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中道崩殂的内迁
来源：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 学术组 文/刘晓俊   2025-07-16 15:57:08

　　【摘要】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北部，并切断了抗战大后方的重要交通运输线——滇越铁路，日军以越南为基地，频频对昆明实行狂轰滥炸，并有进犯滇南之势。作为当时重要工业聚集地的昆明，已经深感危机，各工厂的生产建设也频遭破坏。昆明城危在旦夕，国民政府高层下达了在滇工厂迁移的命令，资源委员会率先统筹部署了各工厂的前期迁移准备工作。此次的迁移行动为抗战的胜利保留了工业火种，同时是对国民政府面对紧急态势下的又一次考验，实际的迁移行动暴露出许多问题，虽然国民政府也已察觉，但也只是停留在缝缝补补，于事无补。

　　【关键词】：工厂内迁;资源委员会;昆明危机

　　1937年11月12日历时三个多月的“淞沪抗战”以国军惨败收场，致使首都南京门户大开，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发表了迁都重庆宣言。随之大量的工厂也迁往中西部地区。对这段工厂内迁史学界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对地处边陲云南境内的一场工厂内迁却鲜为人知。

　　一、在滇工厂情形与迁移动因

　　抗战时期的云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坐拥滇缅、滇越两条国际线路，便于工厂设备采购，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受到资源委员会下属工厂的青睐，尤其是省会昆明一跃成为大后方重要工业中心之一。

　　自1938年翁文灏提出建设西南、西北地区工业计划后，蒋介石即给予此计划鼎立相助。随之国民政府着力拟定云南在内的西南地区为新的工业建设基地，就投入大量的财力与人力进行开发。根据1940年的统计数据，昆明工业区就有了80家企业，其中机器业11家、冶炼业6家、电器7家、化工25家、纺织15家，以及其它类型13家。[①]

　　日军为了执行其“北守南进”的方针，早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军就已做好了入侵东南亚和印度支那的准备。在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投降德国法西斯后，云南就成为了日军的首要攻击目标。尤其是省会昆明，在经济、文化、军事、政治方面扮演着重要地位，故而成为日军空袭的重中之重。自越南沦陷后，日军的空袭呈现次数频繁、机数众多、投弹密集的趋势。据统计，云南遭受敌机进袭共127次，机数1968架，投弹7588枚，内烧夷弹48枚。其中昆明遭受敌机进袭次数最多，为41次，日军在昆明投弹2606枚。[②]关乎国计民生、军事国防的工厂成为空袭重点，“1940年10月7日，日机大批飞临二十二兵工厂，一阵狂轰滥炸，厂区中弹达46处之多，半年多的时间才恢复生产。”[③]

　　同时，日军在相继占领越南、缅甸后，相继侵略滇西地区，在占领滇西重镇腾冲后，日军得陇望蜀，大有进犯昆明之意，日本一位军官狂妄的对记者说道“怒江者，实即发怒着的一条大河，在这大河边的一切渡河点，均已在我掌中，进攻昆明的准备，业已完成，正在充满自信待机中。[④]

　　日军对昆明的频频空袭，在造成一系列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的同时，更导致各个工厂无法开展正常有序的生产建设活动。而滇西部分地区的沦陷，严重威胁到省会昆明的安全。双重压力下，为保存工业火种，于是工厂的迁移在蒋介石给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一纸手令中拉开序幕：“在云南之工厂及军厂限十月份以前内移，商同各部会拟定计划呈核。”[⑤]

　　二、撤迁策略

　　早在翁文灏提交给蒋介石轻、重工业三年计划的中，就提出日军在进犯越南的时候，资源委员会就已命令在云南的机关撤迁，对于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各个工厂，则缩小规模，不再有扩张计划，对于各厂的器材尽量拆卸运往贵州、四川。[⑥]翁文灏的这一提议很快就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1940年12月6日给易门铁矿局的电文中：“目前局势张弛不定，本会在滇各厂矿，除准备于必要时撤退外，目前对于生产工作。仍应照旧加紧进行。关于疏散办法，可先将已制造多余之成品及暂时不用之器材，酌为疏散。”[⑦]此电文已经清晰明了的指出，局势的变化导致各厂必须做好撤迁准备。并发文各厂限定在十八日前上报物资情况，按照工矿电三类事业每半月填报一次，从而有利于统筹协调车辆、油料。资源委员会首先召集各工厂谈话，在一四六谈话中确立了各工厂的内迁并决议了相关事项，在资源委员会第一五五次谈话会中确定了部分工厂的内迁次序。在此基础上，资源委员会也及时电文各厂，摸清各厂的物资状况、运费概算以及其迁移存在的困难。

