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我军如何粉碎日军“三反”作战
来源：作者：孙立华    2025-06-23 15:13:45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9月3日，我国将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5年5月7日至10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

　　1941年是世界法西斯最为猖撅的一年。德国侵占西北欧后又侵入北非和巴尔干半岛，并于同年6月22日对苏联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日本在德国节节胜利的刺激下，于12月8日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继而对美、英等国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要地发动进攻。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欧、亚、非三大洲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广阔海域，参战的国家和地区达到61个。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4国为首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际形势的变化，一方面有利于中国抗战，有利于中国获得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支援和配合;另一方面，日本为扩大战争急于解决中国问题，妄想将中国变为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因而加紧了对中国抗日力量尤其是敌后军民的军事进攻，战局反而日趋严峻。

　　一、粉碎敌人大“扫荡”

　　从中国战场看，由于1940年八路军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极大震撼，日本舆论惊呼：“中共势力扩大到这种程度，日本方面是没有想到的”，“对华应有再认识”。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1941年1月16日批准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要求侵华日军“发挥综合战力，给敌人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事变”。中国派遣军更是将华北视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把第17、第33师团从华中调到华北，使华北方面军的兵力增至30万。经过八路军沉重打击后，华北方面军强烈意识到，“华北治安的症结就是中共”，因此“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与此同时，国民党继续坚持积极反共方针，不断挑起磨擦事件。1941年1月悍然制造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到严重损失，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极大破坏。在自然条件方面，华北、华中先后发生旱灾、虫灾和水灾，灾情十分严重，给敌后根据地造成严重的物质困难。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敌后战场从1941年开始进人极端困难时期。但是，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大无畏的精神顽强坚持敌后抗战，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敌人对华北的大“扫荡”。1941年2月，老牌侵华分子冈村宁次接替被撤职的多田骏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到任伊始，冈村便扬言，“要在四个月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日伪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毁灭性大“扫荡”随之开始了。1941年3月30日至1942年12月10日，由华北伪政权出面在华北连续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军结合“治安强化运动”的推行，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清剿、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手段，连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在“扫荡”中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消灭抗日武装力量，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和抗战意志。因此，反“扫荡”成为敌后战场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1941年春，华北日军抽调10万兵力进攻国民党军的同时，在敌后战场“扫荡”了鲁西和冀鲁豫等地。夏秋季，“扫荡”北平四周的冀东、冀中、北岳等地区，以北岳区为重点，出动兵力7万人，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冬季，“扫荡”太岳、太行地区和沂蒙山区等地，以沂蒙山区为重点。在这一年里，日伪军共进行1000人以上的“扫荡”69次，其中1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9次。1942年，日伪军共进行1000人以上的“扫荡”77次，其中1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15次。两年内，日伪军出动“扫荡”的兵力高达83.89万人次，较前两年的50万人次增加近1倍。“扫荡”的次数也比前两年的109次增加2/3。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对美、英宣战。为增强汪伪政府的政治、军事地位和提高日军的机动作战能力，华北方面军将占领区的警备及经济等一切事务尽可能移交给华北伪政权，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更加频繁的“扫荡”。