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文夕大火之来龙去脉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2018年12月6日   2024-07-08 16:23:54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抗战初期的大后方。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很快攻占岳阳，长沙危在旦夕。为免军民用设施“以资敌用”，拟在日军攻占长沙时实施焚城计划，导致了1938年11月12日的文夕大火。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事后回忆：这场火是有计划放的，非常明显，否则不会有全城一齐“失慎”之理。但是谁是火头，谁是主使者，却成了当时一大疑案。在大火发生80年后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其来龙去脉。

　　在长沙实施焦土抗战的决定

　　抗战初期，长沙作为正面抗战的后方基地，集结了大批军民物资，是华北与华东的工厂、机关、学校等内迁的重要目的地或中转站。然而，长沙并不安全，日军多次出动飞机轰炸，大量平民伤亡，建筑被毁。如1938年4月10日，日机27架轰炸长沙，湖南大学校区死伤100余人，湖大图书馆全部被毁，科学馆毁去三分之二，学生宿舍2栋亦被炸。8月17日，日机18架狂轰长沙，死伤平民800余人。在长沙日益危急之时，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于1938年10月推荐黄埔一期毕业的酆悌担任长沙警备司令。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日军继续南下，直逼长沙。长沙是战是守，亟须定夺。11月1日，国民党高层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检讨武汉撤离时未予焚毁以资敌用等问题，特别强调若长沙失陷，务须实行“焦土抗战”，能疏散的疏散，疏散不了的，予以彻底焚毁。应该说，对于预定撤退的战略支点及重要城市的建筑物，施以破坏，免资敌用，亦无不可。会议还决定湖南省政府迁往沅陵，长沙市政府迁往邵阳。省主席张治中与部分公务员暂留长沙，待形势危急时再行撤退。

　　1938年11月7日至9日，蒋介石在长沙何键公馆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等30多位国民党高官参加。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列席，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负责会议警戒。蒋介石继续强调“焦土抗战”，欲仿效俄国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城，以此来击败拿破仑大军的战例。蒋说，若日军越过新墙河进攻长沙，长沙一旦失守就予以焚毁。会后，蒋介石视察长沙郊区，并敦促第九战区做好战事准备。

　　11月10日晚，张治中邀约湖南财政厅厅长尹任先、省保安处长徐权等召开秘密会议，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市长席楚霖等10多人列席，具体布置焦土抗战方针。随即，酆悌在长沙警备司令部召开军、警、宪处长以上负责人会议，宣布长沙一旦失守即焚毁长沙的指示，并成立“破坏长沙指挥部”。

　　焚城计划的制定与大火发生

　　1938年11月11日，日军一路占领湘北重镇岳阳;另一路沿铁路线以东直抵新墙河北岸。岳阳被占，长沙便唇亡齿寒。12日早晨8时，蒋介石得知日军占领岳阳，内心沉重，托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电告张治中，“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同时发“限一小时内送达”张治中的加急密电，表示“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蒋介石还不放心，当天他的专列一直停在长沙与湘潭之间的一个小车站上，直至下午4时，才缓缓驶离。

　　焚城密电属于高级军事机密，张治中无法向除焚城行动负责人外的任何人作解释说明。而且，11月12日是孙中山的诞辰纪念日，为安抚群众恐慌情绪，长沙还组织了相应的纪念活动，下午准备火炬游行。下午4点，张治中召集警备司令酆悌、参谋处长许权、省保安处长徐权，商讨焚烧计划的制定与实施。酆梯建议，要长沙市社训副总队长王伟能当正指挥，许权为副指挥。张治中认为王伟能是军训教官，改用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王伟能、许权为副指挥，并说：“须在我军自汩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当时商定，要等接到焚毁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再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行动。酆悌限令许权12日下午7点写成具体焚城计划，完成后由他与徐权看后送张治中批准。省保安处负责纵火器材及燃料的筹备。下午7点，焚城计划如约送到张治中办公室，获得批准，并“限明晨4点准备完毕”。

　　晚上8点左右，酆悌召集正副指挥徐昆、王伟能开会，传达张治中的指示。酆悌明告徐昆，不得擅自焚城，反复强调只是焚城准备，并非实施，应以命令为先。酆悌说：“校长(指蒋介石)在长沙，我连夜没有睡觉，我需要睡几个小时，有事问参谋长(许权)。”

　　徐昆等连夜从保安处领取纵火油料等物资，当晚11点半，徐昆向参谋处长许权报告，纵火部队已进入焚城计划指定的准备位置，汽油、煤油等纵火燃料也发放到个人，准备就绪。焚城准备部队分成3人一组，共有100多个小分队。许多房子的墙上被画上焚烧记号，甚至部分队员将燃料洒在市区主干街道、市民房屋外墙和窗户上，长沙俨然成了火药桶。

　　长沙人口原有43万左右，8万余住户，战后初期人口增加了10万左右。大火前逃走了十分之九以上，留在市内的应不下3万人。然而12日晚八时开始戒严，市内人民已不能逃出，七处后方伤兵医院有3、4千人，通讯机关后方办事处和其他准备最后退出的公务人员至少有两千人。这些人在睡梦中浑然不知厄运即至。

　　其实，12日晚，长沙市民就议论纷纷，谣传日军已临近长沙的新河，群情混乱。徐昆向许权反映了这一情况。许权察觉此事不妙，立即向张治中反映。张治中说：我们并没有放弃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部和陈诚长官都在长沙，蒋委员长正在调军队增强防务，你告诉徐昆不要惊慌。至于许权是否联系上正在四处检查焚城预习准备情况的徐昆，将张治中的这一番话告诉他，并由他转告给执行焚城任务的官兵，就不得而知了。

　　不料，13日凌晨2时，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许权得到报告后，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答复是：警察都撤离了，消防队员也撤离了，故无法救火。守候各处焚烧的士兵误以为是放火信号，便一齐点火。刹那间，火光冲天，长沙全城一片火海。大火发生后，电缆烧断，信息不通，指挥瘫痪，警察宪兵逃走，长沙城陷入混乱，未能组织有效的救火行动。酆悌于凌晨4时去张治中寓所报告大火之发生，“彼此嗟叹而莫名其故”。

　　长沙大火发生时，岳阳虽失，而平江、汨罗阵线甚稳，长沙距前线尚有100余里。最高当局虽有焦土方针，但尚未下令主动弃守与焚城，而是调兵增援;地方政府则根据上边命令做好焚毁准备。然而，政府对组织与动员民众，徒唱高调而未见办法，既不能事先平息恐慌，大火后又难以组织有效灭火与人员疏散，致使长沙城延烧数日，一场重大浩劫由此产生。据档案所记：烧死市民3000余人，焚毁房屋5.6万余栋，占全城房屋的95.6%，造成商业损失达5541亿元(法币)，为全市财产的43%。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长沙古城毁于一旦，成为“二战”期间世界上损失最惨重的四座城市之一。因12日的电报韵目为“文”，故称“文夕大火”。

　　酆悌面对大火发生后长沙城之惨状，愧疚万分，恨不得自杀以谢民众。不过他认为真正原因是部队指挥系统混乱，难以号令，自己没有直接下放火命令，罪不至死，而张治中的保安处长徐权更应对焚城负责，因徐权对部队训练不够，缺乏控制力。据酆梯日记言，“我有必死决心，决不推诿责任，这是我二十年做事经过史上可以看出，我决不会下命令，也绝不是不负制止责任，实在手下无兵，火起又是遍城的，一时救火不及，几连我们都被烧在火中。我并不畏死，我的人格，至死总不会被人看轻”。(上)

(作者：刘大禹 师家兴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