　　资源委员会为方便办理器材及矿产品运输于贵阳成立运务处，该处驻昆明办事处电文资源委员会：“各厂矿运抢力量薄弱，万一昆明有事，应请运务处协助 ，查本会在昆厂矿，为数尚多。万一有事，所需运输工具应由该处布置。”[⑧]然而现实却比较残酷，运务处不仅车辆匮乏，当时行驶车辆以及油料均被统制，行驶的车辆经常发生被扣的情况，极不利于抢运工作。资源委员会不得不寻求其他机构的配合与帮助。

　　在蒋介石下达迁移的手令后，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派遣了夏剑尘、李家骐二人前往昆明、重庆，一方面配合驻昆明办事处协商处理各工厂的撤迁事宜，另一方面联系重庆相关机构，并参加即将在重庆召开的滇境物资抢运优先支配委员会。[⑨]

　　而此次的合作也是基于军政部牵头，成立了多部门组成的滇境物资优先支配委员会，“五月缅境战事延入国境，为办理滇境物资内运，七月间特组设滇境物资优先支配委员会，由军政部兵工署、军需署、交通司、航空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卫生署等物资机关，各派代表组织成立，拟定四个月紧急抢运计划，利用铁路公路驿路内运至贵阳、重庆、泸州等地济用。”[⑩]

　　为了筹措此次行动经费，资源委员会向财政部申请了国币80万元来执行此次的行动。此外资源委员会在昆存款亦多，有足够的准备资金，在其给化工材料厂的电文中即提到：“ 查关于在滇各厂撤迁费，原属储备性质。惟本会现在昆存款达百余万元，易货基金亦六百万元。万一昆明情势紧迫，亦可据属挪垫。”[11]对各工厂实际产生的运费，多为资源委员会先行垫付。对于昆湖电厂仅在2月份就垫付了500000元，给明良煤矿公司垫拨了800000元。[12]

　　上文梳理了资源委员会在工厂撤迁行动中的前期准备工作。资源委员会作为这些工厂的直接领导，反应较为迅速。首先派出得力干将负责此事，并对于资源委员会与各工厂之间的沟通也极为重视，一方面常常会绕过驻昆办事处迳直传达指令给各工厂;另一方面派出本会代表直接前往昆明了解情况，加快了信息间的传递，避免了信息差带来的决策失误。

　　三、迁移实况

　　自滇境物资抢运优先支配委员会成立后，资源委员会派李家骐为驻会代表。资源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诉求：“本会在滇工厂亟须拆运机器材料约875吨，次要拆运机器材料为12886吨，两共需内运器材计13741吨。拟先将急需器材875吨自备车辆接运泸县。惟本会存油不敷甚多。”[13]资源委员会有大量的机器材料需要运输，并将其分为两类，亟需拆迁的材料均为各厂的生产关键性设备，涉及到中央机器厂、无线电厂、电工器材厂以及易门铁矿局。

　　资源委员会希望运输统制局能分配油料，而决议却是由资源委员会自行筹集。并且由于资源委员会车辆相当有限，打算租用商车，根据当时的大会的决议，商车须得自筹油料，托运机关付给费用即可。从而又增加了资源委员会的费用支出。

　　为此资源委员会去电表示，该会运务处车辆不足，部分车辆还被调去西北：“本区令移交兰州区车辆一百辆内，尽速赶运，现限期已迫，未便停车再待。除依时出发外，以后本区车辆减少，运输力量有限，会属机关东行疏散物资难悉数承运。”[14]希望能批准雇佣商车，以增加运力;其次，资源委员会在昆明的存油二万加仑已经被征用，运务处调往昆明运输器材的车辆已经无法开动，急需液体燃料委员会拨油料，另外准许该会自行购买油料;另外该会有紧急物资3000吨须运贵阳，需4吨半卡车70辆;油料约缺20万加仑，运费亦不足。[15]

