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善后救济〗长沙大火
来源：节自《在第三厅工作的回忆》,原载《文史资料精选》第9册   2019-11-21 11:38:28

　　11月11日下午,由田汉带领我厅200多同志步行出发参加孙中山诞辰纪念会,原来计划在次日举行,现提前于南迁大队同志出发前举行。会上郭先生讲了话,歌颂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也是针对国民党当局的片面抗战路线而言的。讲话大意是;敌人倾全国上下的力量,侵略我国,现在我国土地已失陷了三分之一以上,而我们却还未动员工农群众共同抗战就此而言,敌我之形,太不相侔了。会后,田汉等大队人员步行走了。我厅殿后的连同电影放映训练班的同志还有六七十人,公私文件行李还有六七千件未运(包括原留在渡江轮上的)。

　　就在当晚12时以后,我已经睡下了,突然传来急令,叫马上去开会。此时会议室灯火辉煌,周公、郭先生和范寿康、洪深、冯乃超、孙师毅、尹伯休等在座。会上,郭先生首先宣布我厅继续南迁,先到衡阳再定,并决定由我负责全部迁移和运输工作,请洪深协助进行。周公当即指示说:“迁移需要运输工具,时间急迫,八路军办事处可拨卡车一辆支援,其余应即向铁路、公路两处接洽解决。”郭先生又说:“迁移工作要抓紧时间。从现在起,你们即可开始准备,凡是厅内未走的同志,如有需要,都可以让他们协助工作。”

　　我立即与洪深同志具体研究,当即决定几项步骤:一、开出抽调各处未走同志的名单,组成迁移办公处;二、渡江小轮应于次晨(11月13日)启碇溯湘江西上,继续运送未卸的公私物件和部分同志以及留船家属,尽可能运到与公路运输衔接处待命,由孙师毅负责指挥;三、请简泰梁去长衡警备总司令部(钱宗泽为总司令)联系,请拨火车两节运送我厅公私物品及人员;四、请张曙去湖南省汽车公司联系拨汽车10辆运送,并请湖南省政府大力协助。同时连夜发出通知,让我厅外住的同志立即集中水风井中学内准备迁移。还决定利用三厅原有的卡车,连同八路军办事处支援的卡车共两辆,赶运公私物件去湘潭下摄司(公路渡江处),卸载后回市区再运。经司机介绍,还临时花2500元买了一辆汽车参加运输。这时几位外出到铁路局、汽车公司、湖南省政府联系的同志都失望而归。我们为了早日安全撒退,一方面加速用3辆卡车轮流送公私物件去下摄司,一方面请了几位同志住在粤汉铁路局运输指挥处,寸步不离等候机会。我们还把留在机关内未走的同志事先编组,准备紧急时刻步行出发。

　　直到夜色降临前,接得我厅守驻铁路局的同志来电话说:“铁路局答应在今晚后半夜拨车两节给我厅运输。”当时我们十分高兴,马上决定把往返于下摄司的3部汽车,全部改运火车南站。同时请留机关未走的范寿康、鹿地亘、尚钺、任光等8位同志也去火车站,搭车去衡阳。这样,运距短,转送快,省时省事,对我厅迁移工作的进行十分有利。我和洪深轮流押车去火车站。当夜10时以后周公又亲来我们住地询问迁移进展情况,并告诉我们说:接陈诚部长自平江(九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前线来的电话说:“岳阳失陷后,敌我胶持在新墙河(水路)和通城(陆路)一线以北,目前战局尚无变化,迁移可按原计划进行。”洪深立即取出地图查阅后说:“战局还在200里以外,我们可安心进行迁移。”

　　周公离去后不久,我押车去火车站时,突然发生一件出人意外的事,当我们运送物资和人员的车刚从水风井横巷转入大街时,我厅通讯员吴全福的军帽被风吹落,他跳下车去拾,跌得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我们立即把伤员放在小车上,急去医院求救。殊知跑遍市区几家大医院都找不到医生。我们无计可施,洪深又向周公电话请示办法。周公告诉我们说:“长沙市东郊约20里处,有一广济寺内驻有一个医护大队,可即把伤员送去医治。”我和洪深立刻送伤员前往。

