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抗战期间民族企业家的气节
来源：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 文/徐鸣   2025-07-15 11:22:55

　　1937年11月13日，上海失守。除了“孤岛”暂时处于安全状态外，上海的其余地区被日军占领。那些开设在沦陷区内的民族企业，那些生活在沦陷区内的民族企业家们，为了保护中华民族实业的根脉，为了保持中华民族的气节，大多以针锋相对、搬厂内迁、韬光养晦等方式，同日伪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

　　宁为玉碎荣德生

　　“八·一三”前，“棉纱大王”荣宗敬、荣德生俩兄弟开创的荣氏企业在沪共有申新系统7家工厂。上海沦陷后，申新一、五、六、七、八厂由日军劫管。而开设在租界里的申新二厂和申新九厂则利用外商身份继续生产纱布，源源不断供应内地抗战，用隐蔽的形式救亡图存。

　　荣氏企业一直就是日商的强劲竞争对手。抗战爆发后，更是成了日商的眼中钉肉中刺。贪婪的日商千方百计想攫为己有。1941年7月，日军通过南京汪伪政府下了一道命令，企图将申新二厂和九厂占为己有。

　　荣德生对此早已有所防范。他将这两个工厂名义上过户给了美国企业公司和英国通和洋行。在接到汪伪政权的所谓“命令”后，荣德生让儿子和侄子打开保险柜，翻出与外商签订的合同，并邀请美英驻沪领事派出武装士兵荷枪实弹警卫在两个工厂的大门口。由于那时日本尚未向美英两国宣战，悸于美英的强硬态度，日军不得不缩回伸向申新二厂和九厂的魔爪。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公开向美英两国宣战。随即驻沪日军开进租界，“孤岛”不复存在。租界内的美英企业被当作“敌产”处理。申新二厂和九厂因过户给美英的公司且悬挂两国国旗，自然难逃厄运，由日军军部指派日商纱厂“接收”，实行“军管理”。

　　美英两国自顾不暇。荣德生眼看指望不上别人，只能自己想办法救自己。荣德生同儿子和老友商议后，决定郑重向日方申明“申新二厂和九厂实际上为华商所有，应予归还自管”。

　　在荣德生的一再努力下，在众多民族企业家的一再交涉下，日军最后被迫同意“发还”申新二厂和九厂等7家华商纱厂。而地处华界的申新一厂和八厂，在“八·一三”后，即被日商丰田纱厂侵占。为了名正言顺达到永久占有之目的，1942年3月，日商使出廉价强制收买手段。黑云压城城欲摧。对于日商的蛮横霸道行径，两个纱厂的股东一致反对，驳斥日商“强制收买”的种种理由。

　　然而日商贼心不死。有一天，丰田纱厂派出代表来见荣德生，将一张250万元的支票摆在他面前，进行利诱。荣德生瞧都不瞧一眼，浓浓的眉毛一皱，断然拒绝：“这两家工厂是我荣家办起来的。我不愿出售!不愿出租!不愿合办!”

　　日商代表碰了钉子，凶相毕露，恶狠狠地声称若荣德生一定要坚持“三不愿”，则申新一厂和八厂的前途无非就是两条：“不是军管就是没收。”荣德生毫不犹豫表示：“如果有必要，尽可牺牲”。

　　日商见强制收买不成功，便改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褚民谊也赶到上海，威胁荣德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斩钉截铁回答：“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当荣德生四子荣毅仁担心父亲安危，风尘仆仆从老家无锡奔赴上海探望时，荣德生问他为什么不乘快捷舒适的火车而搭厂里的运输卡车。荣毅仁愤然回答他不愿向巡守在火车站上的日军士兵鞠躬。荣德生见儿子如此有志气很欣慰，他赞扬道：“我们中国人就是要有骨气，要有自己的民族气节。文天祥、史可法、陆秀夫的古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在日伪统治期间，由于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平时一贯对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因此荣氏家族成员和荣氏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中，没有一个人出任伪职或充当汉奸，全部保住了民族气节。

　　拒任伪职杨俊生

　　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考虑到持久抗战保存民族经济火种，上海中华造船厂董事长卢作孚正忙于组织在沪工厂南迁，侵华日军海军司令部派佐藤少佐领着一帮日本鬼子气势汹汹进驻该厂，蛮不讲理地向厂长杨俊生宣布中华造船厂全部由日军没收，改为海军兵船厂。

