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抗战史研究方法，拓展抗战史研究维度
来源：韩继伟 盖思航   2025-06-20 14:23:00

　　摘 要:在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来临之际，中国抗战史研究面临着诸多新任务、新使命与新挑战，需要从研究方法和研究维度等层面实施创新和拓展。百年中国，抗战史才是最应该正视的。中国的抗战史是当下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等最好的素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唯有自坚持唯物史观深化抗战史研究、构建数字抗战史知识体系、建构抗战史多学科交叉研究体系以及创新抗战史人才培养模式等研究方法和维度着手，方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关键词：创新;抗战史;研究方法;拓展;研究维度

　　2025年为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在这一纪念即将来临之际，中国抗战史研究面临着诸多新任务和新使命。为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国防教育以及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生动阐释战时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凝聚、在艰辛中取胜”自强不息的抗战精神，全方位、多角度揭示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对先辈业绩的永久缅怀和深切追思，对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永恒继承、大力弘扬和无限光大，并进一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从创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维度、转换研究视阈、更新研究范式等层面实施考量，深度挖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战史研究的内涵及影响，意义重大，价值凸显。

　　一、坚持用唯物史观深化抗战史研究

　　早在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同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地位相比，同这场战争带给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来看，“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1】唯物史观是最基本的理论指导，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则是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倡导用唯物史观研究人类发展史，从而为人们正确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指南，而任何人文社科研究均具有科学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功能，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关系到历史研究者的政治底线和原则立场，要深入实施抗战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正确导向，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将抗战史研究置于历史进步的坐标中去评判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以及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合法正义，并利用这一标准来评判该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将抗战作为一个动态而不是静态的历史过程去把握其发展变化规律，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以来的8年抗战历史，更要研究“九一八”事变以来的14年抗战历史;不仅要将中国抗战置于“二战”的特定历史时空背景下去思考和把握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亚洲主战场与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而且还要立场坚定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它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原则。

　　二、建构数字史学知识体系是抗战史研究亟待突破的领域

　　抗战文化是华夏民族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瑰宝，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自信以及赓续华夏文脉的重要体现。数字史学是数字中国战略指导下科学技术与抗战史研究交叉融合所产生的新学科，对推动新时代背景下的抗战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抗战史研究如火如荼，研究成果亦汗牛充栋，但抗战史理论研究范式却相对单一，未能打破学科、区域、线上和线下等方面的研究壁垒，亦未能探索更具包容性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模式。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数字人文概念的提出与实践，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念，开辟了新的思路，打开了新的窗口，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抗战史研究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从而为加快建构数字抗战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首先，数字史学是延续抗战文化生命力的技术保证。一方面，抗战文化的数字化采集和保存可以保证抗战文化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长存性;另一方面，建构具有保存、研究和育人功能的智能化抗战文化数据库，可以将过去的分散、独立的文物和史料进行资源整合和知识拓展，对缺失的抗战历史信息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以此来完善抗战历史研究的史料数据和相关信息。其次，数字史学是抗战文化史料重焕生机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数字技术在丰富宣传渠道、创新阐释方式及衍生史料价值等方面潜力巨大，是实现抗战文化研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传统静止、孤立的历史画面将转变为栩栩如生的数字化交互展陈，公众的体验感和参与感得以提升，抗战史料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内涵得以到更有效地展示和阐明。再次，数字史学是抗战文化研究永续传承的全新渠道。数字技术是当下和未来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方式，将数字技术与抗战史料实施深度融合和有效捆绑是探索其传承的全新路径，是一种新型的抗战文化研究参考和借鉴的数字记忆档案。

 

　　三、学科交叉是深化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路径

　　所谓多学科交叉和融合是指面对同一研究对象时,以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方法去探究研究对象,强调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维度,思考本学科思考的问题,以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新认识和新思路。跨学科交叉融合对打破专业学科壁垒，淡化学科意识，强化问题意识，完善知识体系，提升创新能力，培养综合人才，解决实际问题，促进人才多元，均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背景下，国内抗战史研究呈现出整体史与区域史 、政治史与社会史、革命性话语与现代性话语、历史性与共时性、国家视角与国际视野、系统研究与个案探究等不同视角、不同领域、不同范式、不同时段、不同层次等多个分支领域竞相开放的新局面，单靠历史学这一单一学科独当一面显然难以胜任，需要整合历史学、党史党建学、统一战线学、军事学、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地理学、统计学、政治学、国际关系乃至文学、哲学等诸多人文社科以及部分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需要打破专业壁垒、学科界线、区域隔阂、方法单调等“单一作战”的科研状态，实施跨学科、跨领域的跨界合作以及多学科、多视角、多方位的立体交叉研究，想方设法凝聚多方研究力量及多个系统的研究资源，进行跨行业、跨系统、跨地域、跨专业的协同创新，进行交叉整合研究。因为研究视角不同，研究方法也就不同，那研究成果就会多样化。通过这种跨学科、跨系统的协同创新，再汲取其他领域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为抗战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开辟新的视角，选择新的方法，研究成果定将百花齐放，汗牛充栋。

　　四、抗战史人才培养模式亟待创新

　　当下学界对抗战史学科设置并不统一，有的高校设在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一级学科为中国历史)之下，有的设在二级学科中共党史(一级学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有的则设在二级学科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一级学科为军事学)之下，学科归属不同，所接受的专业训练的内涵与方法就会大相径庭。新时代背景下抗战史研究要想取得更多突破和跨越式发展，学科交叉和跨界协作是必须要跨越的鸿沟。如此考量，就必然涉及到抗战史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新定位问题，以致于培养新一代抗战史研究者的工作被提上议事之程。要培养更多的青年才俊献身于抗战史研究，必须叫他们知晓抗战史研究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抗战史研究在揭示历史真相、‌弘扬民族精神、‌促进国际交流、‌提供历史借鉴以及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一般情况下，青年学者在搜集抗战史料、消化吸收新成果、捕捉史学发展动向、使用科技新手段、具备多语言研究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同时也要提醒青年学者应避免抗战史料利用的碎片化和片面化,注重研究对象的典型性与差异性,拓宽研究视野,更新研究范式，将自身学术研究与时代需要和国家需求有机结合起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二维互动研究(1931-1945)”(16XZS029)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韩继伟(1964-)，男，山东济宁人，广州华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带头人， “东纵精神”传承特色创新团队负责人，民盟广西区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滇黔桂交通抗战、华南抗战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盖思航(1993-)，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广州华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东纵精神”传承特色创新团队成员，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形势与政策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1】陈红民：《实事求是是与开拓创新——唯物史观与抗日战争史研究》，《光明日报》，2019年8月14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