周恩来

　　当我们驱车前进时,沿途看见警察三五人一道齐步行进,后来看见这些警察已集合成二三十人一队行进,这时我们已看出他们在撤岗,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车行约20分钟以后,果然看见一所寺院,远见灯火辉煌,到时看见门户大开,门内外寂无一人,大门外挂有警卫室、传达室等牌子,仿佛是一个机关的样子。这时洪深和司机在车上留守,我只身进入寺内,看见两廊灯火特别明亮,却不见人影。到了后楼上,才看见有位穿草绿色军大衣的人,一问知道他是某野战部队医疗救护队的队长。我喜出望外,告诉他我们来此求治伤病员的目的。他说:“这个队的医护人员已于半小时前撤走了。我是留在最后检查的一人,名为队长,实非医生,不过,据你所说的病况,我可以给你们检视一下。这位队长下楼看见吴全福后说:“这是脑震荡,不要紧的,只要好好休息一个星期,就会慢慢恢复健康的,现在无法拿药,还是赶快回去吧。”当我们原路驶回时,警察撤岗已完,沿途寂无一人,一幅夜深寂寥景象。

　　这时留在机关的同志有冯乃超、李若愚、葛韫山、张曙等,包括郭先生和电影放映训练班的学员,也不过一二十人。大家正在煮稀饭吃,有饭无菜,我们也去吃了两大碗白稀饭。洪深去给周公通电话报告我们去广济寺求医的情况。周公说:刚接到张治中主席电话,问及你们迁撤的情况。张请转达:“三厅未撤走的人员,明晨8时以前,可移往省政府内,以便有事共同进退。”郭先生听后说:“这个消息很好。你们快吃饭吧,我上楼去休息一下。”我送郭先生上楼时,郭看见几处火光,对我说,你看那是什么火光?我在二楼的回廊巡走了一圈,告诉他说:“那火光很远,约在5里之外,此间丝毫听不见什么声音,看来不大要紧,你请休息吧!我出街去望望,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我马上来报告你。

　　这时已过午夜,我从学校内走出水风井巷口(约百米左右),新买的那辆汽车因抛锚正在修理。车上已装满私人行李,准备运去火车站,原定押车的电影放映训练班学员,约有10.多人也坐在车上,等候开车。

　　距郭先生上楼休息不过半小时多一点,我看见远处火光越烧越近,越燃越大,似乎已是大面积燃烧起来。我叫两个学员一道跑步走向大街望望,还是听不见什么声音,只是火光相距只有一华里左右了。我当时惊疑不定。突然看见有10来个武装士兵提枪跑步来到巷口,用枪托使劲撞打两边的民房。这条小街的民房一般是两层,有的楼上还露出灯光,显然还有人住。我马上跑去质问这些士兵说:“你们在干什么?是哪里来的?”最初我很怀疑是兵变。他们中有个像是班长的对我说:“我们奉张主席(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命令,全城放火。”我说:“你们慢着,两边街房内还点着灯火,显然住有人家,你们就是奉有命令,也不能不叫人们撤出就放火。我们机关还有许多人住在巷内学校里面,在我们未完全撤走以前,你们不能在这里放火。”这些士兵看见我是一个军官装束,也就不敢十分放肆,只问你们是什么机关?我告诉他们:“这里面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他们表示让步说:“这里暂时不点火,但你们要赶快搬走。”我立即叫电影放映训练班的学员们,赶快通知两边街巷的居民逃出来,同时我飞步跑回厅办公室,告诉洪深和冯乃超,又上楼报告郭先生。这时洪深给周公打电话,但电话不通了。毕竟洪深有经验,他当时叫李副官若愚,赶快把一大桶汽油推出机关搬到巷口,运上卡车。我当时告诉司机,你能将这部车和人都运到下摄司,我们给你400元奖金。果然重赏之下,司机欣然答应,但他要求只运人不再运行李。于是我们把车上原装好的行李全部丢下来,让放映队学员和一些同志坐上去。几分钟后,汽车可以开动了,洪深与司机坐在一起,把全部人员和伤员吴全福一道送走了。

