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夕大火
来源：抗战文史   2018-12-12 14:50:41

　　12日所发的电报代日韵目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事件背景

　　1938年10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联名电呈蒋介石，汇报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能贯彻焦土作战，被日军获取大量物资的情形;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政府严令实施焦土政策。然而，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武汉警备司令郭悔擅自先行撤退，最终机场为日所用。戴笠的这份支持焦土政策的电报，最终使蒋介石排除他议，痛下决心烧毁长沙古城。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长沙有限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根本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这些都给日后的巨大损失埋下了隐患。

　　1938年11月8日，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两军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

　　事件经过

　　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当时政府为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即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以为积极防御。

　　1938年11月11日上午9时，蒋介石的密令到达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张治中召来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两人于11日下午4时就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该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另外，还对焚城的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

　　焚城计划

　　据计划起草人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回忆，经过徐权修改后的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计划还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这是长沙城中地理位置最高的地方。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张治中还和酆悌、徐权一起研究组建了“破坏长沙指挥部”。决定由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指挥、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和许权任副总指挥。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许权得到士兵的报告后，电询前线的关麟征处，得知前方无事，且南门不是举火的地点，所以判断是失慎。许权打电话找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答复是：警察都撤离了，消防队员也撤离了。另外，因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都把水换成了汽油。意外产生的火灾，没能快速扑灭。

　　不到一刻钟后，南门又有三处起火。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眼看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长沙大火烧了五天五夜，才自行熄灭。

　　由于焚城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焚城的行动又是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故当火起时，留城的老百姓尚在睡梦中。及至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熊熊大火中逃命的人们，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被人群踩死，有的被汽车压死，有的被大火活活烧死。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被大火逼进水缸后惨死。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躲进水缸避火，双双被活活煮死。30多名余太华金号员工躲进防空洞，全被烤焦致死。凄厉的哭喊声，恐怖的嘶叫声，连同建筑物燃烧时的爆炸声，交织成为一个悲惨世界。无数市民争相逃命，在长沙城的湘江渡口发生严重的事故。

　　火灾损失

　　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楚国历史文物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

　　长沙大火中，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共计5.6万余栋;直接死于火灾的达30000余人。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43%。

　　由于焚城计划是保密的，火灾又是突然发生的。老百姓在睡梦中惊醒，正准备夺路逃命时，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在拥挤和混乱中，有的被人群踩死，有的被汽车压死，有的被大火活活烧死。据国民党当局公布的数字，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0余人。

　　在大火中，政府机关、学校、银行等建筑基本全部损毁。烧毁的政府机关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被烧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被烧毁的工厂有：湖南第一纺织厂等40多家工厂烧毁;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湘绣业40家全部毁灭。被烧毁的医院有：除湘雅医院外的所有医院均被烧毁。另外，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

　　善后处理

　　“文夕大火”时，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以及叶剑英、郭沫若等人正身处长沙。1938年11月12日，周恩来尚出席了长沙各文化团体在长沙师范学校举行的孙中山诞辰72周年纪念大会。

　　据郭沫若回忆，当夜就寝后，周恩来、叶剑英在大火中被吵醒，两人各提着一只提箱从大火中连夜撤往湘潭。对毫无征兆的焚城大火，“周公十分愤慨”。

　　1958年12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郭沫若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15章关于长沙大火有这样的描述：“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16日，周恩来赶回长沙，约同陈诚、张治中等人视察灾情，并调集田汉、郭沫若等人率领的三厅人员组成“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展开清理废墟、救护伤残、开设粥场等赈济工作。数天后的22日，湖南省政府组织的“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救济委)”成立，善后救灾工作方有序展开。