　　杨俊生，192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航船工程专业，应聘日本最大的造船厂长崎三菱造船株式会社担任商船设计课工程师兼三菱工业学校教师。1924年，杨俊生受孙中山关于创立船厂计划的影响，放弃三菱造船所丰厚的薪金和宽广的前途，怀着实业救国理想，一家人回到上海，并通过宋子良关系在复兴岛找到一块地皮，创建大中华造船机器厂。

　　亲眼目睹日军强盗行为，杨俊生提出抗议。佐藤却用“大东亚共荣”向杨俊生狡辩，且威胁杨俊生曾在日本大阪学习造船工艺，理应为日本天皇服务。杨俊生毅然决然回答：“去日本学习过的中国人难道都必须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吗?孙中山先生到过日本，他如果在世，难道他会为日本侵略者服务?”杨俊生义正词严一番话说得对方哑口无言。最后杨俊生被迫离厂。为了在抗战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杨俊生将厂里少量陈旧机器设备，悄悄辗运到湖南湘乡，打算筹建中华造船厂湖南分厂，且设计了湘黔铁路沿线桥梁。但由于战火波及湖南，只得暂时停办。杨俊生把机器和设计图纸埋入地下，率领职工返沪。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全部沦陷，环境对杨俊生十分不利。为了摆脱日伪要他“出山”的纠缠，杨俊生竟然披上袈裟，念经拜佛。某天，一日军军官黄鼠狼给鸡拜年，上门来访，态度和蔼地讲：“先生你是日本培养出来的专家，且你夫人又是日本人，应该为皇军服务。”杨俊生夫人回答：“我厌恶战争，且我早已加入了中国籍。”杨俊生则推托：“我已经皈依佛门，不再过问世事了。”巧妙地拒绝了侵略者。不久，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派遣周佛海以留日同学名义诱说杨俊生出任伪职，也被拒绝。后来，汪伪政府实业部部长梅思平给杨俊生送来伪实业部顾问聘书，还每月寄来车马费5000元。杨俊生一把将聘书撕得粉碎，并将钱退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精神。

　　深明大义吴羹梅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很快逼近上海。当年的上海由于交通、原料、电力、技术、市场、金融、劳工等方面所具有的种种优越条件，工业尤为发达。若这些工厂一旦陷入日寇之手，势必加强敌人的经济实力，而削弱我方的抗战力量。广大爱国的民族企业家们，激于民族大义，宁愿冒着战火，不计人生安危和财产损失，想方设法将工厂迁移内地生产。为国家保存建设力量，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为人民补充生活供应。

　　1937年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林继庸为主任委员;翌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任正副主任委员。在这两个委员会的统筹安排布置下，上海工商界立即着手拆迁的准备工作。刚开始，决定拆迁的工厂范围仅限于重工业。属于轻工业的“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不在拆迁之列。这令“铅笔大王”吴羹梅万分焦急。虽然明知道在拆迁途中可能会遇到无数风险，私人财产肯定会有所损失，到内地重新建厂复工必然会困难重重，但在民族存亡之际，吴羹梅立志“决不当亡国奴!决不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经营实业(笔者注：吴羹梅早年曾经负笈日本留学)!”同时，吴羹梅隐约预感到抗日战争有可能在短期内结束不了，而铅笔是文教事业以及宣传抗日必不可少的工具。那年月内地尚无一家铅笔厂。因此吴羹梅觉得有责任有必要去填补这一空白，为全民族的抗战，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既然下定决心，吴羹梅便马上向两个委员会提出申请。在接到同意拆迁通知后，吴羹梅对全厂员工宣布了内迁决定，并立即投入紧张的机器拆迁之中。当时局势相当严峻，从陆路运输设备已经完全不可能。而水运，由于长江航道也已被日军封锁，所以只能用小火轮拖木船走内河至镇江，再装上长江大轮船驶往武汉。

　　铅笔厂的全体员工们冒着日寇飞机骚扰危险，夜以继日拼命抢时间。离厂区不远的地方还遭到过飞机轰炸。即使好不容易把机器装上木船，沿途中依然危机四伏，翻船、敌机空袭等，随时随地会发生。

　　抵达武汉，仅仅生产了半年，因为武汉告急，再迁移宜昌。又生产了半年，再迁移大后方重庆。自宜昌到重庆的1300里水路，滩流湍急、暗礁丛生，经常会发生船翻人亡。铅笔厂运载机器的木船，曾有两艘翻进川江，幸好无人员伤亡。就这样历经艰险、一路颠簸，总算来到重庆。在所有迁移至大后方的内地工厂中，铅笔厂是复工较早的一家。

