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焰焚蓉：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始末
来源：中华新闻网 2023年10月12日 作者：肖舟 孔昕   2024-07-08 16:13:22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长沙市内突然闪起一处处火点，火焰仿佛有自己的意志，从街上顺着外墙面爬上风火墙，引燃了木质的房梁、立柱，把一座座房屋变成了燃料。几个小时内，从一个院落到另一个院落，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长沙环城马路以内成为一片火海。

　　这场“文夕大火”，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一起，被称为中国抗战史上的三大人祸。“文夕大火”导致长沙30000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达10亿元。“文夕大火”，也使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二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

　　如此惨剧，全国舆论一片大哗，纷纷谴责湖南当地政府，要求严惩应该为此负责的相关人员。

烈焰焚蓉：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始末

　　长沙西南郊侯家塘刑场，1938年11月20日，伴随着几声枪响，3名高级军官成了三具尸体。行刑的宪兵用白布、毛毯将尸体遮盖。监刑的军官唏嘘几声，离开现场。举目北望，市区一片残垣断壁，余烬尚未熄灭，伴随着寒风卷起烟尘。

　　当天，长株警备司令部贴出布告：“案查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辱职殃民，湖南省会警察局长陆军宪兵上校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均经本会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各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在案……于本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押赴侯家塘下山刑场，依法执行枪决。”

　　这是震惊全国的“长沙文夕大火”最后一幕。灾后一周内，蒋介石快刀斩乱麻，以3条人命止住汹汹众口。这场灾难已经成为长沙人的共同记忆，镌刻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一

　　湖南素有“无湘不成军”的美誉，长沙正是这个“军省”的省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长沙成为沟通华东、华北与西南后方的重要通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此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成为日后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后，又有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和难民取道长沙继续向后方撤退。

　　1938年10月25日，汉城沦陷，日军侵入湖南，占领岳阳。长沙由后方中枢变成了前线重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副委员长冯玉祥、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军界巨头都曾在长沙停留办公。11月起，长沙市政府几次组织疏散机关学校和民众，但到11月12日这天，许多商户仍有留守的员工，还有不少居民留在城内。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也住在长沙。

　　深夜火起，全城陷入一片混乱。大街上，站岗的警察已经不见了。汽车和马车堵在街口，鸣笛、吆喝和叫骂的声音不绝于耳。匆忙收拾行李出逃的民众乱成一团，在大火封街的局面下，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寻找每一个能出去的通道。市民邹开华沿途看到“街上的电灯柱子倒在地上……那电灯柱和电线一样，四处绊着”，“中山亭啊、北正街啊，火势腾腾，还有小汽车都燃起了火”，“有些大姑娘、婆婆、老倌哭哭闹闹，天哪，那怎么得了哇，那喊天叫地的多得很”。

　　周恩来住在城内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事后对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形容了当时的场景：“放火兵士持汽油浸透之棉花，先叫门喊避，遂即点火，亦有一面喊敌人已来，而火早已点着。人民究竟听见与否，或全喊到没有，不得而知。”

　　湘江东岸的大西门、灵官渡码头挤满了人。幸运的人登上了轮渡，不幸的人被挤掉到河里。摆渡民众的木划子船手纷纷喊出高价，没带够钱的人为了过江，只能各显其能，有的坐进了木桶，有的抓上了门板，还有人找些竹木仓促捆绑成排子，或者干脆放弃了行李游泳。没办法的人只好沿着湘江往南跑。

　　浏阳门，长沙火车站里，一列满载军委会各部公物，以及军统局人员的车厢正在等待车头。乘客眼睁睁看着周边从飘起烟雾，到民房燃烧，继而围着火车站形成一片火海。原本就在火车站等待转运的伤兵，以及逃到附近的居民拼命挤上车厢。正在此时，从株洲开来的车头挂上列车，徐徐开动，逐渐加速试图冲出火海。军统局官员陈正回忆：“列车快开到起火处时，十多名号兵齐吹冲锋号，火车头加足马力冲进火海”，终于脱离险境。只是，许多坐在车厢上方的人，被火焰烧焦了眉毛、头发。

