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善后救济〗周恩来同志参与组织领导长沙大火后的救灾活动
来源：原载《长沙文史资料》第1辑   2019-11-21 11:19:50

　　长沙大火发生在1938年11月12日后半夜两点左右,准确地说,起火时已是13日凌晨。火是国民党放的,命令是蒋介石下的当时还专门组织了放火队,东、南、西、北各区都有一个大队,放火时3人一组,除带有武器外,一个提着火炉,一个提着煤油桶,放火时一边喊:“敌人来了,快逃!”一边就泼洒煤油点火。文化古城长沙就这样毁于一旦。

　　1938年分配在西南工作的几个演剧队,都曾参加过长沙大火后的救灾工作。我们演剧六队(当时称八队),在湖南解放后留下来和南下文工团会师,合编为湘江文工团。为了纪念这段工作,特别是为了纪念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团有3个同志想写一部以长沙大火为背景的剧本,于是调查走访了当时的一些目睹者和知情人。其中访问了当时跟随周恩来同志的武官、北京军区某副司令员和当时随叶剑英同志到南岳游干班任教的薛子正同志(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已故);访问了当时曾在国民党中任职,现在我省参事室的蔡杞材同志;访问了起火时由火场逃出的唱排街戏的(在茶馆或沿街卖唱的)老艺人。我们翻阅了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当时的有关文献。从报纸上查到了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此外,广泛地收集了曾参加过大火善后工作的演剧队同志们的零星回忆。

　　这样,使我们对大火的前前后后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

　　原来在武汉撤退时,蒋介石就提出了“焦土抗战”的方针,他那时就打算把武汉三镇付之一炬,只是由于消息走漏了,遭到外商的反对,又仓促撤退,故未能得逞。对长沙他也早就下了决心,只要日寇逼近长沙,就彻底焚毁,而且要求绝对保密。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恐日成疾,当敌人还在距长沙200余里的新墙河时就误传敌人到了新河(距长沙10多华里),于是慌慌张张地点起火来。保密成了对人民的突然袭击,“焦土”对敌人并没有半点损伤,遭殃受害的是长沙人民。

　　大火后,国民党宣传说,在长沙放火是学习八路军的“坚壁清野”,为的是不资敌。关于这点,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有社论予以批驳。社论指出八路军实行的坚壁清野,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动自觉地把粮食、盐巴等运走藏起来,使敌人一无所得,增加敌人困难,增强人民抗敌的信心。而国民党的“焦土政策”则不发动群众,不顾人民死活,根本不能增强抗日力量。据说这篇社论是周恩来同志在长沙指挥大火善后工作时在百忙中写的。

　　周恩来同志是在1938年10月抵达长沙的,那时武汉已沦陷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周恩来同志担任书记的南方局,代表党中央全面负责领导国统区的抗日工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兼任政治部副部长(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并直接领导专管抗目宣传的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第三厅下属10个演剧队,4个抗日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武汉沦陷时,政治部撤到重庆,郭沫若同志委托杜国庠同志代理厅长,率我队和孩子剧团先撤到衡山,其余三厅各处与分配在西南地区的各演剧队、抗日宣传队均在郭沫若同志率领下于11月12日撤离长沙。这正是大火前夕,也是紧张撤退的高潮。当时人员多、器材多,能调动的车辆极少,交通拥挤,郭沫若同志为此感到十分为难。这时,周恩来同志赶到了荷花池长沙师范学校(三厅指挥撤退的驻地)亲自指挥撤退。由于计划周到,指挥得当,所有人员很快就被组织起来,结队步行,笨重器材、行李则用卡车运走,大都在当天撤离了长沙。郭沫若同志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热情赞扬周恩来同志说:“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

　　12日,周恩来同志忙了一整天,晚上9点多才回到设在寿星街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这是栋二层楼房的老式建筑。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到长沙后就住在二楼,他们每天都要接待各方面的人员,召见湖南地下党的同志。周恩来同志回办事处后,立即和国民党当局通电话,询问前方战况,得到的答复是:敌人仍在洞庭湖一带。当时担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还在电话中接连说了两次前线“风平浪静”。这天的前半夜由于戒严,街上行人极少,但到后半夜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一位街头民间艺人说:那天晚上,他曾发现在某巷口转角处放有一桶煤油,左右无人。他坦白地讲,当时很想偷走,可是再走几步,远远看见前面巷口转弯处又有一桶,于是他不敢偷了。他当时还碰上3人一组的武装巡逻人员,其实就是专管放火的。火起以后,他奔回家只扛了床被子就跑,街上人群乱窜,方向难辨。他由于在长沙市居住多年,认得通往江边的石板路,于是沿着石板路,随着人流奔向江边。当时满街扔下不少好东西,光被子就有比他好几十倍的湘绣缎子被面,但他顾不得调换一床,当时想的只是快些逃命。