　　抗战期间，由于日军经济封锁，重庆物质匮乏，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经营实业步履艰难。而国民政府则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给予保护。铅笔厂卖出铅笔收回的资金还抵不上再购买原材料的价钱。为了维持工厂正常运行，吴羹梅不得不屡次向银行贷款，以致债台高筑。

　　企业生存来到十字路口。这时铅笔厂的3个“中国合伙人”之间产生严重分歧。主管财务的章伟士认为抗战前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生产的“飞机牌”、“鼎牌”铅笔在全国市场上小有名气，可同德国货、日本货一争高低。西迁后，日本铅笔在上海市场上趁机卷土重来。与其在重庆勉强维持下去，且有破产的可能，还不如重新返回上海，利用铅笔厂原有的影响，夺回被日本货挤占的市场。

　　章伟士说服了家属留在上海的主管技术的郭子春，但无论如何都说服不了吴羹梅。作为企业的总负责人，吴羹梅不赞成返回上海，因为那里已经沦陷。吴羹梅自幼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年轻时树立实业救国理想，他不愿意在侵略者的统治下求生存办实业。况且吴羹梅坚信大后方的人民需要教育、需要文教用品。铅笔厂不能在这种关键时刻从重庆撤走。再苦、再难，也应尽力维持生产，以制造出更多的铅笔支援抗战。吴羹梅甚至表示“哪怕是因此破产，也在所不惜。”

　　宁死不屈方液仙

　　生产“三星牌”牙膏、蚊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乃民国时期我国规模最大的日用品化工企业，老板方液仙不仅是著名企业家，且是一名热忱的爱国者。在“一·二八”和“八·一三”事变中，方液仙为救护大批受伤的抗日将士，让出部分厂房，并出资租借“申园”，举办两期伤兵医院。方液仙还联合众多国货工厂，组织成立国货公司，积极推销民族工业产品，抵制洋货。国货运动从上海传到外地，影响广泛。而方液仙在国货运动中的作用极大，被社会各界誉为“国货化工业旗手”。

　　由于方液仙的爱国立场以及领导的国货运动，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端仇视。1939年，日伪曾多次派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到方府游说，要他出来“合作”当伪实业部部长。方液仙一面以自己不懂政治，只会做生意，拒绝来意;一面又以同乡名义对傅筱庵晓以民族大义，劝他保持晚节。谈到最后两人摊牌，方液仙气愤地说：“我们都是宁波同乡，你看有几个人像你那样去任伪职。请你再思。”傅筱庵见方液仙“顽固不化”，便威胁道：“日本人知道你一向关心政治，在战争中还办过两处伤兵医院，所以日本方面非常器重你。”方液仙不为所动，进而向傅筱庵指出：“你与汉奸同流合污，必将身败名裂。”傅筱庵回去后，向日本主子报告，并不断施加压力，天天给方液仙寄恐吓信和警告信，但方液仙一直坦然处置，不为所屈。于是，傅筱庵便勾结小日本处心积虑向方液仙下毒手。

　　1940年7月25日，方液仙按惯例于上午10点50分左右，乘自备车赴化学工业社办公。当汽车刚驶出家门口，突然窜出4个绑匪，手持枪支喝令停车。经过一场枪战，绑匪将方液仙强拽下车，架上另一辆黑色汽车，扬长而去。在车上，方液仙不停奋力挣扎，并大声呼喊“有人绑票”。绑匪连忙用手枪顶住方液仙，不准他喊叫。但是方液仙依然狂呼不止。也不知是谁的手枪走火，一枪正打在方液仙的小腹上，顿时血流如注，痛的方液仙昏死过去。此时，汽车开进离方家不远的新加坡路(今余姚路)景云里22号、“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第二行动大队队部。

　　特务头子李士群手下的恶魔吴四宝因为绑架了方液仙，兴奋异常，彻夜审讯，期望方液仙承认自己与重庆方面有联系，并敲诈勒索，逼迫他写信给妻子，叫方太太筹集巨款前来赎人。不料方液仙秉性耿直，宁折不弯，断然拒绝了吴四宝的要挟。吴四宝见连夜逼供却一无所获，不禁恼羞成怒，便亲自动手抡起皮带狠命抽打。方液仙本已受了重伤，如何再经得起严刑，几番昏死，到天亮时已气若游丝。两天后，方太太得到消息，可见到的丈夫浑身是伤，早已气绝多时。

　　这一灭绝人性的绑架案激怒了上海市民和工商界的企业家们，一些进步报纸也纷纷揭露批评。为纪念方液仙，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烈士名录中，方液仙作为唯一的商人，与为国捐躯的将士们名字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