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论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胜利观”
来源：文/李杰   2025-06-30 14:15:00

　　摘要：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主政西南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从西南地区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和主张，其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统一战线、自我革命过好“胜利关”所形成的“胜利观”，凝聚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强大干群队伍和精神力量，在成功领导西南地区进行政权建设、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和伟大实践，为西南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关键词：邓小平文选;主政西南;胜利观

　　有什么样的胜利观，就有什么样的胜利，胜利观的导向作用决定了胜利的性质和形态。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同中央领导集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通过对《邓小平文选》三卷的系统梳理，在其收录的222篇文献中，谈及“胜利”的篇章高达64篇、占比达到30%(第1卷有22篇、第2卷有20篇、第3卷有22篇)，正文部分讲到“胜利”内容的页数总计148页、占比约为13%(第1卷有75页，第2卷有40页，第3卷有33页)，这一系列数据表明，邓小平在推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将“胜利”作为不懈追求的目标，历史实践充分验证，正是在“胜利”这一宏伟目标的引领下，邓小平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铸就了不朽的功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主政西南，是邓小平同志辉煌人生的不朽篇章，也是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起点，在《邓小平文选》中，关于这一时期的6篇文献里，共计17处提及“胜利”，另有多处论述“打胜”“战胜”“胜了”等内容，本文旨在以这17处“胜利”及相关内容为基础，结合《邓小平传(1904—1974)》《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文集(1949—1974)》等权威著作，综合分析邓小平同志在主政西南时期形成和践行的“胜利观”。

　　一、胜利根源于要坚持党的领导

　　关于党的领导和胜利的关系，邓小平同志1949年9月在西南服务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到，“胜利当然是由于军队的勇敢、人民的支援，但决定因素是党中央、毛主席规定的一套明确的路线与政策”和“路线正确时便胜利”[1]。在主政西南期间，他进一步强调，“七大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才有了全国的胜利。”[2]由此可见，邓小平认为“全国的胜利”之根源，在于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在于正确的思想引领全党在政治、思想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更在于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是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核心驱动力。这充分验证了邓小平关于“胜利”的认知，其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

　　认识方面胜利根源于党的领导，而在实践层面的胜利，核心在于坚定不移地遵循党的领导。邓小平曾经讲到“西南问题至为复杂[3]”，然而，西南的政权建设能够取得伟大胜利，主要归因于他坚决维护捍卫党中央权威，创造性地实施中央方针政策，并将坚持党的领导贯彻于所有工作之中。一方面，自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期间，邓小平报向毛泽东或中共中央报送了共计99份文电[4]，以此方式将西南地区方方面面的工作请示党中央意见，并迅速、准确、全面地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另一方面，他曾经讲到，“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5]”在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不打折扣地坚持党的领导，强调“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要自觉服从党的路线和政策”[6]，在执行过程中，他对于执行不力的情况和干部，果断进行纠正，例如，他严肃处理重庆某军厂代表不按党章党规不执行上级要求犯错误且产生严重影响的典型事例，以此指导教育西南各地的党组织，从而扎扎实实在西南地区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政权，完成了西南建设这一首要任务。这一系列举措确保了所有干部在政治立场、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了各项事业都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顺利前进，由此进一步验证，主政西南的胜利，正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胜利，正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才确保了各项事业能够逐步发展、行稳致远。

　　二、胜利之本是要坚持人民至上

　　关于群众路线和胜利的关系，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时曾经深刻指出，“这次整风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战争非常艰苦，又处在接近胜利的关头，正需要我们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以争取胜利。”[7]面对西南地区严峻复杂的局势和繁重艰巨的任务，他明确提出要“紧紧地团结群众和依靠群众，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稳步地建设新西南”[8]。这充分彰显出，在邓小平主政西南的时期，他坚定地遵循党的群众路线，把脱离群众看作前进的障碍和最大危险，而将紧密联系群众视为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与最大的政治优势。胜利是人民的渴望，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他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工作的动力源泉与胜利的根本保障，并将密切联系群众视为党的生命线，这也是确保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关键。

　　认识方面党的胜利之本是人民，而在实践行动中，胜利则体现为对人民至上的坚守。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时，曾经讲到，“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9]，并进一步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10]。邓小平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置于首位，总其决策均源于增进人民根本福祉的考量。在规划大西南的经济复苏与建设蓝图时，他首先关注的是成渝铁路的修建工作。邓小平讲到“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不但可以帮助四川恢复经济，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11]1952年，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这不仅是新中国建立后修建的首铁路，也是四川人民长达半个世纪的期盼得以实现的重要标志。这条承载着人民期望的成渝铁路，是胜利的铁路、胜利的象征。由此可见，邓小平主政西南时，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心中时刻挂念着人民群众，以人民群众的期盼为工作所向，将人民群众满意的胜利视作真正的胜利。