　　天心阁、火宫殿、贾谊故居、三角花园……长沙市内众多名胜古迹被付之一炬。往日繁华热闹的司门口、坡子街、太平街，都变成了祝融肆虐的修罗场。著名的九如斋南货店被焚毁，储存在店内的海味、洋酒、罐头焚烧一空。瑞丰绸庄的建筑本就注重防火，但在全城起火的高温熏烤下，所藏的布匹事后看似完好无损，一触就化为粉末。最惨痛的是余太华金号，店内号称收藏了440颗汉印，都化成了铜块、铁饼。开骨质麻将牌店的袁涤一家幸运逃出，但全家产业只剩下一个大铜墨盒、一副红木算盘，邻居开钟表修理铺的张祥和一家则是18口人无一生还。

　　大火之中，也有保住家业的幸运儿。朝宗街吉丰粮栈的业主高清和，没有像其他商人一样只留几个员工看店，而是将20多名亲属、伙计全部留下，火起之时就开始动手拆除粮栈外围的建筑，形成一条防火隔离道，得以自救成功。邻近商号的少东家黄芸青看到一片废墟中，高家产业“犹自依然屹立，未为火毁，我为之骇然”。同样幸运的还有城北三和饭店，经理柳三和见搬迁无望，索性把山珍海味、美酒佳肴都拿出来，款待进驻的放火队员。结果，放火队员醉饱得昏睡不醒，到了放火的时候尚在梦乡，让附近街区逃过一劫。

二

　　抗战军兴，面对华北、华东战场的节节败退，国内各路军事领袖都在思考应对日军的办法。这些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完成军事教育，脑海中最接近的学习对象就是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法俄战史”：俄军拒绝与精锐法军决战，而是靠广大纵深向内陆持续撤退。拿破仑虽然占领了莫斯科，却因补给不济，面对俄国寒冬损失惨重，大败而归。

　　桂系领袖李宗仁只上过陆军小学，也提出一篇“焦土抗战论”，将坚壁清野作为精义所在，“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物资，并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积年累月，则暴日必败无疑”。

　　焦土抗战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李宗仁，影响了各地的战区司令长官和省主席，也影响了蒋介石本人。从南京、上海，到青岛、徐州，诸多名城失陷前后，蒋介石都或多或少流露出坚壁清野的想法。到武汉失守前，更是对城内的交通、道路、桥梁、工厂进行了系统破坏，蒋介石称“武汉之爆烈破坏，不仅使敌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其同归于尽之决心，非此不能使敌有所感悟与痛苦也”。

　　焚毁长沙的决策究竟从何而来?蒋介石日记和保存下来的往来文电中无迹可寻，当事人回忆则各不相同。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和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许权声称，是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部署的。席楚霖更是明确声称，蒋介石直接向张治中下达焚毁长沙的面谕，张治中在11月10日的省政府紧急会议上透露给了在座军政官员。

　　张治中却说：11月7日军事会议只是检讨武汉弃守时为何没有彻底破坏，并没有涉及火烧长沙，直到11月12日上午他才收到“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的密电。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的日记显示，他到12日下午才从张治中那里得知“奉委座电令，长沙失陷应焚毁”，并着手进行准备。

　　按照会议部署，酆悌会同省保安处处长徐权讨论之后，决定以警备第2团团长徐昆担任焚城总指挥，将该团士兵3人一组编为100个组承担放火准备，并叮嘱“应以放紧急警报，奉主席最后命令，始执行”。他并未下令当天放火。12日午后，张治中审议了酆悌等人送来的焚城计划，叮嘱要在汨罗江守军撤退后再开始行动，要求次日做好细则后再送来审阅，之后便开始准备晚上到广播电台做孙中山诞辰纪念演讲的讲稿。黄昏时分，市长席楚霖还组织市政府机关、社团人员和民众300余人，进行纪念孙中山诞辰的火炬游行。

　　放火计划本应保密，但在当时的熟人社会并无秘密可言，消息在上层尚未传开，底层已经人尽皆知。12日下午，省政府官员徐石林的人力车夫告诉他，“外面传说今晚要放火”,声称“是外面的商民从警察口中得来的”消息。张治中晚上出发去广播电台时，看到警察都不在岗上，派人询问省会警察局局长文重孚，得到的答案是“只把不重要的地方撤去”。待他结束广播，再派人找文重孚时，回复不但找不到人，连省会警察局的大门都用竹板钉了起来。

　　种种现象没有被高官们重视警觉。张治中结束广播后，又到橘子洲使馆区见了英国领事，才返回城内二里牌公馆休息。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康泽，参加衡阳的孙中山诞辰纪念后，连夜乘车前往长沙，沿途不断有人告诉他，“去不得了!敌人迫近长沙了”。情报军官出身的康泽对此深感诧异，日军尚未通过岳阳，怎么会一夜之间逼近150公里外的长沙?