在这一年里，日伪军共进行1000人以上的“扫荡”87次，其中1万人至4万人的大“扫荡”18次。累计“扫荡”天数为984天，出动兵力达41.9万余人次。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是一种特殊的极其野蛮的战争。日军将“扫荡”部队区分为封锁、攻击两部分：封锁部队抢占要道、要隘、枢纽地带，构筑据点，形成封锁网;攻击部队又区分为放火队、搜索队、搜捕队或挺进杀人队，用血腥屠杀手段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以图困死抗日军民。尤其是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加紧推行骇人听闻的“三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41年1月，“扫荡”冀东时，1500余人突然包围丰润县潘家峪村，将全村男女老幼赶到1个大院内，一面放火烧，一面用步机枪扫射，使1300多人惨遭杀害，还烧毁房屋1000多间，造成了震惊华北的潘家峪惨案。1942年5月1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日伪军5万余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野蛮的“五一大扫荡”。这次“扫荡”，杀伤和抓走群众达5万多人。类似的惨案在华北各地均有发生，不胜枚举。日伪军在“扫荡”中，还强迫群众构筑公路、封锁沟墙和据点、碉堡，以分割或占领被“扫荡”的抗日根据地。如，1942年5月，“扫荡”冀中时，修筑据点和碉堡1700多个、公路3000余公里、封锁沟1700余公里，把冀中分割为2670个小块，每块都处在敌火力的严密控制下。面对日伪军疯狂的“扫荡”进攻，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党政军民齐动员，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齐参战，运用袭击战、麻雀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和水上游击战等战法，灵活机动地同疯狂已极、凶残万端的敌人展开全面斗争。反“扫荡”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是：第一，加强侦察，掌握敌人动态。利用便衣侦察、武工队员和伪军、伪组织的关系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情报网，力求查明“扫荡”之敌的行动方向、时间与企图。第二，提高警惕，做好反“扫荡”准备。党政军领导机关，把反“扫荡”作为抗日根据地的一项中心任务，经常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使抗日军民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随时做好反“扫荡”的各项准备工作：制造和储备枪、弹和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等战斗武器;拟制各种反“扫荡”方案，并进行演练，确保反“扫荡”的正确开展;派部队控制根据地四周的要点，设立观察哨、消息树等，做到早发现、早通报、早疏散，争取避免或减少损失;发动群众以搬空、藏空、躲空等空室清野手段对付敌之三光政策，使“扫荡”之敌没有饭吃和水喝，没有消息来源，没有人带路，成为饥渴、聋盲之军。第三，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有效战法。敌每次“扫荡”都是从各守备地区临时抽调兵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决战而歼灭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抗日武装的最好战法是以我之分散对付敌之集中，尽量避免与“扫荡”之敌决战。遇敌集中优势兵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进攻时，留下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坚持内线斗争，牵制、迷惑、杀伤敌人，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主力部队适时转至外线，猛烈袭击敌守备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迫使“扫荡”之敌回撤。在敌分兵清剿或撤退时，主力部队及时返回，以集中对其分散，协同内线部队用伏击、袭击、侧击、追击等手段打击敌人，并乘机拔除敌残留于根据地内的据点，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第四，相邻区抗日武装积极协同作战。敌人抽调兵力“扫荡”一块或几块根据地时，其他根据地边缘区的敌人兵力明显减少，正是攻击敌人的有利时机。1941年秋，日伪军7万人“扫荡”北岳时，与北岳区相邻的晋西北、太行、太岳、冀南、冀中等抗日根据地武装频频出击，迫使敌人从“扫荡”区抽兵回援，有效地配合了北岳军民的反“扫荡”斗争。在反“扫荡”斗争中，抗日军民表现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二、粉碎敌人“蚕食”

　　“蚕食”是日军“治安强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总力战”方针的具体化，具体分为边缘区蚕食和跃进蚕食两种方式：边缘区蚕食，就是日伪军依托其占领区和所控制的交通线，向游击区或根据地压缩推进，逐渐扩大敌占区的行动;跃进蚕食，就是日伪军在“扫荡”抗日根据地时占领的地区内，建立伪政权和伪武装，使之变成游击区或敌占区。日伪军在蚕食时通常采用准备、实施、巩固三个步骤。先是派出便衣武装进至预先选择好的离据点15至20公里的地区，利用流氓、土匪及对抗日政权的不满分子或动摇分子，秘密开展特务工作与建立特务组织，暗中成立维持会，形成日伪秘密控制的点线。然后派日伪军主力进人已准备的地区，公开维持会。最后，建立各级伪政权和伪组织、伪武装，使游击区或根据地一块一块地变成敌占区。“蚕食”的特点，与大规模的“扫荡”明显不同，由于它是以一种较缓和的、隐蔽的、波浪式推进的方式侵占游击区或根据地，容易使根据地军民忽视其严重性与危害性;但实际上，“蚕食”对根据地具有极大的危害性，甚至危及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指出：“敌占区扩大，根据地的缩小，由于敌人的‘蚕食’所造成者十之七八。敌人‘蚕食’政策给我们的危害，较之严重的‘扫荡’与‘清剿’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蚕食”与“扫荡”是日伪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时交互使用的毒辣手段。