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流砥柱是一个动态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了中国共产党自我塑造的成长过程，也包括了其克服外在条件走向强大的发展过程。从组织维度看，中国共产党坚持党员吸纳的开放性与干部训练的常规性相结合、制度完善的持续性与机构调整的适时性相结合，从政党主体出发加强组织建设使自身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从团结维度看，中国共产党对不同对象，在不同层面，于不同战线进行团结，通过政党合作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主心骨;从斗争维度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斗争中推动抗战成为全民族之抗战、在整体性与片面性的斗争中推动抗战成为全面之抗战、在坚定性与妥协性的斗争中推动抗战成为坚决之抗战，从政党斗争出发超越对手成为主导抗战的关键力量。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组织;团结;斗争
2020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①]。中流砥柱这一概念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做出突出贡献和发挥关键作用的形容，也是一种被倡导和践行的精神品质。目前，学界对于中流砥柱在不同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研究成果颇丰。[②] 针对这一“旧题目”，似乎已“题无剩义”，但是“若能换一个角度或方法思考问题，也完全有可能发现新的研究价值”[③]。此外，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是逐步形成的，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动态形成的过程来加以考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逐步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④]，本文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想法和思考，与同仁交流。
一、组织维度：中国共产党加强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基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自身发展状况，从政党主体出发在党员发展、干部训练、制度完善、机构调整等方面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建设铸就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是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起点。
(一)党员吸纳的开放性与干部训练的常规性相结合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民族危机和自身面临的危机，通过大规模的党员发展来扩大党组织，增强自身力量;通过干部训练来增强党的战斗力，巩固党组织。
其一，中国共产党坚持党员吸纳的开放性，大量发展党员。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的全国党员数量仅4万余人[⑤]，党员数量难以适应已经发展起来的抗战局面。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发言时就发出呼吁：“要大量发展党员”[⑥]。1938年3月，中共中央指出要“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并强调这是“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⑦]。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的党员发展。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再对阶级进行严格限制。南方局在给所辖党组织的指示中强调要“注意加大对工农积极分子、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妇女干部的吸收比例。”[⑧]刘少奇在北方局指出，“吸收在抗日斗争中积极的工农与经过锻炼的知识分子入党。”[⑨]中共拓宽了党员的阶级限制，使“大批优秀分子和其他进步青年被吸收入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⑩]。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陈云根据全国形势提出，敌占区要“在农民和士兵中建立基础”，华北敌后要“自内向外，自下而上地发展”，国统区要“在群众运动及公开工作掩护下”[11]做好组织工作。具体到地方，北方局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恢复了河北省京东、津南、保属、直南等地区的中共组织，重建了中共山东省委、山西省工委和河南省工委”[12]。东南分局提出要“整理各地党的组织，建立党的工作、生活、大力发展党的组织，由山地扩大到城市和平原地区”[13]。到1941年，东南局发展“党员人数约5万人”[14]。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使得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党员数量有了极大的提升。
经过这几项调整，中国共产党在党员人数发展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全国来看，到1938年底党员人数一年内增长近10倍，“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就从四万多增加到五十多万”[15]，党员人数在1940年的统计中“接近80万”[16]，到1945年更是达到了“121万名”[17]。党员人数的迅速增长，使党在敌后根据地和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大幅提升，为动员全民抗战提供了组织保障。
其二，中国共产党坚持干部训练的常规性，巩固党的组织。党员数量在短期内迅猛的增加，影响到党员质量的提升，对党组织的稳定性也有一定的冲击。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指出：“目前组织上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巩固而不是发展，注重质而不是注重量。”[18]党员干部是传达和执行党中央政策的关键纽带，“干部的政治品质是否纯洁，干部的实际工作是否恰当，对于保证党的路线之执行具有关键性的意义”[19]。为此，中国共产党以干部训练为抓手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巩固党的组织。一是创办各类干部培训学校。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负责“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干部教育”[20]，指导中央和地方的干部教育工作。为培养军事、政治干部，抗日军政大学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21]为教育教学方针在这一背景下成立。为与抗大分工协作，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陕北公学，并明确建校目的是“培养大批政治、文化、群众工作干部”[22]。此外，“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23]，陕甘宁边区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各根据地相继成立了干部训练学校，例如华北联合大学、太行抗战建国学院、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华中党校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二是开展在职干部教育。1939年，毛泽东在动员会上指出：“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24]。对在职干部的学习，罗迈在多次场合指出：“不管有怎样好的教材和教员，不管有怎样好的方法，而能学到东西，主要地要靠自己动手的努力”，他特别强调在这方面是“我们学习的弱点”[25]。1940年，中共中央在指示中提出要“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个小时的制度”[26]。此后中央宣传部在学习总结中指出在职干部学习变现出来极高的积极性，要努力把“这种积极性组织成为经常性”[27]。三是开设短期培训班，夜校和冬学。抗大在各根据地均设分校以此开办短期培训班，学制3—6个月，主要培养军事与政治干部。陕北公学也开设了“速成班”，培养基层干部。中央军委指示：“连排级干部应普遍进入夜校学习”[28]。到1943年，仅陕甘宁边区干部夜校就达到了达487所。冬学班在冬季严寒，敌方活动较少，根据地进行修整的时间开展了集中教育。
(二)制度完善的持续性与机构调整的适时性相结合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组织制度，调整组织机构以适应抗战形势与需要。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完善与机构调整使中央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能力、地方组织加强上下协调能力、基层组织加强群众动员能力，并形成三级联动的严密组织体系。
其一，中央组织的制度完善与机构调整。为应对战争压力、整合根据地资源、统一全党思想，中央组织通过制度规范、权力重组的方式加强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首先，在制度规范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全党服从中央”的刚性原则。1938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首次将“四个服从”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29]制度化，强化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其次，在机构调整上，1938年中央调整了领导机构的设置，设立中央书记处处理日常事务，政治局负责重大决策，形成“政治局决策-书记处执行”的垂直体系，避免决策分散化。1943年，中央机构再次进行了大调整，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主席 、中央书记处主席 ，刘少奇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负责统战，形成“毛主内、刘主军、周主外”的权力架构。构建了“毛泽东-中央书记处”核心权力轴，打破了此前集体决策模式，毛泽东通过书记处直接控制党政军核心事务。
