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一劳动节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节日之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其展开了丰富的纪念、诠释，与时局山鸣谷应。“五一”纪念活动蕴含了以斗争、生产为主线的多重话语，强调工农要提高工作效率、积极开展工农业生产、动员入党参军、开展反蒋，及至反帝的宣传。“五一”纪念内容亦体现从争取保障劳动者阶级权益，渐转向动员其让渡部分权益，进而服务于国家层面的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转向，谋求“小我”的阶级权益整合于拯救“大我”的国家利益话语叙事，而“反帝”话语犹如一条隐藏的主线，或隐或显贯穿于纪念话语全文本。“五一”纪念总能与时代之需相契合，表达中共的政治诉求，其纪念话语的“变与不变”，亦成为管窥国内外时局变动之晴雨表。
关键词：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五一纪念;反帝;话语
五一国际劳动节起源于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罢工，1889年第二国际举行代表大会，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至1919年中国始有刊发“劳动节纪念专号”涉及纪念“五一”活动。“五一”，成为人们认为“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事件”，“五一”及其纪念渐进国人视野。五一劳动节作为工人阶级争取维护自身权益、表达阶级诉求的节日，中共对其作为节日的纪念，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注入了动员、宣传的目标与功能[②]，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节日之一。
“纪念是一种政治，一种政治诉求与政治动员的信号”[③]。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五一”纪念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从号召保障工人阶级权益，转向动员工人改变消极怠工、破坏生产工具等状态，让渡部分权益，积极从事生产，服务于抗战大局，生产话语辅助斗争话语，二者紧密交织，随着中外时局变动，最终生成“反帝”话语。中共也通过固定的周年纪念，对纪念的人物和事件进行重塑，从而适应当时人们和政府不断变化的看法[④]，“五一”纪念的主题和内容均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同时中共亦通过“五一”纪念活动表达政治诉求、扩大影响力、增强凝聚力。
现代意义上的纪念史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在学界努力下，纪念史研究逐渐发展成熟，并在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渐具自身特色[⑤]。学界关于纪念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专著研究颇为可观[⑥]。纪念，作为现实与过去的对话，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至关重要，具有再造历史的作用[⑦]，近年来，关于中共“五一”纪念研究炙手可热[⑧]，然而将工农业方面的生产话语纳入斗争话语考察的专篇研究鲜有所见。有鉴于此，本文以整体视角切入，围绕“反帝”话语这一主线索，对斗争话语、生产话语作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五一”纪念的“话语群”进行探索，既深化了作为“事件”的“五一”纪念本事研究，也是从“中共纪念史”角度，关于“五一”纪念诠释的考察。敬请方家指正。
一、中共“五一”纪念的斗争话语
“扩红”、反蒋、抗日是贯穿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话语。中国共产党通过“五一”纪念的文本宣传、仪式操演等形式使纪念效果反复被强化[⑨]，总体上能够有效地号召进步青年参军入党，壮大自身组织;动员工农群众粉碎国民党“围剿”，打破白色恐怖，保卫苏维埃;呼吁群众通过开展募捐、进行战争动员、巩固后方等措施，最终成功驱除日本帝国主义。以“扩红”、反蒋、抗日为核心的斗争话语实现了有效纪念，既表达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政治诉求，也扩大了其在民众群体中的影响力。
(一)扩红：中共对参军入党的动员
为了扩大党组织规模、补充人民军队兵员，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大力开展“扩红”运动，高度重视吸收工人雇农入党[⑩]，并由中央局组织部制定专门的征收党员运动的提纲及一切必须的材料。为了配合“扩红”运动，中共还将五月设定为“扩红突击月”，以开展多样的“五一”纪念活动为载体，动员积极分子、改造落后分子，宣传“扩红”，达到壮大党和军队组织之目的。
中共通过“五一”纪念组织宣传队进行讲演，使“扩红”运动得到极大的宣传，动员了一大批先进青年团员集体加入红军。在1934年的“五一”纪念中，胜利县“扩红”成绩优异。中央军委训话结束后，县委代表即向模范赤少队提出全体参军的号召，其“话还未讲完，即有半边区的模范营全体一致的起来响应，于是激动了全体战士的热忱”[11]，最终模范赤少队全体战士激情欢呼全体参军，这次“扩红”取得了全县13个区的模范赤少队全体一致举手表示加入红军的优绩，单此一县为中共“扩红”近两千人之众。同期，长胜县“扩红”运动亦收获颇丰，该区的模范赤少队一致响应党在“五一”纪念中的“扩红”号召，全体加入红军[12]，党组织还以大会的名义慰劳模范赤少队40斤猪肉，并奖励“扩大红军优胜”锦旗一面。物质的刺激和精神的褒奖对动员先进分子有双重作用，福建长汀红坊区少共支部的9名团员基于对政治形势有明确的认知，他们在举行“五一”纪念活动当天“领导着全部整排模范少队卅余人，加入红军了”[13]，此外江西赣州的开坑乡也有团员领队带着先进青年报名参军的事迹报道。在中共充分的宣传动员下，1930年代诸如此类全体加入红军的模范组织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一时之间“扩红捷报”频传。