　　当时我们约定,由我陪同郭先生和冯乃超坐小车去火车站。于是,在洪深等开车走后10多分钟,我们也出发了。这时小车沿着卡车走的路线前进,刚上向南的大街,就被火焰封住。我叫司机另寻路去火车站,结果向西面大街绕道不上200米,又被火截住了。司机说:“这样看来,从城内大街要绕到火车站去是不成了,现在应该怎样办?”我说:“赶快想办法离开市区,先绕道到公路上也可以。”幸好水风井巷被我阻挡了一下未放火,我们的小车从水风井的巷口小街绕穿出去。沿途看见成千上万的新兵,也沿着街道两边步行。这些士兵都穿着新装,手中未持任何武器,每人肩头上拖着床新棉被,似乎连打包裹的时间都没有。我当时发问:“这不像是日本人追上来,未听到一声枪炮声,也不像是兵变,究竟是啥子事变呢?”郭先生和乃超都未答话。又隔了一阵,郭先生问道:“为什么那些士兵说是奉张主席命令放火呢?不是张还说,三厅未走的人,可在明晨移住省政府吗?”乃超和我也都默然。

　　这时公路上全是机械化的车辆,如大卡车、吉普车、小轿车、牵引车、运炮车,还有坦克模式车等等,一辆接着一辆地爬行,秩序非常混乱。只要有一辆车抛锚挡路,大家就在一片咒骂声中,赶紧把这辆挡路车,推到公路下边去。在这种交通糟乱的局面下,我们的车子已无法开到火车站去,履行与洪深的诺言,只好随着大队的车群流动。这时公路两旁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流,有些是士兵,更多的是成群结队步行的老百姓,不少是全家老少提携捧负地挤作一团傍着公路的车队流动,哭声、叫骂声和呼儿唤女的声音交织在起。老百姓们极度愤怒大声骂道:“你们要放火,也要先打个招呼,鸣过锣或吹声号也好嘛,怎么半夜三更等人睡熟了,才悄悄地到处乱放火呢?难道你们真打主意要把长沙人烧绝吗?”还有的骂道:“你们怎个不去烧日本人呢!唉!现在不知要烧死多少人啊!”我们听到后,感到揪心地难过。

　　我们的小车像爬行动物似的走了7个多小时,终于到达离长沙市南约90华里的下摄司镇的江边。当时天色大明,我们停车下来一看,江边和坡地上挤满了成千的车辆,两只渡轮一来一往地接送,至少要六七小时以后,我们的车才有过江的希望。我去查看了一下我们运出来的公私物件,大部分散堆在江边的空地上,从武汉租来的渡轮,也停在附近江中。经过研究,把小堆行李全部集中起来,并安排同志们轮流看守。然后我陪同郭先生和冯乃超一起过江,在这个小镇的两家鸡毛店里定下几间客房来。定下了住处,才走到街边小饮食摊上去吃早点,碰见了10来位原是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的负责官员。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饥肠辘辘,疲乏不堪了。

　　这时在江对面看管行李的同志跑来报告说:“周副部长来了,在江那边。”我看郭先生和乃超都已回旅舍了,于是赶快跑去报告,一道过江去。当我快步走到周公面前时,洪深正在那里大声诉说我和张肩重在水风井分手时,原约好大家在火车站会齐一道走的。谁知张肩重坐上小车就不管我们了,只顾他们自己逃跑呀。我当时给他作了解释。周公说:你们不要再说了。现在应该由张肩重继续组织人力,赶快设法寻找田汉领队的200多人,还有从火车站步行出来的二三十人以及公私物件的清理运送等事项。

　　于是,周公、郭先生和我立即过江,来到下摄司镇的小客房里,道研究如何寻找我厅几批步行的人员和清理堆放在湘江北岸的公私物件。所有公私物件都列有清单三份,按单清理比较好办。但寻找散失未归的同志是比较麻烦的。我在这方面经验很少,周公很耐心细致地给我绘了长沙、湘潭及下摄司镇周围地理形势的草图不仅标明了山川河流的位置,还着重写明公路和乡村道路的里程以及分布情况等等。当时的确使我惊讶和佩服万分,我想周公怎么会对这一带地形了如指掌呢?周公还指示说:“田寿昌同志带领的那批人员,估计在大火起时,离长沙市不太远,市里发生大火,他们当然也会知道。他们可能认为再沿公路走会有危险,很可能沿着丘陵地带的乡村小道上来。至于从火车站先后步行出来的两批人,他们了解的情况不同,完全有可能随着人群从公路上走来。因此,现在找寻的办法应在各乡村道路上的交叉路口的高点,设置明显的招贴和指路标,写出我们现在的驻地;其次,还要在公路的交叉路口也照样布置招贴和指路标,这些是在白天用的,只要有认真的明显的设置就行。最重要的还是晚上,上述招贴和指路标都不管用了,那就要在这些地方设置红色的路灯,每处路灯所在地都要派几个人轮流守候,如果用红纸灯·内用煤油小灯也可以,如果有马灯可用,就用红纸糊上。