　　大火整整烧了3天3夜,一座千年文化古城烧毁了十之八九变成瓦砾废墟,烧死最多的是从各战场转来的伤病员。有些人虽躲进防空洞,但由于人多缺氧而闷死,其中又以老弱妇孺居多。北区一带烧毁较少,因其中有国民党省一级党政各机关,有洋教堂,有国民党军官的私人住宅。另据省参事室蔡先生说,北区放火队的某大队长,那天晚上打牌赌钱,直到起火后,才匆忙召集所属执行任务,但他的属下早已星散,急得这位队长跑到湘江要投江自杀。

　　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是最后离开火场的。起火时,恩来同志才睡下不到两小时,当他问清情况后,就立即撤出寿星街,随身只带机要文件及老式收发报机,办事处门前小汽车已不见了。后来有人怪司机没有尽到职责。我们在京访问时,据当时的武官说,不能怪司机同志,司机看见火越烧越大汽车上汽油有着火爆炸的危险为了保护汽车才把汽车开出火场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沿着湘江边往南走,在通往湘潭的公路上搭上三厅的卡车,到达湘潭下摄司时,已是13日下午。此时此刻,恩来同志关心的是长沙人民,认为应该再回去看看,于是和叶剑英同志商量后,又一同返回长沙但已无法进城。他们站在高处了望,只见浓烟滚滚,一片火海。火势还随风蔓延,无法抢救,也无人抢救。当时国民党机关早已撤离,国民党官员已逃之天天,周恩来同志等只好暂时撤离。但面对这般惨景,周恩来同志给自己临危授命:要力挽狂澜,收拾这个严重的残局,组织救灾;同时要说服受灾人民转变情绪,把仇恨记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鼓舞人民重建家园,稳定后方,支援前线,继续抗战,防止上敌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不让敌人诱降的阴谋得逞。周恩来同志16日又赶回长沙,冒险进了城。他随即发出电报,调政治部第三厅所属各部人员,包括分配在西南各地的4个演出队和抗宣一队等到长沙救灾。

　　我们演剧六队和演剧二队(后改九队)同住衡阳含章中学。11月16日傍晚,突然开来一部敞蓬大卡车停在学校门口,我们立即认出坐在驾驶室的是我们的厅长郭沫若同志。他一见我们就立即吩咐:“通知全队快上车,要轻装,生病的不要去,不必带演戏用的东西。我们马上要开车,周副部长已在长沙等着我们。”那时,他很严肃,且有些着急,缺少平时和蔼的样子。不到10分钟,男女同志争着爬上卡车,都说自己没病。车子开动后,全速前进。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气氛颇有点神秘紧张,但大家很兴奋,因为党信任我们恩来同志在召唤我们!

　　汽车驶进长沙市区后,只见到处是断壁残垣,满街瓦砾,有的地方还在冒着烟,有时还可闻到谷物和尸体烧焦的臭气。南门正街、八角亭一带是平时最热闹的地方,此时两侧大商店高高的风火墙虽然耸立着,但所有的门窗都已烧尽,满目疮痍,余烟熏壁。大家心情沉重,呆立不语。车子走走停停,这主要是废乱电线和残折烧焦的电杆挡道。我们只得不断下车清理,车子才能继续前进。车开进中山路国民党政府财政厅后,又是一番景象,房屋都完整无损,只是人去楼空。官员跑得倒快,也不烧自己的楼房,专烧民房。这件事又一次证明:这次纵火是有计划有部署的。当晚,我们一,二、八、九4个演剧队和抗宣一队共计一百二三十人,不分队,只分男女,开通铺分别睡在楼板上。