中共还通过改造落后分子，将负面事件转化为正面宣传，使“扩红”运动深入人心，其中最典型的是处理“逃兵”事件。男丁当兵造成家庭劳动力不足，因而有赤少队队员的妻子发牢骚“当红军当红军田都会荒掉，人都会饿死”[14]，一些地方强制逃兵归队，导致家属以“扯哭不放或跳水寻死”[15]等行为，表达对“扩红”运动的不解与排斥，最终在突击队员解释宣传下，赤少队员及其家属均理解了党的“扩红”政策，使“扩红”计划得以超额完成。更有甚者，长汀县水口区开小差的逃兵多达60余人，其中有些人屡次当逃兵，“胜利县调赤卫军赖村来等独立团接防，赤卫军大部开小差走了”[16]，为了消弭负面影响，中共开展“五一”纪念时，在全区群众大会上组织公审逃兵，要求逃跑达三次的逃兵公开认错，承认自己的行为系破坏革命、削弱工农武装力量，并接受处罚。同时又能照顾逃兵“开小差”的现实窘境，实行优待“红属”政策，安排人员帮助逃兵家属解决诸如“割禾耕田”等各种生活生产困难，“使红军无后顾之忧，无家庭的牵制，增加红军前方兵士的作战勇气”[17]，从而也得到了逃兵家属的认可，“逃兵家属马上鼓动自己的子弟去当红军……现在已有五十四个报告归队去了”[18]，以解决群众切实需求为前提的“扩红”动员，对落后分子达到十分有效的改造，四都的逃兵归队2/3，才溪的基本上都归队了，逃兵归队成绩相当不错[19]。1934年毛泽东还专门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关注群众生活，“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20]，只有把群众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群众得到拥护。中共非常注重“五一”纪念的宣传效果，反对形式主义的纪念，坚信党的口号标语的宣传“应当同劳动群众目前需要紧密连系起来……才能向千百万的工农群众说明广大的政治前途”[21]，从而最大程度发挥动员效果，将工农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开展革命斗争，处理逃兵事件彰显了党坚持实事求是的风格，有能力解决群众当前需求，从而得到群众热烈拥护，作为“扩红”计划超额完成的先进宣传事迹，因而党的报刊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扩红”运动开展并非一帆风顺，常常因高指标“扩红”任务而存在一定困难，中共通过开展竞赛运动、共享成功经验，扎实推进“扩红”计划顺利完成。1934年苏区制定的红五月“扩红”计划指标中，“江西：九千名;粤赣：二千二百名;瑞金：八百名;福建：二千五百名;闽赣：一百名;统计：一万四千名(标点为笔者添加)”[22]，而1935年在陕北各县扩红运动中，表现比较好的秀延县也只不过有161名新战士到军委动员部报道，边区首府延安仅仅登记了17人，以至于“时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而我们的计划却只完成了四分之一”，甚至最终动员报到的898名新战士还含有“少数妇女和娃娃”[23]，回溯1934年苏区制定的“扩红”指标，二者时间间隔短，料想“扩红”形势不会大变，反衬出苏区“扩红”指标之高这一事实。为了扩大宣传动员效果，在“扩红”运动如火如荼时期，组织专设有“扩红号召周”，成立“扩红突击队”，制定、宣传扩红竞赛合同[24]，以群众运动广泛性的标准去开展“扩红突击运动”[25]，通过报刊鼓励“扩红”优胜地区，激励落后地区，并发文分析一些县城“扩红动员不能迅速开展的基本原因”，共享“扩红”的成功经验，使“扩红”运动开展如火如荼，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任务。
中共以“五一”纪念为文本，融入“扩红”元素，结合根据地情况灵活开展纪念活动，宣传动员进步青年，激励了赤少队、赤卫队等团体成员踊跃参军，同时亦注重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从而在思想层面深刻改造了落后分子，使参军入党宣传取得良好效果，即使在非“五一”期间，上杭县仍实现了三天扩红510人，成为全苏区扩红模范[26]，“扩红”运动取得如此佳绩，实有赖于中共“五一”纪念话语宣传。
(二)反蒋：中共对阶级斗争的宣传
随着蒋汪叛变，国民大革命失败，“反蒋”成为中共“五一”纪念的重要斗争话语。中共通过“五一”纪念话语揭露蒋介石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批判其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之角色;驳斥其对内强横、对外软弱的反动政策，同时注重宣传自身在中国革命中“唯一领导者”的地位，制定鲜活的“反蒋”宣传标语口号，充分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反蒋”斗争话语体系。
早在1927年国共合作尚未全面破裂之际，中共就对资产阶级有所警觉，指责其“受了外国帝国主义之唆使，背叛了中国的革命而与帝国主义携手”[27]攻击工人阶级，镇压中国革命，暴露了大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因而“五一”纪念“算是一个被压迫的劳工阶级向资本家进攻的纪念日”[28]。
随着国共合作失败，蒋介石反动面目暴露无遗，由昔日盟友沦为投降卖国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成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是全中国民众的死敌”[29]。于是，“五一”纪念成为中共宣传“反蒋”斗争话语，动员劳苦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打倒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重要途径与手段。193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五一”纪念宣言提出了“七个要求”，其中有四项将斗争矛头指向打倒国民党[30]。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暴露出其对内强横、对外软弱的本质，中共号召民众团结一致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逐渐找到了农村，开辟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权，国民党穷追不舍先后组织了五次“围剿”，“以疯狂的白色恐怖来焚烧我们的房屋，屠杀我们工农革命群众”[31]，中共为了保卫“反围剿”的胜利果实，号召工农群众踊跃参军，誓死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的进攻，通过报刊刊登诗歌进行宣传：“一九三三年的‘五一’，世界工人团结起，拥护祖国——苏联和中国革命，同资本家作坚决的拼死斗争，反抗帝国主义血腥的屠杀和压迫!在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英勇红军活捉了许多白军师长;缴获了堆积如山的枪炮，击败着敌人的四次‘围剿’!”[32]，从而鼓励工农群众团结起来，“争取完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决战”[33]。国民党对外疲软、消极抗战，难以维护民族利益，1933年初“日帝国主义占领热河之后，国民党继续无耻出卖投降”[34]，牺牲民族利益，中共号召民众“在今年的‘五一’纪念中，我们必须……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打倒屠杀中国民众的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35]，不仅要消灭国民党军队，甚至做了“时时刻刻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36]，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思想动员，伴随着时局变动，抗日斗争话语亦屡见报端。“五一”纪念的“反蒋”斗争话语在劳苦大众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人们积极响应中共号召投身到“反蒋”斗争中。