　　还没等到运输统制局的来电，运务处就来电祈求资源委员会的援助：第一，西南进出口物资改为航运，该处在昆明的办事处应予以缩小为组，留30人办公，其余全部遣散;第二，昆印航运发展迅速，已经各地的存矿运往昆明，避免有机无货，并且中央机器厂的器材已经交给昆明机场驳运，已经派出车辆负责接送;第三，车辆、油料都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请提供油料;第四，各厂矿的运费拖欠太久，数量庞大，虽然资源委员会已经垫拨600万元，但扣除矿品运输400万元后，仍难以维持，请及时拨款。并且昆明黑市汽油价格达到了2万元，还不太容易搜购，故而需要资源委员会再拨款500万元，用来购买油料酒精，酒精大约需要4万加仑。[16]运务处率先说明了该处的业绩以及运输方式的大改变，即航运也将加入进来，更加高效快捷，其次才说明了自己的难处，运输的车辆、油料作为保障运输的关键，而该处正缺乏这两样，经费也是匮乏，已经入不敷出。足可见当时的运输中困难仍是较多的，但还是集中在票子、车子、油料。

　　面对运务处的请援同时，资源委员会也等来了运输统制局的来电：首先，所需油料仍由资源委员会自筹。其次，已经接运军品的商车不能雇佣，以免影响军用物资的运输;即使雇佣商车，资源委员会应自备车辆，即使需要雇车，也应该雇佣运输统制局的车辆，以免影响交通部门对车辆的管理，反而会影响大局，阻碍物资抢运。最后，拨发给资源委员会的财政部拨款14253811元，以加强抢运工作。[17]运输统制局否定资源委员会的自筹建议，不允许对会议上的决议有回旋余地，巩固大会的权威，实则就是运输统制局的权威;对车辆也以不利管理否决。车辆统制政策虽然实行，但浮于表面，许多的军车被用来运输“舶来品”，为高官显贵谋取私利，[18]因此车辆短缺的窘境愈发凸出。在经费方面，财政部对抢运物资有专项拨款，故而予以拨款。运输统制局之所以一再否决资源委员会的请求，是因为此次所需要运输的不仅仅是资源委员会的物资，也有其他机构的物资，并且这些机构的物资与军工联系更加紧密。

　　得到运输统制局的来电后，资源委员会指示运务处：第一，迅速抢运存在曲靖仓库的物资，将其运输到贵阳，以腾出车辆抢运其他物资;第二，所需的酒精由驻重庆办事处迳直与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协商，请求其供给1万加仑酒精。第三，财政部已经拨款3400万元作为此次的抢运费用。[19]资源委员会所能做的也仅是为其提供经费，协调油料，实则经费紧张的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与撤迁时的经费充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已经催促各工厂支付运输的杂项费用。

　　很快资源委员会就向各厂下发了清单，要求：中央机器厂代付运务处垫付该厂拨饬四川分厂器材运什费6450元、甘肃机器厂器材运什费38740元;昆明炼铜厂器材运什费197768.12元;昆湖电厂器材运什费165919.05元。[20]三厂所需支付的运什费约40万元，在得到资源委员会经费支持下，这笔运什费得以及时交付，维持暂时的运输进度。

　　此次撤迁的问题仍是运输保障问题，前期已经协调好了各厂的撤迁准备工作。当在实际运输中，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统制经济下的车辆、油料都成问题，运务处所需的4万加仑，也仅是解决了一万加仑，可想而知，最终运务处还得通过黑市购得油料，而经费的支出也得随之增大。虽然资源委员会参加了会议，但多数问题仍是自行解决，所获得仅是多了一道从财政部获得经费的流程而已。

　　四、 迁移的结局

　　1943年，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国际上，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发起反攻，突破德军防线，并成功发起反击。与此同时盟军在北非迫使德军、意军投降，北非战场宣布结束。太平洋战场，美军顺利占领瓜岛，日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国际形势已日趋明朗，各个战场的反攻也在悄然拉开。