　　第二天,周恩来同志给我们作动员报告。在这之前,郭沫若同志委托戏剧家洪深同志(三厅专管戏剧的科长)集合大家讲话:“周副部长调我们来长沙,是为了投入火后紧急的救济、宣传工作的我们是个整体,由各队队长轮流担任值日,行动要军事化,一切听我的指挥。我呢?当然听周副部长和郭厅长的。”恩来同志给我们讲话之前,曾到过天心阁,从高处鸟瞰全市惨景。他还不顾被烧焦的电杆和危墙有倒塌的危险,亲自到各地现场去了解情况,看了烧焦的尸体,听到了幸存者寻找亲人的哭泣,还了解到有位老太太来不及逃走,慌乱之中跳进水缸寻求躲避而被大火煮沸而死的惨状。他的心情非常沉重。

　　我们听报告的会场不算大,没有桌椅,大家就席地而坐。一见恩来同志走来,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欢迎,恩来同志边走边和大家打招呼,要大家都坐下来,亲切地说:“你们昨晚赶路,辛苦了”我们听了很激动,其实我们的恩来同志是13日最后离开火场,16日夜又最先赶回长沙的,5天来,未曾休息,一心想的是人民群众的安危,日夜为人民操劳,他才是最辛苦的人啊!

　　周恩来同志穿一身粗旧的浅灰色中山装。他一开头就严肃批评了国民党的“焦土抗战”方针,既不发动群众,也不向人民宣传把抗战看成是少数人的纯军事行动,对人民保密。敌人还在新墙河,就在长沙满城放火,弄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无家可归,衣食无着,真是祸国殃民。他接着说,这还说什么抗战,真要实行“坚壁清野”离开人民群众是做不到的。长沙大火正说明了国民党不把抗日当做全民族的事业。他们不依靠人民,也不愿发动人民起来抗日。一片焦土,敌人并不害怕,也不能说明抗日的决心。恩来同志还说,根本不应该放的火,他们已放了;根本不应该烧的长沙城,已经烧成一片焦土。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忍着悲愤,热情地对待受灾人民,一定要把安置救济受灾群众当做重要的工作做好。他们不要人民,我们要。恩来同志指出:必须惩办肇事的罪魁祸首,不惩办不能平民愤。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一定要向受灾人民讲清楚,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是某些当权者的犯罪行为,但这一切又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侵略所引起的。没有日本强盗的侵略,也不会有长沙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侵略者身上,要鼓舞人民振作起来,重建家园,稳定后方。这样,才能支援抗日的前线,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从而才会有真正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这样做,也是为了促使国民党政府继续抗日。这是个全局的问题我们要扭转当前的困难局面,做好善后救济工作和宣传工作。

　　周恩来同志接着分析了敌我双方态势,指出不承认敌强我弱以为很快就可结束战争,是不现实的;反过来毫无自信恐日成病慌慌张张,敌人未到就放火烧城,也不是真心实意抗日。我们既要看到敌人强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们虚弱的一面。敌人兵源不足占的地方越多,兵力就越分散。他兵力不足的弱点,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特别是我们广泛发动人民,包括发动敌后的人民起来抗战,敌人的弱点和困难必将扩大和加深。我们只要依靠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必将由劣势转为优势,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最后周恩来同志详细地布置了救灾的具体工作。

　　我们当时统称为“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每个人都戴上盖有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印章的袖章。突击队分成宣传、救济和调查3个组。后两组最初的任务是清理现场,把瓦砾、破砖、石块都按原来住家、商店的房基堆放整齐,把街道清出来,以便通行。同时还要清查各家各户是否还有尸体压在残瓦破砖下面,如有,应做出记号,以便掩埋队能迅速运走埋掉。还要查清各处粮食、被服仓库,把未烧光的粮食拿来在各区办施粥站,未被烧毁的军用被服仍留归军用。宣传组首先是办墙报,内容有湘北前线的战报,救济办法细则,严惩放火肇事者的消息等。过几天后,发现火后废墟中有铅字和残缺的印刷机,于是我们立即着手改出铅印小报,报名是《长沙日报》还是《星沙日报》,记不清了。它是火后第一张小报。从墙报到铅印小报,都没有办多久。当国民党政府各个部门迁回来后,报纸复了刊,我们就停止出版。小报出版虽不长,但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很大。记得第一张墙报才贴出去,群众就围上来,挤得满满的,争着阅读,有的人还朗读给大家听。开头几期,周恩来同志都要亲自看看底稿后再抄出去。记得改为铅印小报后,曾组织了一批受灾儿童(有的还是孤儿)作报童,免费分给他们报纸,卖了钱归他们作生活费用,作为救济。在他们等着取报时,音乐家任光同志,把带来的架小风琴放在院内,教孩子们唱歌,最先学唱的就是《卖报歌》。