辅之以“反蒋”话语纪念的同时，中共还非常注重加强宣传其自身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只有他能够领导全中国民众，把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统治”[37]，以“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自况，与国民党争夺革命话语权，增强民众对中共领导革命的认同。1934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五一劳动节标语口号》，制定大量紧贴劳动群众当下需求的标语口号，开展反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宣传，诸如：“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捉拿一切国民党，法西斯蒂，社会民主党的奸细”“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进行查田查阶级”[38]。标语口号是斗争话语的直接载体，本期报纸列出的标语、口号足足占据当期报刊版面三分之二，篇幅之大可见一斑，且标语、口号均带有明确的指向，对于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开展阶级斗争、传播斗争话语有显著的宣传意义。
除了开展“反蒋”口号、标语宣传之外，无锡、湖州、上海等地均爆发了工人阶级与国民党机关的严重武装血战。工农阶级同蒋介石国民政府开展的英勇斗争，为中共的“反蒋”斗争话语做了清晰的注脚。数千人捣毁了国民党县政府和报馆，进攻了国民党公安局[39]，工农群众“几次包围帝国主义巡捕房与国民党的各种反动机关，从他们的血手中，夺回被捕的英勇的战士”[40]，工农阶级以实际行动“反蒋”得到了中共高度认可，中共在1936年的“五一”纪念刊发的祝辞中表达了对农民军队奋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致敬[41]。
该时期的“五一”纪念话语以“反蒋”为核心，面对白色恐怖笼罩的窒息氛围，“反蒋”斗争话语深入人心，纪念话语感染力更强，同时“五一”纪念话语也将工农群众视角导向关注国家危难，凝聚起广泛的爱国主义战线。
(三)抗日：中共对民族解放的追求
随着日寇侵华加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迫在眉睫，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反蒋”亦让步于“联蒋”，“抗日”成为该时期“五一”纪念核心话语。“五一”纪念话语强调工农群众踊跃投身抗日洪流，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42]，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而努力。中共通过宣传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一分钱募捐运动，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深度宣传，使抗日斗争话语深入人心。
九一八事变甫一爆发，中共即警告国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已经开始，日军“已经在上海屠杀了中国千千万万的抗日工农和士兵……屯驻了十数万日本强盗的军队……布满着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军队和武器，等待着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的命令”[43]，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概述为进攻苏区和工农红军，揭露日寇侵华野心，亮明中共坚持抗日的旗帜，号召民众拥护中共、拥护红军，表明“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有真正领导工农群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44]。1934年中共总动员武装部和中央少队总队部发布《赤卫军(少先队)抗日誓词》指出：“我们的痛苦是帝国主义给我们的……我们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宣战，拥护共产党五大纲领，拥护抗日主力军的红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45]，唤起了劳苦大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切肤之痛的感知，将“抗日”话语深刻地嵌入工农民众的意识中。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拥护国共两党合作，组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形势之需，中共顺应时势，通过“五一”纪念大力宣传全民族团结抗日，为坚持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奠定基础。中共认为“国民党里面有好些人，现在开始向抗日的方向走”[46]，有必要促成实现全国各党派、社会各界抗日人士的大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中共多番努力，终于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成为两党乃至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方针[47]。中共表示愿意“在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积极的参加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拥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8]。为了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的“五一”纪念中，中共还制定各种宣传口号、标语，将抗日斗争话语贯穿纪念活动始终，“全边区人民团结起来打日寇……全西北人民联合起来打日寇……全西北各民族团结起来打日寇!”[49]，动员对象从全边区人民延伸到全西北人民、全西北各民族，体现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念。此后的“五一”纪念文本不断叙述抗日斗争话语，强调“必须要更努力地坚持抗战，更进一步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地大原则下……在持久抗战中最后消灭敌人”。[50]
中共还通过动员募捐活动深化“抗日”斗争话语。苏区时期第22军第60师卫生队的张文辉努力开展节省运动，继而又主动要求取消津贴，将结余下来的钱募捐作战争经费[51]，成为中共“五一”纪念中开展经济动员，服务抗日斗争话语之典范。在陕甘宁边区总工会集会上，与会劳动者热烈响应中国工人抗敌总会发起的“一分钱运动”，纷纷表示愿意通过募捐一分钱“来纪念伟大的五一，来配合前方的胜利，来创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52]。中共还鼓励引导工人将谋求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斗争统筹于全民族反日斗争，使工人觉悟到寻求自身地位的改善必须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为前提，从而“使工人们的经济斗争转变为觉悟的反抗日寇的政治斗争”[53]。