　　抵达后，康泽到长沙警备司令部打探情况，发现司令酆悌已经回家睡觉，参谋处处长许权拿来破坏长沙的方案给他看，上面还有张治中“明早七时检查”的批示。两人讨论了一下方案，康泽认为放火的信号在白天用打钟，晚上不应该换成防空警报，一旦发生夜间空袭会误事。许权答应第二天再修改一下。康泽见夜色已深，市面无事，便动身离开。

　　回衡阳的路上，康泽偶尔回头，看到长沙有一处起火，随后越燃越大，心中颇为怀疑：“这是有计划的破坏呢?还是哪里不慎失火所引起的误会呢?”刚刚入睡的张治中也被副官叫醒，起身到窗边观察，看到城中已经起火，给各处打电话询问，线路均已不通。

　　一场灾难，至此已经无法挽回。

三

　　11月13日晨，康泽回到了衡阳，从电话中得知了长沙全城大火的消息。他日后回想起来，仍然对当时的困惑记忆犹新：“我当时仍然不能判断，那是有计划的破坏，或者是哪里失火所引起的误会。此后几天，并没有听到敌人迫近长沙的消息。”蒋介石也没有确切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长沙电话终日不通，据报伤兵放火，秩序甚乱，以意度之，不止于此。”

　　事后调查认为，日军攻入湖南之后，省政府已经决定迁走，将于11月15日正式在沅陵办公。11月12日凌晨起，四处传言日军渡过汨罗江，省会警察局局长文重孚带领警察、消防队擅自撤离。当日晚市内冒起一处普通火灾，由于无人救护，导致执行放火任务的警备第2团官兵认为是破坏信号，开始四处放火，导致灾难发生。

　　据监察院统计，长沙文夕大火后掩埋遇难者遗体639具，市区31884栋房屋仅剩10747栋，造成灾民12.4万人，财产损失难以计数。外界的指责一股脑涌向湖南当局，首当其冲的就是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而张治中对焚城准备工作何以成为了现实行动，也是一脑子浆糊。酆悌向他汇报，“看这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张治中也向他人如此转述，“定系另一系统所为”。陈诚听到后，忍不住埋汰张治中“真亏他说得出口”。

　　多年后，张治中在撰写回忆录时，将事情的发生归结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的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总之大家都有责任。但只有他能够做出这项总结，其他人就没这个运气了。

　　被列为首犯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是湖南湘阴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原本历任军委会侍从室第二组组长、第六厅厅长。1938年9月，也就是大火前一个多月才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调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长沙警备司令。作为具体安排焚城计划的负责人，酆悌也没有意识到灾难将至，11月12日完成焚城计划初稿后，他就回家睡觉去了。

　　火起之后，部下劝他撤到湘潭，他坚辞拒绝，而是赶往张治中官邸汇报情况，并且认为“时在主席处者，仅余一人，彼之亲信干部，尚无一人到也”。酆悌认为自己虽然“责任所在，自难逃其咎”，但是“余非刽子手，而仅为一传令之转承者，以公私关系而论，以部队不听指挥而论，余之罪并不大也”，命运却对他开了个玩笑。

　　11月14日，酆悌在日记中写道，“张主席(张治中)接陈司令长官(陈诚)电话，委座(蒋介石)来电谓不能冤某，应查明其实此事之错误”。同日，蒋介石却已经拿定主意，在日记中将“拿办酆警备司令，追究长沙放火案”列为待办事项。张治中、陈诚似乎向酆悌撒了谎，但是，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当日日记也提到，蒋介石曾说“谓此乃行政长官应负之责，警备司令酆悌不负责任”，可见蒋介石的思路，在一日之内就起了变化。