其二，地方组织的制度完善与机构调整。中共地方组织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现了从分散游击到系统化治理的转型。首先，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三制”。为整合根据地各阶层力量，1940年中共中央提出“三三制”并在各抗日根据地推行，确保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实现了根据地在组织建设上从“分散割据”到“三三制”的联合治理。其次，确立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体制。1942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指出：“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各级的党委“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机关”[30]，这样就使地方参议会、政府、群众团体统一接受党委领导，避免了多头指挥。通过这些调整，地方组织既强化了战时功能，又确保了与中央政策的紧密衔接，形成了灵活性与统一性兼具的运作体系。
其三，基层组织的制度完善与机构调整。中国共产党通过将基层组织打造成群众动员的核心枢纽，实现了从分散个体到组织化力量的转变。首先，建立不同类型的群众团体。主要包括农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内的“三位一体”组织网络，农会以贫雇农为主体，负责减租减息、支前参战;妇救会负责动员妇女参与后勤生产与战地支援;青年抗日先锋队承担侦察、通信与游击任务。同时，为使基层党组织下沉到村，基层党组织在每个行政村设立了党支部，党员兼任农会、民兵队长。其次，规范民兵组织制度。实行“三三制”民兵编制 ，基于年龄体能分为基干民兵(18-35岁)、普通民兵(36-45岁)、自卫队(其余青壮年)。再次，建立各种类型合作社。中共基层组织在农村建立纺织社、运输社、变工队，都由基层干部直接领导，在劳动过程中穿插政策宣讲、扫盲教育和民兵训练，通过组织化手段将分散的农民纳入中共领导的结构中，这在群众动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基层组织将分散的农民转化为高度组织化的抗战力量，将生产、战斗、社会治理融为一体，不仅加强了自身建设，也推动了“全民抗战”格局的形成。
二、团结维度：中国共产党努力团结各方成为凝心聚力的主心骨
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不同对象，在不同层面，于不同战线进行了团结，汇聚起了抗战的强大力量，在人民中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是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主心骨。
(一)中国共产党对不同对象进行团结
其一，对国民党的团结。为实现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对国民党的团结。首先，在政治上团结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合作纲领，表示愿意服从国民政府名义的领导，承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1]。其次，在军事上团结国民党。中共开辟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牵制半数以上侵华日军，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压力。此外，在重要人物上团结国民党。1936年9月，毛泽东就曾致信宋庆龄，“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资格作具体实际的活动”“并请她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等与潘汉年面谈”[32]。潘汉年在此期间奔走于沪宁杭，除与国民党中枢人员面谈外，还与刘湘、李宗仁、蒋光鼎、阎锡山等方面的代表进行了面谈，向他们介绍中共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33]12月，毛泽东致信冯玉祥指出“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34]，他希望冯玉祥能够在国民党内部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管国共双方的矛盾始终存在，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存亡为最高原则，在团结国民党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为推动国共合作，实现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二，对民主党派的团结。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发和推进，中国共产党有感于抗战的长期性和持久性，以及抗日力量的薄弱，“即使是抗日的主力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也难以与之抗衡，为了保证长期与日作战，就必须发展统一战线内部各抗日党派的力量”[35]。为团结各党派进行抗战，中共中央在指示中指出：“我们将向他们提议在共同纲领下，组织各党仍保持自己独立性的民主革命联盟之类的政党以实现更进一步的统一团结战胜日寇”[36]。1936年9月，毛泽东在给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的信中希望大家为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奔走呼喊，此外他期望“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37]。在1939年，抗战局面面临“亲英反共降日的危险”时，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进步力量，“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38]，中共在抗战的不同时期加强了与民主党派的联系与合作，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去组织一切进步力量团结抗战。
(二)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层面进行团结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精神层面、行动层面和文化层面都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这些工作对于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在精神层面的团结。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爱国主义精神，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通过宣传和教育活动，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毛泽东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号召学习“鲁迅精神”，学习他为了国家利益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39]，并希望革命中的先锋分子要把“鲁迅精神”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必胜信念，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战略方针，使他们相信只要团结一心、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抗战必亡”“再战必亡”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中国处于“历史上的进步时代”[40]，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进步的，巩固了国内的抗战信心，在精神层面做了有力的团结。
其二，在行动层面的团结。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将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团结在抗日的大旗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力量深入敌占区，通过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开辟敌后战场，建立起众多抗日根据地，形成对日的战略牵制态势，迫使日军不得不分散兵力维持占领区治安，从而有效削弱了其正面战场作战能力。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团体的力量嵌入乡村社会，进行革命的政治动员”[41]，深入基层，组织群众参与抗战，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其三，在文化层面的团结。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抗日文艺作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等方式，“采用通俗化的形式，群众所能了解的语言，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42]，为抗战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成立了多个文艺团体和协会，如“中国文艺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这些团体和协会团结了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共同为抗战服务，创作了大量以抗日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在文化层面团结了广大民众进行积极的抗日。
(三)中国共产党于不同战线进行团结