在一系列抗日斗争话语影响下，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广泛共识。1937年在陕西富平的“五一”纪念大会上，集会人员一致认为只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去，方不辜负今天盛大的‘五一’纪念大会”[54]，抗日话语成为该时期反帝斗争话语的核心，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扩红”、反蒋、抗日三重斗争话语的宣传构成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五一”纪念中斗争话语的一次集体展演，“扩红”作为中共壮大自身组织的举措，其目的即在于带领工农阶级开展“反蒋”斗争，而随着日寇侵略危机加深，“抗日”凸显为时代要求，中共依托报刊刊发大量“抗日”斗争话语宣传抗日，有力地配合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扩红”、反蒋、抗日三重斗争话语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其最终指向该时代的话语主线：“反帝”。
二、中共“五一”纪念的生产话语
中共通过“五一”纪念活动开展工农业生产动员，凝炼了该时期的生产系列话语。为了服务于苏区建设及抗战需求，中共利用“五一”纪念的时机，动员工农阶级转变思想，积极从事工农业生产、开展节省运动，有效地解决了战时状态下生产不足的窘境，形成了与“斗争”宣传迥异的新话语，即生产话语。“只有开展了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了苏区的经济，才使革命战争得到一个相当的物质基础”[55]，中共通过开展“革命竞赛”推动经济建设迅速完成，进一步壮大经济力量支持开展革命战争，粉碎帝国主义[56]，而生产话语的叙述亦能管窥中共塑造符合战时状态所需时代“新人”的努力。
(一)工业生产话语
“中国工人阶级有十七年来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的传统”[57]，中共通过组建工会吸纳动员工人，工人阶级颇善于通过罢工、怠工等方式争取阶级利益。随着日寇侵华加剧、社会形势恶化，“抗日第一”成为当时工人运动的原则[58]，职工运动的主要任务转变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阶级利益亟需整合于国家民族利益，罢工、怠工不再适合战时状态下工人阶级的普遍追求，代之“以革命者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新式劳动者’”[59]成为中共亟需塑造的“新人”。基于此，积极生产、提高工作效率、主动降低工资等成为动员工人开展工业生产的新话语。
早在1934年的“五一”到来之前一个多月，中共已制定了利用“五一”劳动节对工人进行教育的计划。“全总执行局……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对待劳动，提高国家企业的生产与劳动纪律”[60]，重新向工人解释说明苏维埃政权下的新型劳资关系，进而设法调动工人从事工业生产积极性。
为了树立工人对劳动的新认识，中共就工厂企业性质和劳动关系向工人做了新阐释。概而言之，即苏维埃政权下的工厂所有权已由资本家转归工人阶级自身所有，苏区下的工人不再是为地主资本家而工作，“苏维埃的生产是我们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财富……不是满足工厂老板无限制的剥削而生产，是为着我们工人阶级自己”[61]，现在的工人阶级“再不是为地主资本家劳动，而是为工人阶级自己工作了……苏维埃的工厂企业是工农大众所共有的财产”[62]，工厂企业所有权归既归劳动者所有，自然就生成了新式劳动关系，工人积极做工即是增长自己的财富，工人努力节约即是节省自己的财富。在根据地，中共明确提出要“反对破坏公共财产，浪费材料，生产‘坏货’，消极怠工等现象”[63]，代之以“提高工人劳动热忱，改良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积极参加边区战时经济建设，发展国防工业”[64]的生产话语宣传。因而毛泽东在作苏维埃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中号召“每个工农群众，节省三升米来帮助红军的粮食，多种蔬菜，多养肥猪……迅速的完成经济建设公债的推销……节省后方一切的用费，节省每一个铜片”[65]能够得到劳动者的一致拥护，纷纷响应号召，并且真正落实于日常生活中，马夫提出要爱护马、伙夫叫喊着要节省粮食[66]，边区民众一边大力生产一边开展节约，支援前线红军、支持苏区建设。
为了促进工业生产，中共通过“五一”纪念话语，宣传“生产战线之英雄”系列典型模范人物，组织生产突击队开展生产竞赛活动。中共号召工人为了建设苏维埃，“早点上工，迟点散工，加紧做工”“努力创造，努力发明，努力研究”“不浪费材料，不耗费时间”[67]。在工业生产全面动员下，工人对苏维埃政府下的国家企业有了新认识，工人的生产热忱和劳动纪律得到了提高[68]，节省运动效果明显，特别是军事工业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苏区弹药生产超额完成达到333%，合格率达到95%，印刷厂装订工作从每天装订120本提高到240本，以前6小时的工作现在1小时即可完成[69]。从官方报刊宣传动员的角度而言，上述数据不全然可信，但实实在在折射出在中共“五一”纪念生产话语影响下，工人阶级劳动热忱高涨地开展工业生产的画面。青年工人高成芝、陈九如、沈鼎祥等三人按时上、下工，并主动要求加入生产模范队[70]等类似的例子不乏成为报道对象，延安工人思想觉悟更高，他们主动提出增加两小时工时，变为“十小时工作制”，认为在“国难时期，只有多干活，才能发展生产，支援前方抗战，才能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71]，工人踏踏实实从事生产工作成为中共报刊关注宣传的重点，也反映出中共塑造符合战时状态需求的“新人”的努力初见成效，通过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生产，精确的计算原料的分量……已经没有过大过小或过长过短过多过少，那样浪费材料又花费功夫的现象了”[72]。工人阶级从起初通过开展罢工争取阶级利益，转向积极生产巩固阶级利益。
在“五一”纪念生产话语宣传中，中共还注意到区分宣传对象的差异性制定灵活的宣传政策，收获更好的生产动员效果。在对国家企业工厂工人和边区新区工人宣传中，生产话语迥异，前者强调工人阶级义务，要求他们以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爱护公共财产，节省原料，提高生产品的质量，组织生产突击队，实行义务劳动，实行生产竞赛，主动减少工资，每天要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遵守劳动纪律，提高劳动效率，反对消极怠工，反对拿公家东西做私人用，反对任意破坏生产工具，反对一切破坏苏维埃国家生产的害虫[73]。而针对后者则强调树立工人阶级权利意识，通过“订立合同，争取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74]来纪念“五一”。概而言之，鼓励国家企业工厂工人适当让渡部分利益，诸如实行义务劳动、减少工资、少休息等，而对新区边区工人则鼓励他们充分争取阶级利益，二者的差异实际上是基于工人身份不同而制定的灵活的生产动员话语，对动员工人阶级积极投入工业生产动员效果显著。
