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迅速形成并确立起来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有着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和团结的政策以及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探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的制度基础;抗战时期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和抗战文化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年，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此，解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是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反侵略的爱国救亡战争。面对民族危机，全体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同仇敌忾、戮力同心，建立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凝聚力，塑造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当前，“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面临的“四大风险”和“四大考验”将长期存在，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内外势力愈演愈烈，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历程，对新时代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全国的抗日力量，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等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激发了全民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精神，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自觉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奠定根本政治基础。
(一)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进入近代以来最黑暗的时刻，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中国共产党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察觉民族危难，以强大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投入到挽救民族危机之中。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立足国情，充分认识到开展反帝斗争尤其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和急迫性，1931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尽量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像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1]560。但当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上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笼统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看作最危险的敌人，因此，这一时期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是只团结工农、学生、士兵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北上长征，次年一月占领遵义后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反思了过去的教条主义错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2]388，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有所转变，党对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关门主义进行反思和纠正。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党自身的发展壮大，党对抗日战争和国内外形势的认识愈发深入全面，加之鉴于共产国际为推进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和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而对联合阵线策略作出重要调整。于是，中国共产党起草了八一宣言，对既往侧重工农联盟的单一阶级联合模式予以根本性转变。提出要建立包括上下层在内的统一战线，党在一一七宣言中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武装队伍、社会团体和个人，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3]474。随后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更多爱国主义者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瓦窑堡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核心战略方针，即动员与联合中国全民族各革命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毛泽东随后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系统阐发了这一主张，强调面对日本企图将中国殖民化的危机，党的根本对策在于构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必须纠正过去政治实践中的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这意味着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克服了以往存在于统一战线上的政治错误。1936年，党中央提出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奠定政治基础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凝聚的重要平台。1938年毛泽东强调：“抗战是全民族的紧急任务，……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4]621社会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爱国主义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下为着共同的敌人团结起来，投入到抗日战争中，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时刻关注民族危亡，先后投入到战争的洪流中，人民群众通过捐款捐物、后勤保障、修路架桥、宣传动员等方式积极投身抗日，同时出现一批如马本斋、张桂花、嘎达海林等少数民族抗日英雄被人铭记缅怀。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大幅度提高，同时唤发了各族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大团结大统一的美好夙愿，正如习近平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5]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化了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以及各团体的共同体意识，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情愫和团结统一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塑造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第二，使用“中华民族”话语进行社会动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就提出过“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6]71，但没有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和阐释。随着抗日战争爆发，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首要任务，因此，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进行社会总动员，可以更好地凝聚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强大力量。“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强调：“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帝国主义，彻底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7]183。1934年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8]显然，“中华民族”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关键政治话语，已被中国共产党系统化地运用于社会动员、精神激励及力量整合实践中。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抗战全面爆发，面对极端复杂性与严酷性的斗争态势，为凝聚各民族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这一政治符号提升至战略层级，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通过高频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来促进国共合作、抵御日军侵略、实现民族解放。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肯定了抗战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作用，明确了“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统一指称和认同符号。此后，这一词也成为党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流话语，将各族人民纳入国家建构体系中，增强华夏儿女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自觉和意识，对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政策和制度的探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塑造的制度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根本原则，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将民族平等理念、民族团结政策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治理结构化实践方案。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更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一)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前提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是民族关系中的根本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凝聚少数民族抗战力量，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制定一系列政策、采取一系列举措来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御敌。
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压迫产生的不同原因，提出相应的民族政策。日军侵华后，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野蛮统治、扶植傀儡、经济剥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主要是动员少数民族团结一心、一致抗日。针对少数民族内部上层统治者对下层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共产党正确区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中的敌人和同盟者，积极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中的进步人士，鼓动他们加入抗日队伍中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仍然实行大汉族主义，否认其地位、剥夺其主权，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对少数民族进行打压，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压迫，提出改善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民族平等，并强调国民政府要改变其大汉族主义政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重视民族问题，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提出：“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9]773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北局前设机构(西北工委)发布的双民族纲领文献《回族问题治理框架决议案》和《蒙疆抗战时期民族政策战略纲要》以及《陕甘宁边区各级参政会选举条例》的颁布，不仅体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重要思想，更保障了各民族平等的政治参与权，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重要前提。
(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平等的基础高度重视民族团结，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同时，为动员全民族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重要基础。
