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烽火岁月，母亲讲述的抗战往事
来源：文/成刚   2025-07-09 15:25:58

　　那年十月末，母亲持续高烧，妹妹和妹夫将她送至矿务局医院，检查结果竟是肺癌晚期，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我犹如晴天霹雳。

　　母亲病情严重，医院医生告诉我们母亲的时间不多了，父亲也是医生，明白医院医生的话，无奈之下只好搀扶着她回家进行保守治疗。

　　母亲刚满六十一岁，我正好三十岁。那些日子，我常去看望病中的母亲，坐在她旁边，听她细说往事。屋里只有我们俩人，墙上的老钟走得又慢又沉，“滴答、滴答”，数着母亲越来越弱的呼吸，每一声都像落在我心上。她的手搭在床边，皮肤皱得像晒干的橘子皮，我攥着这只曾经抱过我、喂过我饭、撑过锄头把、洗过无数件衣服、还紧握过枪杆子的手，突然觉得它轻得像片枯叶。药水一滴一滴往下坠，和时钟的节奏重合。我盯着母亲花白的头发，看着她瘦弱的身体，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夜晚，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母亲常年操劳的样子以及过去的种种经历，在脑海中浮现，一幕一幕让我心酸不已。

　　母亲出生在冀南边马一个叫李庄的村子，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她加入了游击队，还担任过游击队队长。

　　“七七事变”后，日军入侵华北，国民党官员纷纷逃离，日军大部南下后，冀南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冀南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带，又称 “插花地带” 或 “三不管地区”，这里民风强悍，人们的反抗意识强烈，国民政府武装力量薄弱。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冀南人民就相继掀起了反军阀的 “红枪会” 运动和反国民政府统治的冀南暴动。“七七事变” 后，日军的侵略和冀南的真空局面再次引发了游杂武装的兴起。

　　那些年战乱频繁，土匪横行，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各种游杂武装遍布各县乡村。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是 “司令多如牛毛，土匪遍地都是”。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惨境遇，附近各村纷纷组织起 “防匪自卫团”，为了抗日灭匪、保卫家园，许多人自筹资金购买长枪、短枪，加入了抗日队伍。

　　1942 年初到 1943 年，日军在华北持续推进 “囚笼政策”，在冀南地区广泛修筑碉堡、公路和封锁沟，把根据地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限制游击队的机动性。(后来我查阅资料证实了母亲见闻 ：1942 年日军在冀中至冀南的交通线上修建了长达 3900 公里的隔断壕，还设立了 1300 座碉堡，形成了密集的封锁网。(出自微信公众号文章《八路军最头疼的对手》)。日军还通过 “治安强化运动” 征发民夫、抢夺资源，导致根据地经济困难。

　　八路军冀南军区的重要活动区域，被压缩到元城(1949年并入河北大名县)和魏县以南，交通线被切断，面临孤立的风险。当地游击队也面临日军 “蚕食” 和 “三光政策” 的严峻考验。

　　日军 “大扫荡” 后，八路军亟需打破日军的封锁，恢复根据地的联系，1942 年 8 月八路军在冀南地区发起了一次反 “蚕食”的元城战役。母亲说：“就在咱李庄附近跟日军干上了，八路军放弃了战马的优势，拎枪猫着腰强攻。有个据点驻着 700 多日伪军，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八路军牺牲了不少人(红军骨干几乎伤亡殆尽)最终拿下。”之后，游击队继续收复了龙王庙、刘马寨等据点。在刘马寨的战斗中，八路军多个兵团包括民兵和游击队一起作战，利用土炮、鞭炮等制造混乱，最终迫使日军撤退。

　　1943 年，日军对冀南扫荡更加频繁，仅晋察冀北岳区一年内就遭遇了 12 次大规模扫荡，最长的一次持续了 3 个月，动用了 4 万余人的兵力。但是八路军和游击队通过灵活的战术和群众的支持，展开激烈的抵抗。他们利用有利地势打击日军，开辟根据地，改编地方武装，增强游击力量，抗日的烽火从未熄灭。