中共还意识到必须将工人阶级利益整合于国家民族利益，激发工人阶级将追求自身阶级的解放融入追求国家民族的解放。鉴于中国半殖民地国家特点，中国在“五一”纪念中指出“劳动者为‘五一’事业地斗争，与为民族解放事业地斗争，是紧密联结着的”[75]。在抗战时期动员职工运动时，中共强调要加强工人阶级的民族革命主义教育，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是相符合的……阶级的利益要服从民族利益……只有民族的彻底解放，才能获得阶级的解放等观点”[76]，教育与说服工人群众阶级利益要服从民族利益，以提高其自觉性、纪律性与组织性，避免在民族危亡之际，工农群众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纠缠于阶级利益。然而即使是苏维埃政权下的新式生产关系，阶级利益层面的矛盾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劳动法》在经济滞后地区的执行中遇到各种困难，工人阶级利益得到较好保障的同时却挫伤了农民阶级积极性，影响到工农联合，尤其是雇佣方本身亦是贫农，而非地主资本家，“在许多苏区……农民对于工人工资的加倍增加与工作时间的减少，是不满意的”[77]，在“部分利益服从整个民族利益”原则下，工会组织采用适当的方式合理解决劳资争议，协调双方利益，最终使各方都能遵守“抗日高于一切”的精神[78]积极投身生产事业，既能保障工业生产顺利完成，同时也为共同抗战集中了力量，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农业生产话语
农业生产是建设苏区、服务抗战的另一重要方面，中共“五一”纪念通过动员开展春耕等农业生产，积极帮助农民解决生产问题，蕴含了丰富的农业生产话语，而农业生产话语最终亦指向“反帝”这一宏观主线。
毛泽东十分关注农业生产，将其列为经济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79]，同时也注意到农民问题与革命事业息息相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80]，因而注重通过解决农民现实诉求，既发展了农业生产又巩固了革命基础。针对一些地区农民生产性不高，春耕运动不普遍，生产资料短缺的问题[81]，中共在“五一”纪念中大力宣传，“使他们了解到今年的耕种是为了革命战争，同时是为了自己”[82]，激发农民对农业生产的信心与热情，同时注重解决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缺乏的困难，帮助农民开展农业生产突击服务于抗战，促进根据地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标语口号能够长时间地对人民群众产生视觉和心理冲击，从而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83]。为了动员农业生产，中共制定了许多标语、口号，以“五一”劳动节纪念为契机进行宣传，从思想上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中共非常重视春耕工作的开展，要求宣传工作应该先动员起群众的革命热情，以便于迅速完成春耕运动[84]，193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发布的“五一”标语口号中提出明确的生产指标，要求农民群众“努力完成春耕运动，实现增加两成米谷，消灭四十万担荒田，种五万担棉花”[85]的任务，同时让农民同志意识到大力开展春耕是改善自身生活质量的举措，“现在我们就可以用力的扩展春耕工作，农民同知(志)们，赶快用势(力)量将我们的土地好好耕种起来，我们种得越多，我们的收成越好，我们的生活，也就越改良”[86]。在中共农业生产话语影响下，春耕运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34年初“共计开了荒田二十二万多担，兴国、瑞金以及上杭才溪的荒田，差不多完全消灭了”[87]，其中瑞金县又兴修水利实现了30多万担农田灌溉，灌溉面积占比高达94%[88]，有效减少了土地抛荒现象。此外，夏耕、秋耕与秋收等均构成了中共“五一”纪念的农业生产话语一部，通过解决农民生产问题，组织秋收竞赛，以抗战动员为工作中心，鼓励垦荒耕种[89]，1934年3月仅根据部分县上报的统计数据显示，已经开荒五千多亩，兴修水利17处[90]。“提高劳动生产，加强抗战力量”“努力完成春耕任务、保护战时粮食给养”[91]，在中共农业生产话语动员下，农民不仅保障了农业生产顺利完成，还提高了政治意识，他们主动提高生产热情，帮助政府开展粮食动员支援抗战[92]。
由于大量工农群众奔赴前线，妇女更多地承担起了后方生产战线任务，春耕运动中还报道了一批奔赴在农业生产战线的模范群体。中共通过办托儿所等方式解决了妇女参加生产的困难，还通过宣传“躲在家里是一种羞耻”，打破妇女“靠老公”的旧观念[93]，动员妇女积极投入农业生产活动。据苏区兴国、瑞金等六县统计数据显示，有4000多名妇女学会了耕地，其中红军家属朱秀不仅自己耕种自家20多亩土地，还带领29个妇女共同学习生产[94]。瓦窑堡市区的红军家属也活跃在春耕运动中，他们不仅主动放弃政府优待“红属”政策，独立完成耕地、种瓜种菜等，还发展了一些诸如缝衣服、养豆芽、养猪等副业，为示表彰，政府将她们姓名写在红板上[95]进行动员宣传。此外，政府还广泛报导各种“优红模范”“模范红属”“春耕老汗”[96](笔者按：汉)等先进个人，中共的春耕动员政策也激起了民众增加生产的热忱，人们争取当秋收、秋耕模范，“每人每天帮助红军家属割禾十二担田”[97]，在生产话语持续动员下，秋收与秋耕也取得显著成绩。
中共还通过解决农民生产困难丰富了“五一”纪念的农业生产话语。在长期的战争摧残和反动派封锁下，根据地的农民极度贫困，缺乏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加之“环着我们的反动派把我们封锁起来，工业品不能多买进来，农产品不能卖出去，因此使我们感着剪刀现象的痛苦”[98]，严重挫伤了根据地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民怠工，分到了的田不尽力耕种”[99]。为了解决农民的切身问题，全国总工会在“五一”工作决定中提出要彻底解决“农村工人”耕牛、农具劳动力、水利、肥料等困难[100]，还组织义务耕田队、互助社，帮民众调剂麦种一千多斤，新垦荒近2000亩地[101]，“领导农业工人并协助农民改良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协助农民组织与武装，提高农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积极性。”[102]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纪念话语既受时代需求之制约，又服务于时代之需求。中国共产党依托“五一”纪念生成了以“扩红”、反蒋、抗日为核心的斗争话语，以及以动员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生产话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共始终能够顺应时代背景与革命形势，通过“五一”纪念话语表达政治诉求，顺利完成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