　　陈诚档案保存下来的书信，透露了蒋介石改变主意的原因：“第一须顾虑不为敌暴露我政府之弱点;第二不能使湘民反感，增加政府困难;第三不可使文白政治生命从此断送，而予以善后机会”。考量之下，只有重演曹操“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的政治技巧了。

　　庙策已定，命运的车轮便向张治中之外“其他几个疏忽的高级人员”隆隆碾去。11月15日，酆悌、徐昆、文重孚被扣押。徐昆是预定的焚城总指挥，放火主力都是他部下官兵，把计划演变成行动，自然该承担责任。文重孚撤走警察并逃往株洲，置城市秩序市民安全于不顾，也是罪责难逃。

　　但是，酆悌对自己的境遇难以理解，他“手无兵卒，仅负名义上之责，更受命于武汉将陷，所谓于危难之中”，在焚城这件事上更是“一切均为上面所指挥，下面所实行，余仅居中间，等于一留声传音机而已”，为何要承担责任?

　　更何况，此前奉命一起拟定焚城计划，事后又一起追查责任的省保安处中将处长徐权，却没有遭到拘禁之难。放火的警备第2团名义上受长沙警备司令部指挥，实际由省保安处组织筹建、考核官佐、支持粮饷。在酆悌看来，徐权才是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但徐权是张治中保定军校的同学，自然得到袒护，自己便成了替罪羊。

四

　　11月18日，蒋介石下令组成长沙文夕大火军事会审。当天晚6时，开始审讯酆悌等3名在押人员，直到10时结束审讯。次日，审判长钱大钧向蒋介石提交报告，认为问题出在负责拟定计划的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许权身上，而酆悌“对一切事情，交付许权，实应负完全责任”，徐昆作为执行者责任以此类推，文重孚与放火无关，但“撤岗为其罪过”。因许权已经逃匿，先行建议判处酆悌十五年徒刑、徐昆十二年徒刑、文重孚五年徒刑。

　　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直接下达了批示：“酆悌负省会警备全责，疏忽怠惰，殃及民众，应即枪决，徐昆怠忽职守，殃及民众，应予枪决，文重孚未奉正式命令，擅离职守一并枪决可也”。当时，军法体制源自1930年颁布的《陆海空军审判法》，军法会审除少数情形外均为一审终审，不得上诉。判决一经下达，酆悌等3人命运已定。

　　与此相匹配，张治中革职留任，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免职留任，保安处处长徐权革职查办，各有参差，但都罪不至死。酆悌、徐昆、文重孚死于军法，历来有人喊冤，矛头直指张治中本人。“治湘有方，两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颗人头万古冤”的对联困扰了张治中许久，直到1950年代，他还为郭沫若在回忆录《洪波曲》中提及大火责任一事，与其多次写信，辩白责任所在，并将往来信函都保存在自己的回忆录里。

　　蒋介石急于解决外界对长沙文夕大火的指责，安定湖南政治军事局面，用意十分明显。负责军法会审的审判长钱大钧是侍从室主任，接管长沙治安，后来负责执行枪决的长株警备司令俞济时是前侍卫长，等于将整套事务交给自己身边亲信处理，以求快速解决。

　　如果不是如此，酆悌等3人可以不死。明显的证据便是“罪魁祸首”许权的命运。他在事发之后逃匿，后被军统抓获押到重庆，虽然也被判处死刑，但在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袒护之下改为无期徒刑。服刑期间，1943年1月28日，升任第5集团军中将总司令杜聿明念及与酆悌的交情，对老同学的旧部分外照顾，以保外就医名义将许权接往昆明，任命为少将高级参谋，抗战胜利后，又保举为运输学校中将教育长，蒋介石照准不误，过去的问题全部烟消云散。长沙也在战乱后逐步恢复，只是这座城市的灾难远未结束。

　　1939年9月、1941年9月、1941年12月，中日两军三次围绕长沙展开会战。日军几度逼近长沙郊区，城墙之外沦为战场。但守军依托着岳麓山上的炮兵阵地和城内外各部的浴血奋战，一次次将日军击退。1944年6月19日，日军在豫湘桂会战中先取岳麓山，再围长沙城，终于攻占了这座城市。文夕大火灾后重建的市区再度沦为瓦砾，直到1945年9月6日，才宣告光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