　　正是在这一年，国民政府与英、美正在积极筹备反攻缅甸。1943年，中国驻印军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二师经过在印度近一年的整训，开始从印缅边境向东修筑中印公路，一面反攻，一面修路。[21]总体形势的利好也标志此次工厂迁移的戛然而止，迁移工厂也分化出不同的结局。

　　各工厂迁移完成后，积极展开了建设。例如中央机器厂部分机器设备迁移到四川分厂后，四川分厂就扩大厂房以容纳接收的迁移机器设备以及员工。

　　另一部分工厂随着战事的平稳，逐渐返回昆明，1943年10月中央机器厂一部分疏散单位迁回总厂，其中的第六厂(即前纺织机出品组)率先返回总厂，开展生产，其他较小的疏散单位也随之返回总厂。[22]为避免日军的空袭，修建了大量的防空设施，以保持正常的生产建设。中央电工器材厂、昆湖电厂、昆明炼铜厂纷纷迁回昆明，展开复工复产，尤其是中央电工器材厂产值在1943年达到了35682万元，比1942年的10593整整高出两倍多。[23]其他工厂的产值也逐渐开始有所起色。

　　结语

　　纵观此次撤迁，由于战事变化而中道崩殂，但是对国民政府应对紧急事态处理的一次大考验：前期准备略可，但具体运输过程就显得有些疲于应付，油料保障不到位的问题更是成为运输任务中的“拖油瓶”。虽然通过此次迁移国民政府对自身的制度进行了一些自我完善，然而也是沉疴难返，更何况国民政府高层终究无法，也不敢触及其根本制度。很快在1944年的“豫桂湘战役”中面对强弩之末的日本很快就败下阵来，再度暴露出其弊病，实则1943年的国民政府就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24]

　　参考文献：

　　[1] 黄立人：《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的考察》，《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2] 石晴，朱加凡：《抗战时期中央经济部门在云南的活动———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为例》，《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3] 班晓杰：《全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迁兵工厂的整合重组与生产运转》，《军事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4] 徐笑然：《战时宜昌物资转运研究(1938-1940)》，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刘晓俊 云南省博物馆 1724483091@qq.com

　　[①]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上海：三联书店，1961年，第102页。

　　[②] 王水乔，刘大伟编：《云南防空(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页。

　　[③] 盛美真，苗艳丽：《抗日战争中的云南民族工业》，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页。

　　[④] 《准备进攻昆明》，《申报》1944年2月5日，第1版。

　　[⑤] 翁文灏著，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85页。

　　[⑥] 陈谦平编：《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⑦] 《大会密渝秘字第三五五七号指令》，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1137-001-00200-0009。

　　[⑧] 《在滇各单位呈报紧急措置准备情形》，“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档案号：24-04-12-028-02。

　　[⑨] 《在滇各单位呈报紧急措置准备情形》，“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档案号：24-04-12-028-01。

　　[⑩]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25页。

　　[11] 《在滇各单位呈报紧急措置准备情形》，“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档案号：24-04-12-028-01。

　　[12] 《器材、矿品运费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档案号：24-10-12-007-02。

　　[13] 《在滇各单位呈报紧急措置准备情形》，“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档案号：24-04-12-028-02。

　　[14]《明良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收文》，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138-001-00058-0023。

　　[15] 《在滇各单位呈报紧急措置准备情形》，“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档案号：24-04-12-028-02。

　　[16] 《在滇各单位呈报紧急措置准备情形》，“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档案号：24-04-12-028-02。

　　[17]同上。

　　[18] 许敏：《大战场小细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19]《在滇各单位呈报紧急措置准备情形》，“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档案号：24-04-12-028-02。

　　[20]同上。

　　[21] 张永龄：《忆缅北对日反攻作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66页。

　　[22] 《在滇各单位呈报紧急措置准备情形》，“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档案号：24-04-12-028-01。

　　[23] 郑友揆，程麟荪，孙传洪著：《旧中国的资源委员委员会(1932-1949)——史实与评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60页。

　　[24] [美]周锡瑞，李皓天编，陈骁译：《1943年中国在十字路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