“没有生产战线上的胜利，也就不能帮助前方战线上的胜利”[103]。反帝是中共民主革命纲领内容之一，1930年代中共闽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明“帝国主义是中国根本的敌人……现在应充分注意此项宣传”[104]，生产话语与斗争话语二者又互为依托、互为促进，工农业生产话语服务于“扩红”、反蒋、抗日的斗争话语，最终凝聚于“反帝”话语主线之下，共同促进了革命形势之星火燎原。
Class and Motherland: the CPC's“May Day”Commemorative during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Discourse Changes (1927--1937)
WANG Qing-chun1
Abstract：Labor Da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estivals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aunched a rich commemor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May Day" commemoration contains multiple words with struggle and production as the main line, emphasizing that workers and peasants should improve their work efficiency, actively develop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bilize to join the party and join the army, carry out anti-Chiang Kai-shek, and even anti-imperialist propaganda. The content of the "May Day" commemoration also reflects the shift from fighting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class to mobilizing them to transfer part of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n serving the national level to fight against imperialist aggression, seek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lass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go" into the discourse narrative of sav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ego", and the "anti-imperialist" discourse is like a hidden main line. Either implicit or explicit throughout the full text of the memorial discourse. The "May Day" commemoration can always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express the political demand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hange and unchanged" of its commemorative discourse has also become a barometer of the chang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Democratic revolution; CPC; May Day commemoration; Against imperialism; discourse
注释：
[①] [作者简介]汪庆春，男，汉族，陕西西安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侧重于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记忆史等领域。
[②] 罗福惠、朱英：《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1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③] 欧阳哲生：《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变奏——五四运动的本事、纪念与诠释》，香港：中华书局，2023年第155页。
[④]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
[⑤] 郭辉：《纪念史与记忆史：一个学术关系问题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第98—100页。
[⑥] 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郭辉：《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 1912—1931) 》《国家纪念日与现代中国(1912—1949)》《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童小彪：《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纪念文化研究》;魏建克：《文本话语与历史记忆 : 1921-1951年中国共产党的“七一”纪念》。
[⑦] 欧阳哲生：《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变奏——五四运动的本事、纪念与诠释》，香港：中华书局，2023年第153页。
[⑧] 近年关于五一纪念的研究，主要成果有：[1]杨杰，俞祖华.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五一”纪念文章的抗日话语研究[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2]杨杰，俞祖华.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五一”纪念的抗日话语研究[J].传媒论坛，2023(19);[3]程天明，吴云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劳动节纪念[J].新乡学院学报，2023(7);[4]吴承望.革命化的仪式运作：基于中央苏区时期纪念活动的考察[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5]石绍庆.新中国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J].党史纵览，2023(5);[6]王燕.塑造和传播妇女“劳动”：1920—1937年城市的“五一”节和“三八”节纪念仪式[J].妇女研究论丛，2022(2);[7]曹晓辉.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21(6)。目前尚无专篇探讨民族革命时期中共的五一纪念活动中蕴含的工农业生产话语。