　　回忆将近半个世纪前,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日日夜夜,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大的。周恩来同志处理问题英明果断,敏捷而有远见,贯彻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既坚定又灵活。更使我们感动的是他的和蔼可亲和献身的精神。我们几个队的队长因为担任值日,轮流守夜,亲眼看见周恩来同志的房间,总是彻夜明亮。他经常工作到后半夜,甚至天都快亮了,才熄灯休息。

　　周恩来同志回到火后长沙,曾邀约当时政治部长陈诚同登天心阁,让他看看火后长沙的惨景。当时陈诚说,长沙虽然牺牲惨重,但古今中外,这样的战例是很多的。周恩来同志义正词严进行驳斥,严肃指出敌人未到,自焚害民,不惩办肇事祸首,难平民愤。只有惩办祸首,拨款救济;才能说明政府真心爱民和有抗日的决心。也只有这样,才能扭转当前的不利局面。经周恩来同志的一再交涉,国民党当局才用救灾委员会名义,拨出款项作为救济。周恩来同志又决定放赈工作交由我们突击队办理。当国民党派出财政、民政、教育3个厅长来向突击工作队道谢,并送来奖酬3万元时,恩来同志及时召集大家开会,向我们说明国民党当局的好意,并当众征求意见,把3万元全部移作救济费用。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周恩来同志每天都要处理许多重大事情,但他从不忽略处理好许多细节。例如集合数以万计的群众,发放救济费的头天,他估计敌机很可能会来侦察。于是事先告知大家,敌机来了,我们将不发警报,因为那时没有防空,发警报只会扰乱自己。这么多人,秩序乱了,就会人挤人,人踩人,出现伤亡事故,也干扰破坏了救济工作的正常进行。因此周恩来同志要突击队的每个同志,在敌机来时,千万不要动。干部沉着,群众就不会乱。几万人密密麻麻站在广场上,只要不乱动,高空不一定会看得清楚。

　　周恩来同志提出的“惩办肇事祸首,拨款救济灾民”的主张这不仅是当时实际情况的需要,也是让人民把仇恨记在日寇身上的必要措施,又是给做错了事的国民党当局一个必要的转弯。但是有些国民党官员不理解,认为他们拿出这么多的钱,应该由他们自己出面发给群众,岂知当省政府的民政、财政、教育3位厅长和受灾群众在街头一接触,就引起人民的愤怒。群众紧紧包围着这些国民党官员,一边质问,一边哭诉。有的还指着他们的脸痛骂。一些老年妇女冲上去要咬他们。我们只好一面安慰群众,一面维持秩序,保证了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发放救济款是以两种方法进行的:一种是能在省内各地亲友处安顿下来的,就发给路费,到达目的地后,又在当地再发给若干安家费;另一种是当场一次发放,不论男女老少,每人5元。后一种办法是在教育会坪(今教育街农业厅)和四十九标(今东风广场)两处进行。当时两处共计约有9万人前来领款,四十九标集合人数占三分之二以上。办法是在当天上午9时半以前,两处同时让群众人场,整队,领款后,每人按上一个指印。发放救济款开始后,就只能出不能进。若有个别未能按时赶到的,经调查后可补办手续,进去领款,但这样的人极少。当时发现有个别人借婴儿抱在怀中,想多领5块钱,但这是个别现象。两处都在一天之内顺利完成发放任务。那天敌侦察机果然临空,由于我们按照周恩来同志的预见,事先作了布置,两处群众鸦雀无声,纹丝不动。敌机盘旋市区一周后便往北飞去。恩来同志真是料事如神,处事恰当,令人难忘。

　　当时长沙青年会的张以藩先生参加了这次救灾工作,他十分感慨地说:“真想不到这些看来很普通的青年,办起事来既负责,又认真,井井有条,在一天之内发放9万人的救济费,不出差错,把钱直接送到受灾人民手中,简直是奇迹。”是啊!这奇迹是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创造的。

　　惨绝人寰的长沙大火,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恩来同志也献出了他鞠躬尽瘁为人民的一生。但长沙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不顾个人安危、爱民救灾的献身精神和丰功伟绩。正如郭沫若同志悼念总理的诗句中所说“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月同辉,天不能死地难埋”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长沙人民心中。

　　作者刘斐章,时为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八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