　　1938年11月16日夜，蒋介石赶赴长沙。次日，他登上天心阁。长沙天心阁公园管理处文物科长沙伟，研究天心阁历史多年。据他介绍，有关资料显示，蒋介石看到长沙全城几乎焦土一片、片瓦无存时，顿时面红耳赤，头上筋络暴起。从天心阁下来，蒋介石立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3人抓了起来，并组织军法会审，限两天结案。11月18日上午7点，审讯开始。据梁小进介绍，徐昆、文重孚两人咬定一切行动都是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而酆悌则供认：疏忽失慎、违犯机宜，有不可赦免的罪行。审讯判定酆悌系首犯，文重孚、徐昆系从犯，判定三人数年徒刑不等。判决报送蒋介石审批，蒋深为不满，提笔先是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示，“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在文重孚的判决草案上批示，“文重孚身为警察局长，不奉命令，率警遁逃，着即枪毙。”在徐昆的判决草案上批示，“徐昆玩忽职守，着即枪毙。”军事法庭并按蒋介石指示，将判决书上“纵火罪”改为“辱职殃民罪”。时至今日，湖南省湘阴县开福冲村、新宁县庄姜村和桃江县黄土仑村，有三座衰草丛生的坟墓，黄土堆下正是这三个当年叱咤风云的党国要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60余年过去，封土依旧，但喧嚣早已不再。三人伏法后，社会流传出一副对联，上联“治绩如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下联“中心安在，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为“张惶失措”。三联首字正好组成“张治中”，以示社会舆论对大火案审结的不满。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自然难辞其咎，曾当面向蒋介石请求处分，被蒋介石以“用人失察，防范疏忽”为名，给予其“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的处分。据张治中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后，曾作有“一番剀切的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判罚：一、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辱职殃民，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被执行枪决。1938年11月20日，三人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枪决。二、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三、 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惊慌失措，动摇人心，革职查办。四、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在逃，予以革职，通缉查办。五、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

　　1938年11月22日，湖南省政府成立了长沙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在回到长沙后，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一道组成了“善后工作突击队”，也开展了善后救灾工作。至11月底，长沙市内小本营业、露天商场、旅社饭馆陆续恢复，日用必需品基本满足供给;组设的盐米公卖处，凭证供给;银行设有兑换所，流畅金融;被阻隔的交通也逐渐开始恢复，长沙车站11月29日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12月初，长沙至湘潭、浏阳的班车恢复。

　　事件纪念

　　夏日的早晨，晨练的老人在天心阁公园参天大树的绿阴下缓缓踱着步子，知了与笼子里的鸟儿的叫声混成一片。高处，青砖碧瓦的天心阁寂静独立，仿佛几百年来一直如此。始建于明朝的天心阁城墙一直被视为古城长沙的标志，天心阁也记录了长沙的历史、荣耀和屈辱。67年前，“文夕大火”之后，天心阁也成了一片残垣断壁、焦梁炭柱，1983年才在旧址上恢复了古阁的雄姿。根据市政协关于长沙重点抗战遗迹修复的提案，长沙将在天心阁敲响‘文夕大火’警示钟，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备受市民关注的“文夕大火”警世雕塑日前通过国内著名雕塑专家评审，其中3套方案已在天心阁下的天心花苑向市民公示。

　　同仁里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轩辕殿社区吉祥巷，整栋建筑座北朝南，为两层砖木结构，平面呈东西窄南北宽的长方形，占地面积189.80平方米。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文夕大火后，湖南省政府参事李师林在废墟上仿同仁里公馆群样式复建一座，即现在的同仁里13号公馆。

　　电灯公司遗址纪念墙位于湘江风光带与劳动路交汇处，是长沙市首个纪念“文夕大火”的建筑，2005年7月建成。

　　位于中山路上的国货陈列馆，即今天的中山路百货大楼。国货陈列馆于1934年建成开馆，大楼主体建筑8层，钢筋水泥结构，16根圆柱耸立在商场前部，雄伟高大，颇为壮观。“文夕大火”后，雄伟的大楼依然挺立，其后历经几次长沙会战，也只是顶上的三层阁楼被日机炸毁，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复建为长沙最大的百货商场。上世纪80年代后，商场几度装修，16根圆柱改建为方柱，橱窗一律改成门面，面目全非。今天，这座被铝合金、玻璃、胶合板包裹起来的大楼从外表上已经看不出一丝一毫过去的影子，只有它的骨架，还是那座曾经历过抗日战争血与火的国货陈列馆。陈列馆不远处的中山亭则迎来了新生。1930年竣工的中山亭原为长沙标准钟楼，是为长沙城市使用公共标准时钟之始。抗日战争“一火四战”，中山亭都逃过了。2001年延建黄兴北路时，予以翻新重建，恢复了昔日原貌。

　　2005年11月12日，长沙市政府在长沙天心阁城楼下立下了文夕大火警世钟。每逢“整五”、“整十”周年，长沙都要组织大型的撞钟仪式，其他年份则组织小规模的撞钟仪式。

　　2008年11月13日上午，“纪念‘文夕大火’70周年暨湘剧抗日宣传队成立70周年及长篇小说《火烧长沙》首发式”，在长沙火宫殿举行。

　　修缮复原后的天心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