编辑、消联会宣传部长,后又担任了消防人员军事训练大队大队长。训练结业后,调到民训指导员训练班受训,结业后被派任长沙市民训指导员兼第三大队大队长。

　　是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抗战进入一个新的紧张阶段。长沙地处粤汉中心,成为长江以南与后方重庆之间的水陆要冲,地位十分重要。长沙市在抗战前只有29万多人口,由于抗战时军政机关和工商业南迁,都要经过长沙,因此人口骤增。商业方面也出现了暂时的繁荣。京、沪、粤、汉的名牌商号,如茶楼酒馆有大三元、伍芳斋、福禄寿、四五六等租佃长沙铺面开张营业,生意特别好。

　　当时,敌我相持在长江南侧一线,长沙一度繁荣,治安甚为安静。张治中治军颇严,前任省主席何键时,伤兵闹事,商民不安,经张整饬并就地正法了几名故意闹事的伤兵以后,扰害治安的歪风顿时刹住。11月上旬,岳阳弃守,湖南门户已失,我军撤至新墙河带布防。眼看长沙危急,人心惶惶,而湖南当局并无一周密的计划和布置,抗战初的人民也没有适应战时的经验,因此形成了混乱局面。

张治中

　　刘孟坚,时为长沙市民众抗日自卫团政训处主任。11月初,政府将长沙受过军事训练的民众全部召集拢来,组织长沙民众自卫团,同时招募老兵一连作团部的直属勤务连,以市长席楚霖为团长,民训总教官王伟能为副团长,我为政训处主任周雳庭为参谋处主任。长沙共有东、南、西、北、金盆、会春、文艺、岳麓8个区,设8个大队,以各区区长为大队长;区下为坊,设中队;坊下有保,设分队,共约1万余人。组织完毕后,请张治中检阅。张训话慰勉有加,随后发给枪弹武器。政训处并加设一个抗日湘剧宣传队,另有原民训队的高中学生组成的抗日宣传队,负责壁报、漫画、标语等工作。时团部和直属各机构都在市教育会内办公。

　　并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在这之前,市政府即准备举行纪念活动,并拟由各区集合民众和自卫团所属各大队于当晚举行火炬游行。筹备正忙之间,忽然有情报说新墙河一线战事吃紧,大有撤弃之图,于是,长沙市民纷纷搬迁、疏散。及至11日,各商店多闭户停业,居民疏散一空,自卫团人员亦多随之出走疏散家眷去了。到12日集合,仅有团部各处人员及直属连和各大队部分人员到下午,政府未发布停业疏散告示,而市面铺户无大,行人稀少,各大小商店均砌门砌窗仅留一小洞,派可靠孤寡老人守屋。

　　到晚间,只见街市上警备二团的徒手士兵在游走,察看放火形势。据说警备司令酆悌已派该团长徐昆担任放火事宜,以警备部谍报科长李秉乾为放火队长,所属各区谍报组长为分队长。9时许,各街大小铺屋的铺门板子上均已淋上了汽油、煤油。

　　我自卫团未奉任何命令,都集中候命。我随副团长到外面察看,会了一些熟人朋友,他们只问:“自卫团开撤什么地方?”我答还不知道。”我的几个好友,如《中山日报》等报社的记者唐子彝易润德、李汉杰余子石、陈杰等,愿意随自卫团走。我就和他们回到团部,发给他们制服和符号,以充政训处宣传员。随后,我又到外事实上,民众自卫团被分配了放火任务,其副团长王伟能且为放火副总指挥面去打听消息,又见到很多熟人,都向南门外迁走。我还遇到长沙人力物力委员会的张孝德等人,说是转移物质少了运输工具,仅有3部开往湘潭的汽车,因人多聚集在黄土岭过去不远就走不动了。

　　我随即转回,副团长忽然说,我们全团奉命开赴湘潭待命。我们检查部队人数,仅数百人了,便命令他们先走,我和副团长、参谋等压后,约定在黄土岭集合。迨我走到南正街时,青石桥多佛寺门口已放火了。那时正是12时许,全城火光烛天,警钟乱鸣,但路灯全亮。市区内留守看屋的老人大多从睡梦中惊起,不知所措。尤其是药王街三尊炮广东会馆的伤兵,遭遇更惨。

　　我们赶到黄土岭,见所有的员兵均在此等候。后商得一长沙某公司货车司机同意,将我们的辎重运往湘潭,团部只派4名员兵押运同行。天亮时,我们步行到达距湘潭20多里的一个乡村,这时车也早已到了,然后向上报告人数和住所,以便联络和领发费用。

　　11月20日,副团长骑单车随带从兵数人到长沙一转,回到驻地后,说:据说湘潭也要放火,幸200师师长杜聿明不同意未成。不久,我们奉命撤回,驻扎在教育厅内没有烧完的边棚内,直到翌年元旦自卫团奉命撤消。我到长沙时,酆悌等3人已被枪决,我还在司门口中国银行的墙壁上看到了一张残缺的布告。同时听说省会警察局暂时撤消,以宪兵一团团长李成仁兼代,改称警察总队。不到一个月,仍称省会警察局,委唐孟壑为局长,李人士为副局长。当时还撤消了长沙市政府,于警察局内设一市政科办理一切市政事宜,并派我去邵阳接收长沙市政府的移交(移交人席世钊)。

　　大火后,周恩来偕同郭沫若、田汉等来长沙慰问和救济灾民,周、郭、田暂住国货陈列馆未烧塌的前楼,随员多人住何键公馆内当时,10万元救济款由省政府派专员发放,由宪兵团兼警察总队监发。当日教育会坪不分男女老少,按人发光洋5元,一时坪中水泄不通,到深夜才开始发放。一些宪兵、警察财迷心窍,竟脱去制服,混入灾民中去冒领。不料李成仁团长早有估计,也和几个高级官佐化装在发放地方暗察,竟被他拿获了冒领救济金的两名宪兵和两名警察。第二天下午,他集合全队宪兵、警察,当场将两名宪兵枪毙了。他又指着两名跪在地上的警察说:这几个人也应当枪毙,不过我到警察总队不久,对他们教育不够,如果把他们处决是不教而诛,今后如有违犯军纪法令的,决不能宽待。后来,这两名警察经关押教育后,被革职了。

　　我回到长沙后,市政府已组成了火灾善后委员会,由席楚霖担任主任。当时,陈伯勋组织了3个北区救火队,即长宁队、肃靖坊队、福善坊队,并雇用了一些人,以扑灭余火。未烧尽的电杆碍阻街心,亦由善后会派人会同电灯公司工人一道,将其清理。当时,善后会还从废墟中清出残骸200余具,其中大部分是被烧死的伤兵,由红十字会的康化伟负责掩埋的。善后会还组织了临时医院,由席楚霖兼任院长,陈伯勋为主任,从各县抽调医生,诊救受伤的员兵和无钱医病的平民。大火后,长沙残存之房屋多为官署、教堂和外国人的房产,先锋厅的钟楼也保全下来了。我还记得,当时这座钟楼上的电动标准钟正指4时37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