　　日军屡次受挫后，恼羞成怒，集结了数千日伪军，对一些村庄实施 “三光” 政策。母亲说：“附近一个村庄被日军屠没，男女老少四五百口人除收尸体人外无一活口，惨绝人寰。”母亲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大哥被日军的刺刀捅死，兄妹们悲愤交加，毅然参加了游击队。

　　夏天，母亲和乡亲们在地里收玉米，鬼子突然进村，大家躲避不及，被鬼子连拽带踢、枪剁打，把人驱赶在一块。有个气势汹汹的鬼子，个头不高，满脸阴狠，用带刺刀的枪对着乡亲们叫嚷：“这边的开路，那边的开路……” 乡亲们在前面走，鬼子持枪在后面跟着，进村后大肆搜查。

　　游击队被迫转入隐蔽作战，但仍通过夜袭、伏击等方式骚扰日军的据点。有一天，游击队和几个鬼子在李庄村外交火，凭借有利的地形，他们打死了两名鬼子后迅速转移。母亲说：“俺揍倒一个小鬼子，心里头畅快得很!跟给亲人报了仇似的!”

　　母亲回忆说，为了躲避日军的扫荡和土匪的骚扰，乡亲们常常在河流、沟渠、树林、土丘等地隐蔽。遇到危险时，村民和游击队员会躲进芦苇荡、树林深处或土丘后，让敌人难以发现。当地建立了情报网络，情报人员收集日军和土匪的行动信息，通过眼线和与其他村庄的联络，提前得知敌人的计划和路线，以便做好躲避准备。游击队员分散居住在村民家中，不集中驻扎，避免被敌人一网打尽。日军扫荡时，他们化整为零，与村民一起分散隐藏。

　　村庄高处设有瞭望哨，一旦发现敌人接近，立即通过鸣锣、敲钟、燃放信号弹等方式发出警报，让村民和游击队员有足够时间转移或隐藏。村民们把游击队员当作亲人，将他们藏在自家的秘密隔间、柴堆或废弃水井中，搜查时故意提供假信息误导敌人，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视线。

　　游击队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不在村里与敌人正面硬拼，而是在村外的交通要道、树林中设伏，袭击敌人的运输队或小股部队，然后迅速转移。在敌人扫荡时，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与敌人周旋，消耗敌人的精力和时间，使敌人难以全面搜查村庄。

　　母亲还讲起一次经历，她和游击队的同志们在漳河里藏了整整三天三夜。漳河两岸的芦苇、菖蒲等水生植物，以及杨树、柳树等乔木，还有灌木丛和野草，为游击队提供了绝佳的隐蔽场所。茂密的芦苇荡面积大，能藏匿人员和小型船只;菖蒲等水生植物也能遮蔽;枝叶繁茂的树林更是天然掩护。大家吃着自带的窝头，喝着漳河水维持生命，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赶走侵略者，重建家园。

　　那几天，躺在病床上的母亲还给我讲述了父亲儿时的往事。

　　我父亲住在大名边马东楼底村，我母亲住李庄，两个村庄抬头相望，相隔几里路。我姥爷叫李殿卿，参加过工农红军，曾经是新四军的一个教导员，抗战时期他回到当地，秘密组织发展地方武装与日军游击作战。他见儿时的父亲机智胆大，就叫父亲参加抗日儿童团，并从一九四0年二月起担任儿童团团长。

　　当地有一个演艺班子，卖艺的人都会一些功夫，为生计常常在外奔波，其中有人秘密从事游击队情报工作。李殿卿安排父亲进了卖艺班子。这期间，父亲跟着一个姓崔的人练习拳脚，主要有洪拳，棍术，绳镖等。崔师傅的气功很厉害，发作时，叫人用棍棒使劲打他，用力不够他要骂娘，有时一个人打他还不行，要两个人用劲打好一阵，棍子都被打折了。有一次崔师傅的功力发着了，浑身发抖很难受，便用劲拨掉一棵拳头粗的枣树抡了起来，旁边人看着就害怕，若是打仗，十来个人根本靠不近他的身旁。

