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我接受了领导交给的一项特殊使命——采访1938年“文夕大火”的目击者。在此后整整的一个半月中,我沿着极有限的几条游丝似的线索,几乎跑遍了长沙全市的各条大街小巷,终于坐到了3位目击者(3位目击者为下文所述的邹开华、吴健人,另有黄曾厚老人。黄曾厚有专文《长沙大火目击记》,并刊本书,与此次被采访时叙述相同,故删去。)的对面,听到了他们对往事的追述。
邬开华(1921年生,男,中共党员,现住长沙市文庙坪,系长沙玻璃纤维厂退休工人):
那年我17岁,在现在的先锋厅庐山照相馆那个地方做事,那时是喊林林酒家。我是学徒,学炒菜的厨子呢。
其实,起火的头几天,我就看见街上有好多的土车子吱呀吱呀地往乡下运家伙。有人放风说:日本鬼子要打进城来了。过了两天,酒家老板果然就说:要疏散了,发几块光洋把你们,性急逃命去吧。我没得家,父亲不在了,母亲给人当保姆去了,我也不晓得她在长沙何处地方,你说我朝哪个地方逃?
起火那夜怕是三更时分,忽听见店门被人捶得嘭嘭地响,鬼喊鬼叫的:我们要搞焦土抗战啦,快走,快走呀……我被吓醒了,慌忙爬起床打开门一看,老天爷,满街都已经起火啦。我冲进屋,仅仅背了床被子和席子就往外选。唤,你后生是冒见过那种场合哟,逃命的人挤成一街,哭的哭,叫的叫,四处是倒下来的电线杆子和蜘蛛网样的电线,房屋一栋一栋倒塌,停在街上的小汽车呼呼地起火了。当我逃经北正街时,就看见有人被活活烧死。我死命朝中山西路挤,忽然看见一个人正在指挥老百姓疏散,我觉得好面熟,这个人和田汉到我们林林酒家吃过饭,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周总理啊!
到了河边,我糊里糊涂随逃难的人沿河往北走。天亮后才看到河里不时有男女尸体顺流漂浮。像蚂蚁那样多的难民,将城郊数十里内的稻田竟踏成无数小道。我在霞凝一个熟人家躲了几天就回到长沙。我走到林林酒家一看,完了,只剩一块瓦碴坪了。大片大片的屋被烧得精光,我站在先锋厅一眼就望得到坡子街,一片废墟、一片瓦砾。唉,二十几天了,长沙城还四处冒烟哦。酒家被烧本来就无家可归的我,只好邀几个伙计做点小生意过日子,从此成了流浪汉,咯样一直挨到解放……
吴健人(1911年生,男,现住长沙市桐梓坡。1938年任国民党保安第九旅第12团副团长,1951年任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至今):
你要问“文夕大火”的事?那我得先讲个插曲把你听。1938年11月10日,我们接到省主席张治中司令的电令,限我们3人赶到长沙,掩护部队撤退。当时我们部队驻扎在平江长寿街。团长是黄维纲,副团长是我。在团部会上为去不去长沙的事发生分歧。我把“短火”往桌上一拍发了火: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国难当头,谁不去就是他妈的卖国贼!
吴健人
结果,我还是带了两个兵,三把“短火”,穿上便服,骑马昼夜兼程飞奔长沙。我们几人到达浏阳永安地段时,就见沿途尽是携幼扶老的逃难的百姓。我暗想,莫非日本人已经进了城?可是当我们到达长沙五里牌时,我用望远镜看,仍不见一个日本人。这时恰恰遇上省保安处处长徐权。我问他;日本人还没来为什么就放火?徐权说:共产党搞的。我说:这明明都是穿着警备团和警察局制服的人在放火,怎么又怪了共产党?这时徐权斜着眼珠子恶狠狠地望着我,说:你还是少管上面的闲事吧!
我骑马进城,走到东长街(现在的黄兴路),只见浓烟滚滚,好多散兵游勇趁火打劫,跑进店子里抢东西。当时,全城一片火海,街上已没有了几个人。我看见有几个老倌子在哭哭啼啼,便给他们每个人一点钱,劝他们赶快逃命,说还不走,屋倒下来会压死人的。那次大火烧死的几千人中,最多的还是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他们本来就有伤,哪里跑得动呢?放火队提着汽油桶,全是警备二团和警察局的人,这一点是谁也赖不脱帐的……
作者胡启明,系长沙市文联《新创作》编辑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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