其一，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1935年12月，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国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系统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原则，为全党和全国民众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方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发起、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 “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43]。毛泽东认为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个条件中，“第一个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并且他认为“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44]。随着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革命意识和救亡主题叠加”[45]，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努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另一方面也加大力度对国民党方面的抗日宣传。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讲话，在实际上对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进行了承认，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团结全国各民族一切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其二，于东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团结。为增强抗日力量，有力回击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共中央积极倡议建立“东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朱德做了积极的筹备工作，1941年9月21日，朱德邀请了在延安的日本、朝鲜等东方民族友人座谈，“提议在在延安的各东方民族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成一个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46]。10月26日，朱德出席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的开幕式，来自东亚各个国家的13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27日，朱德在大会上发言指出：“东方各民族的情况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受到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威胁，统一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组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这是打倒法西斯主义或是阻止它发展的最大力量和武器”[47]。毛泽东在闭幕式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统一民族战线，一条是东方的ABCD阵线，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打倒的。”[48]大会决定在延安组织“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朱德被选为大同盟主席。东方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成立，对增强反法西斯力量，打破日本孤立中国的企图，争取国际支持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于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中在同日对日本宣战。也在同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在内部发布了《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从这两个文件的内容来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新的变化，“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49]。中共还特别指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做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强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50]太平洋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壮大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它在凝聚多方抗日力量、资源整合、战略协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斗争维度：中国共产党超越对手成为主导抗战的关键力量
对国民党在抗战时期采取的两面政策，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团结抗日，又同其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甚至军事上进行坚决斗争，“党以大局为重，在斗争中求得团结、在斗争中抵御外敌、在斗争中强化自身，有效增强了抵御外敌的斗争本领”[51]，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逐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在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斗争中推动抗战成为全民族之抗战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超越了阶级斗争的局限，将全民族的利益置于首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同抵御外敌，才能挽救民族危亡。
其一，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率先举起抗日的旗帜。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步步紧逼的日寇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丧、三千余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了各派国民党及张学良集团无耻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指出“国民党军阀的统治根本就是帝国主义屠杀中国的保镖”，并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52]。中国共产党在事变之后迅速确定了自己的任务，那就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众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53]。193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号召“用民族的革命去打掉帝国主义”[54]。1932年4月1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并表示“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55]，同日发布《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派遣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中、冯仲云等人分赴东北各地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发动人民与日寇展开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蓬勃兴起，直到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长期与日寇浴血奋战，成为整个东北抗战的中流砥柱”[56]。从这个意义上看，东北抗联的斗争充分反映了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且在局部地区也是抗战的主导力量。
其二，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大局出发，超越了十年内战的阶级仇恨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一是迅速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明确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57]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谈判，努力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二是进行军事配合，防止军事冲突升级。为协助张、杨维持西安及周边秩序，防止社会动荡和外部势力的军事干预，“红军向西安附近开与接防甘、延安”，并视“东北军、十七路军及其指挥下的民团为抗日同盟军，以友军相待”[58]。叶剑英也参与了军事部署，“制定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59]，如此使南京方面不敢贸然发动攻击。三是参与张杨决策，推动事变和平解决。在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张学良杨虎城内部对此议论纷纷争执不下，有人主张立即杀掉，有人认为杀蒋无用，还有人主张放蒋。[60]对此，周恩来陈述中共的主张，极力劝说各方放蒋主持抗日大计，“周恩来对事变条分缕析，明确了它的性质、前途、方针和政策，使张学良如拨云雾见青天，衷心佩服”，直到多年后，张学良在回忆中“依然肯定当年周恩来是他的主心骨”[61]，直言“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62]。可见，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影响之深。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进行全国抗战创造了条件。