毛泽东指出：“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10]278在抗战时期，为了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共同抵御日寇，中国共产党团结少数民族，发展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强大回族抗日武装部队，改善兵役制度，保障回族军队的合法权益。在这些政策的促使下，形成了如冀中军区回民支队、西北回民骑兵团、山东的滨海回民大队等著民民族武装部队，有力打击日军侵略，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统一。同时，党还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37年延安的中央党校创办了少数民族班、1939年中央党校又专门创办了回族干部培训班、1941陕北的公学民族部成立了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民族学院等等，这些民族班和民族学院的创办，培养了一大批精干的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工作战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汇入抗日的洪流之中。党还注重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界人士，党察觉到劳动人民同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团结这部分人，可以巩固工农联盟，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汉族与少数民族团结统一、互补互助、共同发展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政治领导轴心地位。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党特别指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10]278不仅说明了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更明确了党在民族关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三)党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探索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制度基础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民族治理的宪法性原则和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完成规范性建构。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少数民族是统一战线不可缺少的关键力量以及少数民族对于抗战胜利的重要性，逐步形成了正确的民族观并展开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探索。
在抗日战争以前，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受苏联联邦制的影响，加之缺乏对中国国情、族情的深入了解，曾照搬苏联模式，主张采用联邦制的民族政策。但随着党自身的发展壮大以及战争和革命实践的历时演进，党的民族认知实现结构化识跃迁，开始向民族区域自治转变。1936年，党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指出：“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己的政府。”[11]367同年十月回民自治政府在陕甘宁边区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民族自治的实践第一步。1937年8月15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在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动员一切少数民族参与到抗日救亡中，民族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党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2]621，这是党首次提出要建立各民族统一的国家，也是第一次将民族区域自治做出较为全面正式的政策性论述，表明民族政策脱离了联邦制的形式，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成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政策。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到“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1]678，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首次以法律形式出现，表明该政策逐渐在处理民族问题中占据主体性地位。在这一具有宪法性质文件的指导下，党先后建立了5个回民自治区和一些区、乡自治机构，有效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提升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度和民族认同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落实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一方面在部分地位实行民族自治，不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更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家国情怀和主人翁意识，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三、伟大抗战精神和抗战文化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核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带领中华各族人民不屈不挠、奋勇抵抗，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积淀了不朽的抗战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基因，更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内核。
(一)伟大抗战精神构成共同体塑造的精神基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爱国主义是赓续中华文明的生命密码，是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灵魂，构成了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内涵。爱国情怀是凝聚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勇抵抗的精神纽带，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要素。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各阶级、各党派、各集团、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心系祖国命运，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战救亡的战争洪流中，用血脉之躯铸成了抵御侵略的铜墙铁壁。中华儿女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空前的团结统一，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不怕牺牲、精诚团结、浴血奋战，为家国的存亡、民族的兴衰、人类的正义、人民的解放而战。战争促使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增强，迸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最强音，积淀出家国一体的伟大爱国情怀。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反映民族品格的重要精神气质，是一个民族的人格化特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浩然之气，也有“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坚守，更有“靖康耻犹未雪”的家国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为了挽救民族尊严和国家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愈战愈勇，涌现众多的如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王凤阁等伟大抗日英雄，其大义凛然的精神至今被我们传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抵御侵略，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美梦，捍卫了民族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了中国人民对独立、自由、和平的向往，展示了中华民族团结独立、自强不息的气节和风骨。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英雄气概是伟大抗战精神的要义和精髓。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民族，自古以来，无数英雄人物面对国家危难和民族耻辱抛头颅、洒热血，宁死不屈。伟大领袖毛泽东曾自豪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0]161。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军的残暴行径，从左权、张自忠、戴安澜等的智勇双全抗战将领，到舍生取义的“狼牙山五壮士”、冷云等八名抗联女兵、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等的英雄群体，他们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铸就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气概。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必胜信念是打赢抗日战争的精神法宝和意志保证。中华民族面对艰难险阻之时，始终都对民族命运和前途充满信心，不惧挑战、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研判战争形势，领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正确战略决策，不仅为打败侵略者做出正确的思想指引，更增强了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决心。在十四年的抗战中，四万万中华儿女戮力同心，粉碎日本侵略者的阴谋，谱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伟大抗战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伟大抗战精神所蕴含的各民族保家卫国的强烈爱国情怀、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宁死不屈的英雄品格以及戮力同心的必胜信心，是全体中华儿女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唤醒了民族觉醒，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更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核。
(二)抗战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
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国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坚守的精神家园。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对华军事侵略之外，还以“共存共荣““文化亚洲主义”“日中亲善”等思想进行文化入侵和文化渗透，妄图削弱中国人民的意志力、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中国共产党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加强抗日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不断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3]874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他鼓励各族干部群众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因此，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分，认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心系天下的忧乐意识、天下大同的仁爱精神、宁死不屈的民族脊梁等等，以此推动抗日文化的民族化，增强抗日的文化力量。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挽救民族危机，文化界展开广泛的救亡运动。刊物《抗战文艺》、《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群众》等对抗日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极大地动员和鼓舞了社会群众加入抗日救亡运动中来。戏剧《卢沟桥》、《三江好》等演绎出日寇的残暴血腥和中国英雄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等传唱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坚忍不拔的民族气节，绘画作品《愚公移山》、《漫画日本侵华史》等刻画出战争的持久性和残酷性。新闻界、戏剧界、音乐界、美术界等相继成立全国性抗敌协会，形成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文化的建设，增强文化界的抗战使命感和参与度，以此带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对抗战救国的觉悟和热情，增强了文化自信和必胜信念，动员和鼓舞了广大群众自觉加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醒中华儿女的爱国之情和民族尊严，对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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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婉琳，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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