“扫荡”掩护“蚕食”，而“蚕食”又为大规模“扫荡”作准备。1941年起，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同时开始了“蚕食”进攻。针对敌人不断的“扫荡”和“蚕食”，抗日军民都在积极探索对付的办法。早在1940年4月，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就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所谓“敌进我进”，用刘伯承的话说，就是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作斗争的行动。根据这一方针，第129师首先组成10个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收到了明显效果。8月，罗荣桓在山东提出：“建立起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这种斗争方式后来发展为“翻边战术”，即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以制止敌人的“蚕食”进攻。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会议，在总结对敌斗争经验时，决定建立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并规定了武工队的5项任务。从此，以武工队反“蚕食”的斗争方式，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1942年1月，聂荣臻在晋察冀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到敌人侧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的口号。会后，一些地区队和县游击支队，纷纷深入敌人后方活动，对制止敌“蚕食”收到了显著效果。3月，刘伯承再次提出要执行敌进我进方针。他指出：必须派遣武装工作队、武装便衣队，不断浸透到敌占区活动，一方面配合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一方面鼓动敌占区群众起来开展游击战争。为了加强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反“蚕食”斗争的指导，扭转根据地被敌“蚕食”的不利局面，中共中央和华北军分会在总结各根据地反“蚕食”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于1942年5月4日联合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强调指出：反“蚕食”斗争是目前华北敌后的一个最紧急的任务，只有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才能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反“蚕食”的基本方针应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隐蔽斗争与公开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根据这一指示，各根据地约以1/3或1/2的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接敌区，掩护武工队进人被敌“蚕食”的地区，广泛发动群众，深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斗争，打击和瓦解伪政权与敌武装，建立或恢复党组织、抗日政权和人民武装，迫使敌人退出“蚕食”地区。5至7月，太行、太岳两区共摧垮维持会1000多个，消灭汉奸400余人。冀鲁豫边区为反对敌人的“蚕食”，将游击支队由12个增至20个，并将主力分散到各县，支援游击支队行动，给“蚕食”之敌以沉重打击。6月，晋绥军区派出15支武工队进人被“蚕食”的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恢复了部分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敌之“蚕食”。9月，晋察冀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党政军高干会，聂荣臻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会后，北岳区主力部队的1/3到1/2伸展到敌侧背，开展反“蚕食”斗争。在4个月中，共恢复和建立了1600多个抗日村政权，使北岳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1月，第115师一部在滨海地区发起海陵反“蚕食”战役，歼灭伪军8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蚕食”滨海的行动。从1943年起，各中央局和军区都把“敌进我进”作为本地区对敌斗争的指导方针，结合反“扫荡”开展反“蚕食”斗争。晋察冀军区加强北岳区的反“蚕食”斗争，在春季的反“蚕食”作战中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使敌放弃“蚕食”计划。晋绥分局和军区决定贯彻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从主力军和地方武装抽调300多名有经验的干部加强武工队，同时派出39个主力连和49个游击支队配合武工队，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开展“挤敌人”的斗争。山东分局和军区继续实行“翻边战术”，以600名干部组成43个武工队，深入铁路沿线和敌“蚕食”地区活动，并在清河区持续发动反“蚕食”作战，3个月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华中局和新四军也实行“敌进我进”方针，充分发挥武工队、游击队在主力部队支援下反“蚕食”的作用，不但制止了敌在苏北、淮北、苏中、鄂豫皖等地区的“蚕食”行动，还逐步恢复了被“蚕食”的地区，有的地区甚至开辟了新区，扩大了根据地至1943年，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基本上被粉碎了。

　　三、粉碎敌人“清乡”