其三，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建立并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论是1932年中共提出“实行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63]倡导全国人民统一起来建立统一战线，还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同国民党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亦或是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巩固和维护，中国共产党都带了极大的诚意。正如毛泽东在声讨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时所说的“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64]相比于“国民党反动派却不断挑起事端，蓄意破坏统一战线”[65]，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斗争中坚持统一战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者。
国民党始终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漠视当时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的利益，而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66]。中国共产党真正从民族利益出发，在斗争中广泛动员推动抗日战争成为全民族之抗战成为可能。
(二)在整体性与片面性的斗争中推动抗战成为全面之抗战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只看到了政府和军队的力量，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毛泽东在1944年与来延安的美国代表谢伟思交谈中指出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4.5亿中国人当中，农民至少3.6亿。”然而“国民党与中国人口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67]。国民党只依靠政府和军队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则坚决反对这种片面性的抗战路线，认为实现抗战胜利必须发动农民以实现全面抗战，并与之进行了斗争。
其一，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推动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针对“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68]。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了“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动员了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69]。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批评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70]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动员，在全国形成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全民总动员局面，有利的把民众组织了起来，让日本军队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其二，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动员推动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进行了广泛的军事动员，包括组织民兵，建立自卫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等。1941年，中央军委要求各根据地在建设中要包括“(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和民兵)”，军事建设的重心“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并强调人民武装的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71]。朱德特别强调要“建立数量广大而质量高的民兵”[72]，来配合主力作战，进行群众性的游击。仅晋察冀边区来看，“自反攻以来，边区人民武装总计作战5849次，参战人数281758名”“8县3年参加抗战勤务者300万人”[73]。中国共产党通过军事动员，成功将民众力量转化为抗战的核心战斗力，推动了全面抗战的形成。
其三，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动员推动全面抗战。抗战时期，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鼓舞了人们的抗战，比如抗战歌曲《抗敌歌》、《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等在当时广为传唱，深深鼓舞了中华儿女的抗日斗志。此外，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74]。在此精神的感召之下，大批文艺工作者走入农村，与工农兵广泛接触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京剧《逼上梁山》，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等。”[75]延安平剧院在1944年集体创作了《三打祝家庄》，“表现了在战争中要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分化敌人、里应外合才能取胜的道理”[76]，起到了抗战宣传教育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以艺术为载体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动员，成功将艺术与革命相结合，动员了亿万民众。1944年，谢伟思在延安向美国政府所做的第39次报告中指出：“共党已将民众与军队结为一体，全部动员，故能有抗战成绩之表现”[77]。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动员在全面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文艺创作、教育普及和思想宣传，有效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推动了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
(三)在坚定性与妥协性的斗争中推动抗战成为坚决之抗战
纵观整个抗日战争史，国民党在抗战的前期组织了大规模战役，在正面战场抵抗激烈，被认为是抗战最主动的阶段。在1939年之后，随着武汉、广州失守，日军攻势放缓，国民党转入战略防御，虽组织过长沙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但在抗战上日益采取消极避战，保存实力，与日方谈判妥协的做法。在军力部署上，国民党把大部分兵力用在了防共限共，以及监视共产党上。在对日妥协上，国民党虽坚持了不投降的底线，但一直没有中断与日本方面的谈判，始终保留着和谈的可能，甚至有妥协对日以打压共产党的计划。对国民党的妥协避战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坚决反对任何妥协性的态度和行为，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其一，中国共产党揭露国民党的妥协投降行为。任弼时在1938年5月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存在主观上的缺点错误，那就是“中国政府过去在对外政策上，对日本的进攻只是妥协让步”[78]。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揭露了国民党“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实质是“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79]，指出国民党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际调停的妥协倾向。1940年，“中日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了4次秘密会谈”[80]。1941年，毛泽东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揭露了国民党方面在面对日本挑拨和诱降活动而“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81]，揭露了国民党内部分势力企图通过美日妥协换取和平。
其二。中国共产党表明坚决抗战的决心。193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致电中指出：“当前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强全国团结，不屈不挠，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82]，并就抗战事宜提出八项建议，表达了中共的团结合作愿望和抗战决心。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83]三大政治口号，表明了抗战的决心，也表明了对分裂反共行为进行抗争的决心。1940年，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反共行为，毛泽东指出：“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前进的客观条件”，因此“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84]这些斗争不仅遏制了国民党内部的妥协倾向，更提高了中共在抗战中的影响力，为战后中国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
