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追责长沙“文夕大火”
来源：《文史博览》 2016年第11期 P19-21 作者：胡博   2024-07-08 15:49:47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寂静的长沙城内外警钟响起，突然出现的大火很快就将全城笼罩。一时间到处都是火海，仍然留居城内的市民争相逃奔，爆炸声、嘶喊声、哭泣声混杂在一起，长沙顿时成为人间炼狱。

　　大火焚毁了全城80%的房屋，街巷焚毁达590余条，原本繁华的北正街、坡子街、府后街、八角亭等一片废墟，就连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高等法院、电报局、邮政局，以及大部分学校、银行也尽数被毁，幸存建筑仅有洋行、教会医院数栋，人员伤亡达3000余人。11月18日《中央日报》哀评道：“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这次大火，史称“文夕大火”。事情发生后，蒋介石面对“舆论汹涌”，亲自批示追责。

　　事发之后

　　放火焚毁长沙城，原本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于11月12日上午9时许收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发来的“文侍参电”，即蒋介石下达“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的指示仓促制订出来的计划。

　　张治中接到电报后，立即命令省保安处长徐权、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拟订焚城计划纲要，并在当天下午4时召开相关会议，确定由警备第2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长沙市社训副总队长王伟能、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负责具体焚城事宜。张治中进而又指示“明日(即13日)须根据纲要，做好细则，送来核定”。

　　实施焚城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等日军攻入长沙时才可执行。不料计划还没完成“核定”，大火就在13日凌晨提前发生了。

　　火起时，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是较早得到消息者之一，他在听完参谋处长许权的报告后“深为骇怪”，随即发现长沙“秩序大乱。警察宪兵，均全部逃走。电话不通”。许权建议酆悌立即转移到湘潭，但被酆拒绝，他认为“须寻主席，不能独自走也”，于是带着家人前往张治中的住所。酆悌抵达张寓时，已是凌晨4点半，他将情况报告张治中，两人都对这次一无省府命令、二无警备司令部命令、三无天心阁挂出放火信号的放火行动“嗟叹而莫名其故”。

　　天亮后，酆悌奉命向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汇报起火经过。酆悌认为，自己只是“奉命准备，但不料突然起火，似为另一组织变动者，盖余始终不明何以如此动作离奇耳。然余责任所在，自难逃其咎，部队非余训练，仅系指挥他人者”。

文夕大火后，长沙一片废墟

　　言下之意，酆悌虽然身为长沙警备司令，但归他指挥的两个警备团只是名义上归他指挥，大火发生后两团都不听命令，这是导致大火没能得到控制的原因之一。酆悌在14日的日记又提到“余奉命警备长沙，手无兵卒，仅负名义上之责”。不过他很快从张治中那里得知“委座(蒋介石)来电，谓不能冤某，应查明”。意思似乎在说，蒋介石已经下指示要查明实际责任人，这对酆而言，在责任方面或可有所减轻。

　　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要办酆悌

　　钱大钧是长沙大火发生后奉命组织军法审判的审判长。他在14日的日记中记到：“委座命余……考察长沙焚毁实情，并谓此乃行政长官应负之责，警备司令酆悌不负责任。”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认为长沙的“行政长官”是最大责任人，酆悌无责，或不应负主要责任，这与酆悌在日记中写的内容相似。但事实上，蒋介石在当天已有严办酆悌之意。

　　大火发生的当天上午，蒋介石就获悉长沙有“伤兵放火，秩序甚乱”，但由于“长沙电话终日不通……或因修电线无人，以致延缓”而没有了解到实际情况。等到14日了解到实情后，蒋介石表示“焚毁甚惨，闻之心痛，地方人员之不力，殊为浩叹”，并在当天日记的“预定”中，写下了“拿办酆警备司令，追究长沙放火案”。蒋介石既然有严办酆悌之意，为什么又对钱大钧说酆悌“不负责任”，又对张治中指示“不能冤某”的话呢?陈诚家书或可解此疑问。

　　根据《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所载，蒋介石主张“不能使湘民反感，增加政府困难……不可使文白(张治中)政治生命从此断送，而予以善后机会”。在此前提下，为了安抚长沙乃至湖南民众，蒋介石在14日就已经决定“弃车保帅”，处理次一级责任人。但在对部属的指示中，仍然要公开按照程序办事，不能有所偏袒。不过这些事情，正奉命调查失火原因的酆悌全然不知。

张治中

　　就在蒋介石决定处理酆悌的当天，酆悌已经大致了解到起火原因是从南门外伤兵医院开始的。在当时战局不利，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奉命参与焚城的警备第2团士兵在见到南门外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后，便不顾天心阁是否放出引火信号，开始四处放火。此外，警察局长文重孚在11日就已下令撤离消防人员，导致火起后无人参与灭火，警备第2团又不断加火，终使长沙遭此人祸。这就是说，酆悌认为，作为放火正指挥的警备团长徐昆，是首要责任人。

　　然而当张治中于15日命令酆悌和保安处长徐权调查时，徐却“只要一遇能与警备团卸责之事，彼必十分注意，张大其词，以为可以诿卸也”。对此，酆悌认为，张治中虽然要他和徐权共同调查，但凡是涉及张的亲信徐昆或者警2团，张治中都在想办法减轻或者推卸责任。这也与此前酆悌提出警备团不听他命令的事相呼应。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酆悌预感到自己有可能会成为首要责任人。