　　周公是党的领导人之一,而且是中外闻名的政治家。他对这些事务性问题也考虑得如此细微周到,真教我万分佩服,我立刻着手去办,果然经过两天的寻找,把我厅步行的第一批同志以及在长沙火车站两批失散的同志全部找到了。而且果如周公所料,田汉带领的一路,确实是避开公路从乡村小道上来的。同志们回到下摄司后都说:“要不是你们设置的指路标,我们真不知到哪里去找你们呢。”

　　这时湘潭的小镇下摄司,已成为我们第三厅同志集合的中心。我这时邀集几位同志主要奔忙于湘江南北两岸,集中全部人力搞公私物件的清理和组织运输工作。这几天,郭先生始终同我们同甘共苦地生活在一起,婉拒我们对他的任何照顾。

　　我们在下摄司的几天当中,除了碰见过一些零散人员过路以外,并未遇见任何机关单位迁移过此。下摄司镇是长衡公路的要冲,如不从这里经过,就是从铁路上走了。我当时思想上有不少想法。我们从武汉撤退是在一切机关团体之后,我们撤退时,不论是火车、汽车、轮船都未给我们提供运输方便,在长沙大火前也是如此。我们在长沙时,除了得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尽力协助外,所有的接洽联系都未成功。这不由得不想:是不是国民党政府的各级机构,特别歧视政治部第三厅,故意给我们制造困难呢?

　　我们结束了下摄司的迁移工作以后,全体同志都住到衡阳城外5华里的三塘院子。同志们在劫后余悸中,思想又发生了波动周公了解到同志们的思想情绪,又亲来我们驻地宣讲毛主席《论持久战》这篇光辉文献,坚定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

　　我们在衡阳乡间刚住下几天,又接到政治部通知:由我厅选派20几位同志,返回长沙市对火灾善后进行宣传,主要是招抚流亡居民,安定人心。这次是由洪深、冯乃超领队去的。当时长沙全市居民已逃避一空,到处断垣残壁,俨如鬼蜮世界。我厅同志回到长沙后,会同湖南省政府和战区司令部等有关机关共同办理救济招抚工作。在长沙市郊区分设12个接待站,设住宿帐篷,并开办伙食,备有稀饭、馒头等等。我厅去的同志一方面广泛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到处设立指路标,还在各处作许多口头宣传。但是长沙市的老百姓都被大火烧怕了,余悸犹存,最初三四天,接待站形同虚设。我们除了加强宣传外,还由湖南省政府印发了招抚布告,欢迎人们回来重整家园,政府当大力支持和救济。有些人跑来望望,悻悻而去;后来有些老年人带着小孩跑来吃点稀饭,看样子已是饿得不成人样了,但吃了还是不愿住下来。经过几天深人的调查了解,还发现有些汉奸或破坏分子乘机造谣说:“政府喊你们回去,是要拉夫拉兵,千万不要上当。”这样就给宣传接待工作,增添了更多的困难。我们既要搞宣传,又兼搞辟谣的工作。我厅担任宣传的同志,每天早起,带着干粮跑到离城一二十里外的乡村去做工作。后来有些老百姓确实饥寒交迫,无处可走,无以为生时,只好带着一家老小来到接待站住下。我们既高兴宣传工作收到了效果,又十分同情他们。有些人原来是小康之家,自立谋生的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但被这场大火烧得一干二净。尽管当时国民党当局把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保安团长徐昆3人杀了,但人们的咒骂声还是时有所闻。

　　作者张肩重,时为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