其三，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外的舆论支持。194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各中央局、各地方局要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根据地、惨杀进步人士的事实进行公布，“向中间阶层及各界人士作广泛的口头解释”[85]。面对国民党的妥协抗战，严重进攻根据地的行为，毛泽东指出要“预先向内部与民众宣传反共如何是罪恶，视为至要。”[86]美国大使馆秘书兼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在1942年的观察报告意见书中指出：“政府以44.1万人之兵力围困中共，对日不肯积极作战，保存实力，以备另用”[87]。美国学者易劳逸在研究中指出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把共产党当作“两个敌人中更为危险的敌人”，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国民党方面“彻底地放弃了任何对日进行持续的攻势作战的念头”[88]，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对付共产党上。
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推动抗战成为坚决之抗战成为了可能，也在斗争中形成了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一整套策略，包括认识又团结又斗争的多层次多侧面关系、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等。这在反抗国民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定和发展，也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对手成为主导抗日战争的关键力量。
四、结语
抗日战争的历史有力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锤炼和战争的洗礼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将组织要素进行合理排列组合和适时调整，不断提高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有似身体，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要素与物质要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组织建设把自身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抗战中发挥了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模范行为，以对抗战忠诚坚定的追求团结带动各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进行抗战，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使形成起来的抗战成为全民族的、全面的、坚决彻底的抗战，指引了抗战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关键之处发挥了关键作用，当之无愧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本文作者 马德坤，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正，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672页。
[②] 相关研究参见李君如《客观评价抗战史必须客观肯定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理论前沿》2005年第20期;石仲泉《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7期;李慎明,张顺洪《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李蓉《中国共产党不愧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红旗文稿》2015年第8期;吴杰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铸就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党建》2020年第9期;李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15年第5期;夏斯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论析》，《思想理论教育》2018年第12期;舒文,严曼一《抗日战争时期美军观察组对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客观反映》，《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3期;等等。
[③]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55页。
[④]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
[⑤]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68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号。
[⑦] 《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66,467-468页。
[⑧] 张红，郑思颖：《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探赜》，《社会科学家》2023年第2期。
[⑨] 刘少奇：《给贺龙、关向应及华北各地党组织电》(1937年10月22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3页。
[⑩] 新华月报编：《永远的丰碑》，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11]《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42页。
[12] 罗平汉：《抗战前期华北地区中共组织的发展与整顿》，《中共党史研究》，2013第4期。
[13]《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关于两个月来工作情况和目前工作意见的报告》(1938年3月25日)，《项英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13，714-715页。
[14]《中共中央东南局》(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15]《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43页。
[1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3页。
[1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3页。
[18]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2页。
[19] 钟周铭,岳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兰州学刊》2021年第7期。
[20]《中央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24页。
[21] 毛泽东：《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1938年4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16-117页。
[22] 《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盛况——毛泽东同志演说全文》，《新中华报》1937年8月31日。
[23]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年4月2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0页。
[24] 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79页。
[25] 罗迈：《怎样开展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1939年10月10日)，《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4页。
[26] 《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3页。
[27] 《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194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15页。
[28] 《朱德、彭德怀、左权关于冬季军事教育的指示》(1940年11月28日)，《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589页。
[29]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8页。
[30] 《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27页。
[31]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0页。
[32] 《毛泽东年谱(1-9)卷》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580页。
[33] 潘汉年此时为国共谈判联络员，主要负责与国民党高层、民主人士及地方实力派的联络，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参见张云著：《潘汉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页;尹琪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王秦：《西安事变前后在各方之间进行联络的关键人物潘汉年》，《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34] 《致冯玉祥》(193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35] 李玓：《“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1938—1941年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策略》，《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36]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给刘晓等的指示》(1938年3月2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1页。