[⑨] 陈金龙：《论中共“五一”纪念的社会功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第44页。
[⑩] 中央局：《关于五一劳动节的决定》，《斗争》，1933年4月25日，第9期第3页。
[11] 特约通讯员：《五一大检阅中胜利县模范赤少队全体加入红军》，《红色中华》1934年5月9日，第186期第1版。
[12] 佚名：《长胜县“五一”扩大红军的经过》，《红色中华》1934年5月9日第186期第1版。
[13] 李中：《领导整排模范队当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第78期，第1页第2版。
[14] 王昌期：《一个突击队怎样使下村乡超过了扩红计划》，《红色中华》，1934年9月16日第1版。
[15]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06页。
[16]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42页。
[17]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6—327页。
[18] 佚名：《归队运动的榜样》，《红色中华》1933年第78期第2版，第1页。
[19]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03页。
[20]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
[21]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研究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822页。
[22] 佚名：《欢迎红五月带来的新的扩红计划》，《红色中华》1934年4月14日第175期，第2版。
[23] 佚名：《时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 扩红计划还只完成四分之一!》《红色中华》1935年12月6日，第243期第3版，第2页。
[24] 佚名：《在扩红号召周内》，《红色中华》1935年12月1日，第242期第3版，第2页。
[25] 佚名：《把扩红突击运动开展起来》，《红色中华》1936年5月19日，第277期，第1版。
[26] 南燻：《扩大红军：上杭县三天内扩大红军五一〇人》，《苏区工人》1932年11月1日第11期第3页。
[27] 佚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向导》1927年5月1日第194期第2页。
[28] 陈肇湘：《五一与工人》，《鸣鸿》，1927年第3期，第2页。
[29] 韦：《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斗争》，1933年4月25日，第9期第1页。
[30]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30.4—1937.6)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年第11—13页。
[31] 佚名：《在国内战争中的五一节：一致上前线去武装保卫苏区赤都模范赤少队大检阅》，《红色中华》1934年5月4日第184期。
[32] 斯顿：《红色“五一”》，《红色中华》1933年4月29日第74期第2版。
[33] 佚名：《今年苏区五一斗争的任务》，《红色中华》1934年4月5日第171期第4页第5版。
[34] 然之：《怎样来迎接“五一”劳动节》，《红色中华》1933年4月26日第73期第1版。
[35] 然之：《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斗争》1933年5月1日第10期第2页。
[36] 亮平：《纪念五一论红军建设中当前的几个重要问题》，《斗争》1933年5月1日第10期第2页。
[37] 印：《为五一节征收党员运动告苏区民众书》，《斗争》1933年5月1日第10期第1页。
[38] 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一劳动节标语口号》，《红色中华》1934年4月5日第171期第6版
[39] 陈云：《红“五一”前夜的全国无产阶级伟大的斗争》，《斗争》1934年4月28日第57期第10页。
[40] 陈云：《红“五一”前夜的全国无产阶级伟大的斗争》，《斗争》1934年4月28日第57期第9页。
[41] 佚名：《五一祝辞》，《斗争》1936年5月1日第5期第1页。
[42] 佚名：《纪念战闻的“五一” 赤色瓦瑶堡的“五一”》，《红色中华》1936年5月3日第273期第1版。
[43] 慧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五一》，《红旗周报》1932年4月25日第37、38期合刊，第3页。
[44] 观澜：《纪念“五一”与拥护中央政府对日宣战》，《红色中华》1932年4月28日第19期第1版。
[45] 总动员武装部、中央少队总队部：《赤卫军(少先队)抗日誓词》，《红色中华》1934年7月14日第214期第3版。
[46] 佚名：《今年五一纪念节》，《新中华报》1937年4月16日第347期第1页第2版。
[4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新中华报》1937年9月29日第394期第1版。
[48] 佚名：《为纪念“五一”告全边区工友书》，《新中华报》1938年4月30日第432期第4版。
[49] 佚名：《为纪念“五一”告全边区工友书》，《新中华报》1938年4月30日第432期第4版
[50] 佚名：《五一纪念大会宣言》，《新中华报》1938年5月5日第433期第3页第4版。
[51] 佚名：《“五一”晚会中的经济动员》，《红色中华》1933年5月8日第77期第2版。
[52]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为纪念五一发起一分钱募捐运动宣言》，《新中华报》1938年5月5日第433期第3页第4版。
[53]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秦邦宪(博古)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47页。
[54] 金如伯：《五一进行曲：五一在富平庄里镇举行盛大阅兵式到会约三万余人》，《新中华报》1937年5月9日第355期第2页。
[55] 毛泽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的报告》，《红旗周报》1933年11月20日第62期第16页。
[56] 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63页。
[57] 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278页。