　　“清乡”是日伪军打击抗日根据地的又一种方式，主要施行于华中尤其是江浙地区。1941年春，汪伪政府的日军顾问晴气庆胤和警政部长李士群提出所谓“清乡”，得到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的赞同与支持，并决定由日军和汪伪政府联合推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制定的《昭和16年以后现地长期政略指导》，确定以长江下游地区为起点，分批进行“清乡”的方案，并向汪伪政府提出“清乡”建议。“清乡”分为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四种：“军事清乡”，是以强大兵力寻找新四军作战，并血腥镇压根据地人民;“政治清乡”，重点是摧毁抗日政权和各种抗战组织、团体，推行保甲制度，建立伪政权;“经济清乡”，是清查田亩，整理赋税，控制货物进出;“思想清乡”，是鼓吹“大东亚新秩序”和“中日亲善”，宣传“清乡”的目的、意义。日伪军特别重视“政治清乡”，声称要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相辅而行。1941年至1943年，华中日伪军除对苏北、淮北和鄂北的大小悟山等地区进行较大规模“扫荡”外，主要是“清乡”。时间长达3年，范围波及到新四军的许多重要根据地，首先是苏南地区的苏常太、澄锡虞、澄西地区，尔后是苏中和鄂豫皖、浙东等地区，重点是苏南和苏中地区。1941年2月，日军第13军成立“清乡指挥所”，研究“清乡”计划。由于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京沪线以北地区东临上海，西连南京，北滨长江，“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粮仓，又是新政府(指汪伪政府)威令深入贯彻不下去的敌性地区”，所以日军在与汪伪政府几经协商后确定在苏南进行3期“清乡”。第1期定为苏(州)常(熟)太(仓)地区。3月，日军将“清乡”指挥所移到苏州。5月，汪精卫去日本东京访问，乞得5亿日元“清乡”费，随即在南京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任委员长，周佛海、陈公博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兼苏州办事处主任。7月1日，日伪对面积约1800平方公里的苏常太地区实施第1期“清乡”。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加之该地区党政军领导有轻敌麻痹思想，对敌“清乡”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决策失误，指挥不当，苏常太反清乡斗争遭到失败，当地新四军被迫向澄锡虞和上海等地转移。1941年9月，日伪军4000余人从苏常太地区转至澄锡虞地区进行第2期“清乡”。次年春，日军第15师团一部在伪军协同下，对京沪线以北的澄西地区实施第3期“清乡”。这两期反“清乡”都因正确接受了苏常太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除留少数人员配合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和开展隐蔽斗争外，主力适时转到了外线。日伪军虽占领了这两块地区，但第16旅主力和党的组织基本保存，未受更大损失。华中敌后根据地1943年仍处于严重困难时期。日军为防止美军在华中沿海登陆，加紧了对苏北、苏中的“扫荡”和“清乡”。1943年2月中旬，日伪军2万余人对新四军第3师主力所在地盐阜区实行“扫荡”。3月18日，新四军第3师第7旅19团第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敌千余人合围。该连82名指战员顽强抗击，反复肉搏，歼敌170余人，最终全部战死，无一生还。这就是名垂战史的“刘老庄八十二壮士”。3月下旬，新四军以“围点打援”和伏击、袭击战术展开全面反击。至4月中旬，粉碎了敌之“扫荡”。3月至9月，日军还对新四军第5师所在地鄂豫皖边区和第7师所在地皖中等地进行“扫荡”，均被击退。　　从1943年4月11日起，日军第60师团长小林信男指挥日伪军1.5万余人，对临江濒海、易于分割封锁又盛产棉、粮、渔、盐的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地区，即苏中军区第4军分区进行长达9个多月的规模空前的“清乡”。苏中军区极其重视反“清乡”斗争，在1942年冬进行思想、组织准备的基础上，1943年初把反“清乡”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在军事上和组织上重新做了周密部署。苏中区党委书记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到敌可能重点“清乡”的第4军分区具体指导完善各项准备工作，这就保证了反“清乡”斗争的正确开展和取得胜利。在敌人进行“军事清乡”时，第4军分区主力适时转到“清乡”区外，袭击据点和交通线，策应内线斗争。留内线坚持的部队和地方武装及民兵在群众掩护下，不断攻击敌新设的据点和小股敌人，尤其是短枪队、锄奸组、狙击队等积极袭击“清乡”机关，捕杀特工、汉奸。1943年12月底，苏中军区第4分区终于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在这次反“清乡”斗争中苏中4分区军民共作战2100余次，毙伤日伪军及“清乡”人员2400余人，争取伪军政人员反正、投诚1700余人。这次反“清乡”斗争的基本经验是：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使军民树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和敢打必胜的勇气与决心;接受苏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在组织和军事上进行周密部署，做好对付敌人各种手段的充分准备;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中小地主、开明士绅，共同对敌;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狠狠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教育和争取动摇分子，分化与孤立敌人;以武装斗争为主，把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开展军事、政策、经济、文化的全面斗争;实行内外线相结合的方针，一部主力在内线结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斗争，大部主力在外线袭击敌据点和交通线，使其陷入顾此失彼、被动挨打的境地。华中军民的反“清乡”斗争，打破了日伪军歼灭新四军的图谋，粉碎了日伪军伪化抗日根据地的计划，积累了对敌斗争经验，锻炼了部队，为后来举行反攻作战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