[3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1-9)卷》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580-581页。
[38]《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04页。
[39] 毛泽东：《论鲁迅》(1937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4卷，第12-13页。
[40]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0-451页。
[41] 王建华著：《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页。
[42] 《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194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4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53页。
[43]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5年12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6页。
[44]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0页。
[45] 王建伟：《从潜流到激流：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左翼思潮与行动》，《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3期。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2页。
[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3页。
[4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38-339页。
[49]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1941年12月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29页。
[50] 《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1941年12月9日)，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32页。
[51] 冯兵，曾理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持敢于斗争的历史审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52] 《中共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7页。
[53]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67页。
[54]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32年1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
[5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32年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年，第432页。
[56] 王晓辉著：《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1页。
[57]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3页。
[58] 周恩来：《与抗日同盟军协同保卫西安》(1936年12月21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66页。
[59] 陈力：《叶剑英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后》，《中共党史资料》第九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186页。
[60] 参见赵寿山：《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六)回忆录(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1页;孔从洲：《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第2卷，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214页;冯钦哉：《西安事变时我反对张，杨，拥护蒋介石的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557页;《黄永安等通电》(1936年12月19日)，《革命文献》第94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3年，第412页;何虎生：《张学良传》，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年，第202页。
[6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62] [美]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5页。
[6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的宣言》(1932年4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4页。
[64]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18页。
[65] 陈松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以西方记者报道的视角》，《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12期。
[66] 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2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67]《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的报告》(1945年3月13日)，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166-167页。
[68]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4页。
[69]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年8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6页。
[70]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页。
[71] 《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82页。
[72] 朱德：《敌后的形势和建设民兵问题》，《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年11月第3卷第11期。
[73] 民兵斗争史编委会编：《光辉的历程》，长征出版社，1997年，第460页。
[7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1页。
[75] 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22页。
[76] 霍丹琳著：《文化抗战》，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77] 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518页。
[78] 《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5月1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3-304页。
[79]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62页。
[80]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15页。
[81] 毛泽东：《揭露远东慕尼黑的阴谋》(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4页。
[82]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1938年3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9页。
[83] 《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1939年7月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36页。
[84] 毛泽东：《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1940年1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12页。
[85]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指示》(1940年3月1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5页。
[86] 《毛泽东等关于加紧准备粉碎蒋介石严重进攻给刘少奇等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5页。
[87] 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239页。
[88] [美]易劳逸著：《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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