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半的轰炸。据统计,日军累计出动飞机9513架次,对重庆轰炸218次,直接被炸死炸伤约2.6万人。因当时中国的防空力量薄弱,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重庆的损失远超著名的伦敦大轰炸。其中,1941年的“大隧道惨案”最为惨重,它与花园口决堤、长沙文夕大火,并称为中国抗战史上的三大惨案。
1938年,国民政府搬到重庆后,立刻开始兴建一系列的防空工程。“大隧道”位于重庆市区,从1938年8月开凿,在地下深10米,长约2.5公里。本来打算作为地下交通通道,由于经费紧缺,日军空袭吃紧,便决定改为防空隧道。1941年,隧道刚刚竣工,还没来得及安装通风设施。
1941年6月5日傍晚,雨后初晴。按一般规律,这种天气日机往往不会来轰炸,市民们普遍比较放松。但出乎意外,轰炸预告的警报突然响了。
不久,24架中型轰炸机分成3批,轮番飞抵重庆上空,扔下炸弹。此时天色已黑,地面的防空观察哨无法识别敌机情况,3批飞机间隔的时间又很长,于是全市范围内都发布了紧急警报,而且很长时间也不能解除。
在犀利的空袭警报声下,许多人争先恐后地逃入“大隧道”躲避。一时间,设计最大容量为6500人的隧道内涌入近万人。
“大隧道”内挤满了人,没有通风设备,仅有的几个进出口,还筑起一道很厚的石墙,防止炸弹碎片飞入。隧道地势低洼,空气不能流通,导致呼吸困难。里面的人就想挤出来,洞口的人害怕被炸弹所伤,要往里去,造成更大的混乱。
洞口的值勤人员多次向防空司令部报告,说洞内空气污浊,但负责人下令维持好洞内秩序,但不准开门通风。
到晚上22时,洞内深处已有人窒息死亡,大家争先恐后往外拥,许多人被挤倒在地,狭窄的洞口更加拥堵。
这时又有传言,说日机投毒气弹了。值勤人员拼命阻止人群拥出,把人往回赶,无数人拥挤在门口附近,进退不得。向内开的洞门,也难以打开。洞内的空气闷热污浊、令人窒息,人们互相踩踏,疯狂地呼喊,绝望地死去。
短短2-3小时内,洞内的尸体堆满了高高的石阶梯。等到门外的防护队员发现,洞里无数尸体,一层一层,竟叠到洞顶,极其恐怖。
天亮后,当局马上派人前来清理。遇难者尸体被拖出来,在隧道口附近堆集成垛,尸体皮肤全是蓝黑色,面目全非。
惨案发生后,重庆市民怨声载道,纷纷要求政府追究当事人。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要求调查罪责。最终,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胡伯翰、市长吴国桢等都被革职。
行政院分发了若干抚恤金,并请著名的高僧太虚法师等召集僧众108人,连续作了21天法事,超度亡灵。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等奉命组织审查委员会,调查惨案真相。不久,而吴铁城递交的《审查报告》中宣称“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为992人,重伤为151人”。7月3日,这个数字被登在《中央日报》上,成了官方定论。
但当年重庆的户口制度不健全。许多人家死绝,无人认尸,实际死亡人数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美国《生活》杂志,根据堆积如山的尸体照片,推测死亡约4000人。当时住在重庆的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则认为大约死亡1万2千人。惨剧幸存者郭伟波认为死了大概1万人。也有人认为死亡超过3万人。
90年代,《民国档案》公布了当年的调查报告。报告说,保甲长称登记尸首总数达8400余人。还说,当时在洞口有1个洗衣的妇人,每抬出1具尸体,她就折1支竹签计数,最后统计出的数字是9000多。
此后,重庆的防空工作做了一些改进,如加派军警管理,成立了防空洞管理处,所有大小防空洞均设正、副洞长,加强管理检查,杜绝隐患。但逝者终究不能生还,这场惨案成为中国抗战历史中一段无法抹去的惨痛记忆。
1998年,重庆将6月5日定为重庆大轰炸纪念日,全城拉响防空警报,警示人们勿忘历史、珍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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