　　三、胜利法宝是要坚持统一战线

　　关于统一战线和胜利的关系，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曾经指出，“我们革命的胜利是和统一战线分不开的，没有统一战线，仗不会打得那样好、即使打胜了，工作也不会做得那样好。”[12]他严厉地指出“我们有的部队同志把胜利只看作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不全面的。我们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和统战工作分不开。”[13]邓小平的论述将统一战线作为取得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作为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此举不仅深化并拓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还“创造性地提出‘团结四个朋友、反对三个敌人’的科学论断，科学论证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开展统一战线的主要形式，”[14]更重要的是，他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引领西南地区社会各界建立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投身于新西南的建设与发展之中，从而将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扩大，并将建设的胜利进一步延展。

　　认识方面统一战线是胜利的重要法宝，而在实践层面，胜利的实现则依赖于统一战线的坚定执行。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期间深刻阐述道，“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争取了一切可能争取的朋友，孤立了敌人。”[15]他进一步指出“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16]他还强调“在解放战争中，我们聚精会神地从政策等各个方面去做工作，争取了各民主党派。蒋介石也争取他们，但我们胜利了。我们由于得到了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的支持，理直气壮，士气很高，才打胜了。”[17]由此可见，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期间，将统一战线理论有效地运用于实际，这一胜利的重要法宝，充分发挥了其团结朋友和分化敌人的双重作用，促进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及阶层关系的和谐，最大限度凝聚了共同奋斗的强大力量，从而确保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长期及战略层面的胜利。主政西南的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及其正确思想，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成败、革命的进程、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兴衰以及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连，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四、胜利支撑是要坚持自我革命

　　关于自我革命和胜利的关系，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时曾经讲到，“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三个问题都解决好。”[18]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并指出这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此外，邓小平主政西南时还指出，“从革命战争来说，我们是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敌人还很多。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困难还很多，有哪一点值得骄傲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应当计较享受。”[19]他进一步强调“一个胜利了的党对于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些”[20]，从中由此观之，邓小平带领西南地区广大党员干部跨越“胜利关”，将党的建设问题视为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支撑，并将党员干部自我革命视为赢得更多胜利的强大支撑，他指导督促干部要直面问题并敢于直面问题、要自我革命并勇于自我革命。

　　认识方面自我革命是胜利的强大支撑，而在实践操作中，胜利的实现则是对自我革命精神的坚持与践行。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时曾经讲到，“到西南后我们忙于行政，党的组织松懈，支部工作没人做了，坏思想、坏作风就腐蚀我们党。今天个别的、少量的清洗，以一个典型教育大家很有必要，这会使我们党更健康。”[21]他进一步指出“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是这些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了，不必努力了。这是非常危险的。”[22]他强调党要更健康、更纯洁，“就会获得更大的胜利。[23]”他明确提出“正是因为中国有了这样一个最集中、最有组织纪律性、革命最彻底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领导，才使中国革命经过三十年的奋斗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并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快乐、幸福、优越的。”[24]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期间，坚持自我革命不仅是其实践行动的核心，也是其重大贡献所在。他成功建设了高效、严明、纯洁的西南党组织，确保了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效维护了西南革命、建设和发展的胜利成果，向人民和历史交出了一份满意的“胜利答卷”。

　　结论

　　在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兼任西南局财经委员会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同时代特征相结合，把“胜利”作为领导各项工作的总目标，他坚持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统一战线、自我革命，跨越“胜利关”所形成的“胜利观”和实践方法，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指引，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宝贵理论和精神财富。

　　作者信息：李杰，男，硕士研究生，四川财经职业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思政教育、网络思政、新闻传播。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传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页

　　[2]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3]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4] 王香平，《从毛泽东的批示看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领导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底6期，第72页

　　[5]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6]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页。

　　[7]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8]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9]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10]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11] 张德邻：《邓小平同志与重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下，第320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页

　　[14] 孙冲亚，《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研究》，《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第11期，第17、19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20] 《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21] 《邓小平文集(1949—1974 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23] 《邓小平文集(1949—1974 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页

　　[24] 《邓小平文集(1949—1974 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