[58]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30.4—1937.6)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年第713、718页。
[59] 周海燕：《记忆的政治》，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第234页。
[60] 狂夫：《全总执行局“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工作决定》，《红色中华》1934年3月29日第168期，第2页。
[61] 中共中央宣传部：《今年苏区五一斗争的任务》，》《红色中华》1934年第171期第6版。
[62] 佚名：《国家企业工人应该加入工会!加入共产党!来纪念“五一”》，《红色中华》1934年第178期第1页第2版。
[63] 佚名：《国家企业工人应该加入工会!加入共产党!来纪念“五一”》，《红色中华》1934年第178期第1页第2版。
[64] 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275页。
[65]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红色中华》1934年4月24日第179期第1版。
[66] 本书编委会：《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大众文艺》(第一卷，第1—6期)，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7页。
[67] 狂夫：《弹药厂工人在生产战线上的活跃》，《红色中华》1934年第176期第4版。
[68]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苏区五一劳动节的决定》，《红色中华》1934年第161期第4版
[69] 狂夫：《纪念“五一”劳动节：国家企业工厂互相竞赛的初步检阅》，《红色中华》1934年第178期第1页第2版。
[70] 佚名：《积极参加生产 超过生产计划》，《红色中华》1936年11月16日第311期，第1版。
[71]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133页。
[72] 狂夫：《弹药厂工人在生产战线上的活跃》，《红色中华》1934年第176期第4版。
[73] 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一劳动节标语口号》，《红色中华》1934年第171期第6版。
[74] 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一劳动节标语口号》，《红色中华》1934年第171期第6版。
[75] 本书编委会：《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解放》(第四卷，第60—80期)，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9页。
[76] 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277页。
[77] 洛甫：《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斗争》，1933年5月1日，第10期第8页。
[78] 楚云：《陕行纪实——工会的组织与活动》(节选)，载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267页。
[7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6页。
[80] 毛泽东：《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见方之光、龚云：《农民运动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5页。
[81] 王保存、杨伟宏：《陕甘宁根据地土地革命时期财政经济史料》，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页。
[82] 尚昆：《关于夏耕运动》，《斗争》1933年5月10日第11期第8页。
[83] 童小彪：《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0页。
[84] 然之：《怎样来迎接“五一”劳动节》，《红色中华》1933年4月26日第73期第1版。
[85] 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一劳动节标语口号》，《红色中华》1934年第171期第6版。
[86] 佚名：《今年五一纪念节》，《新中华报》1937年4月16日第347期第1页第2版。
[87] 胡海：《为消灭四十万担荒田而斗争》，《红色中华》1934年2月20日第152期。
[88] 定一：《春耕运动在瑞京》，《斗争》1934年4月7日第54期。
[89]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页。
[90] 王保存、杨伟宏：《陕甘宁根据地土地革命时期财政经济史料》，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91] 佚名：《为纪念“五一”告全边区工友书》，《新中华报》1938年4月30日第432期第4版。
[92] 佚名：《检阅抗战力量：延安市各界纪念“五一”劳动节》，《新中华报》1938年5月5日第433期第2版。
[93] 见珍：《号召广大妇女走上生产战线来》，《红色中华》1934年6月14日第202期第3版。
[94] 见珍：《号召广大妇女走上生产战线来》，《红色中华》1934年6月14日第202期第3版。
[95] 佚名：《红属在生产战线上：几个光荣例子》，《红色中华》1936年4月29日第272期第2版。
[96] 佚名：《两个模范老汉》，《红色中华》1936年4月29日第272期第2版。
[97] 陈书皓、李胜辉：《生产战线上的妇女》，《红色中华》1936年9月21日第111期第5版。
[98]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3页。
[99] 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1988年。
[100]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30.4—1937.6)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年第643页。
[101] 王保存、杨伟宏：《陕甘宁根据地土地革命时期财政经济史料》，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1页。
[102] 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275页。
[103] 见珍：《号召广大妇女走上生产战线来》，《红色中华》1934年6月14日第202期第3版。
[104]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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