　　军法会审

　　16日下午8时蒋介石抵达长沙，只见全城“黑暗凄惨。与辞修(陈诚)、文白等相见，黯然不知所言，乃强言研究，责成文白究根肇祸之人，速定处分”。蒋认为，“长沙焚毁，不仅影响于前方军事，而且影响于将来政治更大，文白不知责任所在，犹以为普通罪过，尚思推委卸责，此表示无能无知之事小，而对于革命与廉耻之事大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虽然对张治中表示不满，但仍然授权张“究根肇祸之人”，这等于是公开将张排除在主要责任人之外了。

　　17日上午9时，蒋介石巡视全城，自感“痛愧之至”，之后召集俞飞鹏、陈诚、张治中、林蔚、钱大钧等人商讨如何对外发布火灾信息。

　　根据钱大钧当天的日记所述，蒋介石主张“以汉奸纵烧为由”，但遭到陈诚强烈反对。陈诚认为“事实上应认错，不可骗人”，“此事系有计划之举动，不能认为无过，须自己认错，方能对得民众”。陈诚的这个主张，等于是将张治中推上首要责任人的位置，这与蒋介石的想法是相悖的，蒋因此认为陈“厚于责人而不能助人”，并在日记中感慨“能代人受过之将才更无其人也”。钱大钧则认为“本系有计划之举动时不良分子乘间纵火，而地方当局不能负责措置，慌乱无张，致有此失”。

　　钱大钧在日记上说这次讨论 “争吵甚烈，久之，对敌情况略谈而散”，但蒋介石已经计划设立“军法会审”，并将准备在下午5时离开长沙的钱大钧留下。同一天，蒋介石命令将警2团调离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2团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人则被软禁。

　　18日上午，蒋介石正式下令“设立长沙火事之军法会审”，由钱大钧任审判长。钱大钧于“下午六时起审讯酆悌文重孚徐昆三人……每人约审讯一小时，至下午十时始竣事”，随后打算“明晨十时会商后，再誊清呈送委座核判”。

　　但蒋介石在19日上午8时就先行召见钱大钧“询问审判情形”，钱认为“事实上发纵指示，闹至如此者，实为许权，而酆悌对一切事情，交付许权，实应负完全责任。至徐昆亦系听从许权指示，文重孚与放火无关，因未分配任务于彼，其撤岗为其罪过而已，故拟判为酆悌十五年徐昆十二年文重孚五年徒刑”，但蒋介石未置可否。钱于是返回自己的办公处准备将案卷“誊清后即行送呈”。就在此时，张治中来找钱大钧了。

　　张治中所来为何?他是在接到蒋介石表示要枪毙酆悌的电话后来保酆的。

　　根据钱大钧日记记载，“文白来谓，委座与彼通电话，谓必欲枪毙酆悌，文白则保酆，并谓可枪毙徐昆与文重孚”。此时钱大钧才知道蒋介石已经决定要枪决酆悌。

　　当钱大钧将判决书送呈蒋介石后，蒋“当即批示酆悌负省会警备全责，疏忽怠惰，殃及民众，应即枪决，徐昆怠忽职守，殃及民众，应予枪决，文重孚未奉正式命令，擅离职守一并枪决可也”。此外，蒋还发了一则手谕，内言“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不察，玩忽职守，着革职留任，责令办理善后以观后效……保安处长徐权疏忽慌张着即革职查办”。

　　钱大钧随后对外公布酆悌、徐昆 “辱职殃民”，文重孚“未奉命令擅离职守”，并将枪决事宜交由“长株警备司令部执行”，派“军法总监部少将督察官张耀宸前往监刑”。

　　对于这个判决，钱大钧虽然有异议，但没有过多表示，只是在办理完审判事宜后于当天晚上10时前往衡阳。钱大钧认为“已发交警备司令部执行，余不必再留长沙，且此事令余出面会审，实非所愿，故办毕当即启程”。

　　对于枪毙酆悌等人一事，蒋介石在日记中并没有表露出过多内心想法，甚至对19日批示枪决的事情都没有记录。日记中只简单写着：“本日解决长沙火灾重案，将其军警长官三人判决枪毙，皆为黄埔学生，痛苦无已，只有安置其家属，聊以慰私而已。”第二天，蒋便在“巡视市内”“指示善后”后，于下午3时前往南岳。

　　至于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起初都自认为罪不致死，因此在接受军法审判时镇定回答，且只字不谈除他们三人之外的责任人。直到20日上午8时被转送长株警备司令部时，才感到死期将至，但已无力回天。两个小时后，三人皆在侯家塘被执行枪决。至于前文中所提及另一责任人——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则被判处无期徒刑，直至抗战胜利前因调服军役立功而提前获释。

　　蒋介石短短3天即处理完此事，未免显得仓促。但在当时情况下，蒋介石必须迅速做出处置，他在既想保张治中，又想正面应对湖南民众对长沙大火指控的情况下，只能推出自己的学生酆悌等人以平民愤了。

《文史博览》 2016年第11期 P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