　　1943年初，在李殿卿和张西根介绍下，父亲加入了五区漳河大队二中队的游击队。母亲说：“你爹当年当过通讯联络员，他给张成良队长和李殿卿传信，那时候可危险了，平日里挎个小篮儿，卖点花生、烟卷儿打掩护，偷偷在漳河两岸的四区、五区跑来跑去。那年的4月末，你爹参加了沙格达的战斗。那场仗打得真叫个惨，他们二中队叫小鬼子冲得七零八落，好些个伙计都没了，张成良队长也牺牲了。”

　　母亲一阵剧烈咳嗽，稍作休息不再咳喘了，接着说：“后来你姥爷安排你爹去东楼底村找个姓成人的接头。转过年来二月里，组织上又调他当魏县这一片儿的通信员。1944年秋晌午头，他去给李殿卿送信，路过朱村鬼子炮楼时，叫炮楼上的鬼子瞅见了，你爹撒腿就跑，鬼子‘砰砰’开枪，偏巧有个抱娃妇女从旁过，腿上挨了一枪子儿。”

　　母亲轻轻地摆了摆头，“再转过年来，你爹又调到魏县八路军公安所当通信员。姥爷看他脑瓜灵光，又肯下死力气，再加上你成家祖辈上有人受过俺李家照应，就寻思着给咱俩说媒，你爷爷家也爽快应下了。早先姥爷打算送你爹去延安，他和延安有直接联系，谁知道姥爷成天忙着打鬼子，还叫小鬼子逮住活埋了一回。虽说死里逃生捡回条命，可身子留下伤痕和毛病，没撑多久，在大雪飘飞的寒冬腊月里离开了人世间。你爹去延安的念想也白搭了。说起来，你爹能走上革命道儿，后来还跟着刘邓大军南征北战，你姥爷可是实打实哩领路人!”

　　母亲痛说革命家史，让我知道了那段不为人知的往事。遗憾的是抗战时期，我只听闻了这些往事，可惜没有把母亲、姥爷和父亲诸多经历都记录下来。

　　母亲还常提及华北大旱(1942、1943 年)和蝗灾。当时山里草木干枯，庄稼颗粒无收，村里每天都有人饿死，狼虫虎豹下山到平原找水。逃荒者成群结队，路边饿殍随处可见。

　　1944 年立秋后降雨，庄稼长势良好，却遭遇蝗虫灾害。她说：蝗虫不知从何处涌来，黑压压一片，跟那翻滚的乌云一样，遮天蔽日，飞过玉米地，只闻‘唰唰唰’声，玉米叶瞬间被啃光;飞过草地、树林，叶子也被吃得一干二净。除旱灾虫灾，冀南还发生大地震，地面摇晃成斜面，房屋看着倒下。 那个年代战乱频繁，虫灾旱灾，地震连连，山里人十室九空，为求生存，卖儿卖女常见，许多人各自逃命。听说河南有 300 万人饿死，几百万人沿陇海铁路西逃。陇海铁路成为灾民的 “救生通道”，他们沿铁路西逃至陕西。途中因饥饿、疾病或火车事故死亡者不计其数，人们呀真是活在人间地狱。

　　母亲的讲述让我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不仅仅是在讲述过去的故事，更是在传递一种精神 —— 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的精神。

　　母亲离我而去32年了，但她的讲述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起母亲的坚强和勇敢，我就会有力量。母亲虽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她的精神和故事，我会永远铭记和传承。

　　作者简介：成刚，曾用名成岗，男，汉族，1958 年 11 月出生，河北邯郸魏县人。曾在芙蓉矿务局(后改制为四川芙蓉集团，现隶属四川煤炭产业集团)工作，从事过中学教师、企业报编辑及大型国企中层管理。作品曾见于《中国工人》《中国煤炭报》《中国电影周报》等刊物。曾创作的通讯《勇闯炮台山》、纪实《悲壮的红西路军》、报告文学《芙蓉山下》等作品获行业及省市征文大赛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