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大刀队”与日本法西斯侵略军进行白刃战时其战斗力远高于日本军队(步兵)的比较优势在于：中日两国军队制造和使用刀剑的历史渊源、制式形制、设计理念、制作工艺、冶炼技术、锻造手法、功能用途等方面差异较为明显;寓守于攻、攻守同时;符合力学、讲究天道;人刀合一，如身使臂;近身接战，大刀必胜;少林传承，绝非朝夕。事实上，中国军队“大刀队”成为抗日军队“尚武”精神的一个符号和“中国军魂”的一个标识，亦成为千千万万抗战军民不屈服强敌凌辱、不惧怕外敌进犯、坚决保卫国家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的一个象征。
关键词：大刀队;白刃战;抗日战争;比较优势;分析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著名的“大刀队”与敌人贴身肉搏、拼死抗争，横扫战场、睥睨强敌。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魄与大无畏精神，着实令人敬佩和感动。在对日作战尤其是白刃战当中，中国“大刀队”的战斗力简直“爆表”、武力值也简直“拉满”，令残暴狡猾、野蛮骄横的日本侵略军(早期侵华的日军部队多数为日本陆军之精锐)闻风丧胆、节节败退，甚至成为中国军民抗战时代大潮当中的一个传奇和奇迹。自“抗战军兴”以来，国民党军队(除蒋介石国民政府嫡系部队外还包括地方实力派愿意抗日的军队)在整个抗战大业中乏善可陈、败绩不断——主要指国民党组织的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作战的正面战场及其大规模战役，这是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导致的必然结果，当然也不可否认取得过台儿庄会战、长沙保卫战、长城战役、上高会战、万家岭战役等重大战果。纵观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大刀队”的战绩辉煌、可圈可点，在一些较大的战役中人们总能见到“大刀队”矫健的身手和杀敌的身影，打出了中国抗日军队铁骨铮铮、岿然屹立的精气神、同时也展示了抗日将士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战斗意志。必须指出的是，从抗战烽火走出来的中国“大刀队”，已然成为中国抗战精神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鲜活实例。比如，传诵不衰的著名《大刀进行曲》，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缺乏武器弹药而以大刀为武器与日寇英勇拼杀的抗日将士”。
那么，为什么在国民党军队整体军事实力落后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国民政府的国防动员及防御力量总体不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情况下，民国政府组建和投入的抗日军队(主要指国民党投入抗日正面战场的官方军队、政府军队)在武器装备、人员训练、后勤保障等方面处于劣势和不利境地的抗日战场上却在大刀拼杀、单兵格斗等贴身战、肉搏战时能够完全占据上风，打得敌人鬼哭狼嚎、狼突豕奔，乃至于成为“小鬼子”白刃战的祖师爷。中国“大刀队”作为抗日战场中国军队唯一保留并延续下来的“传统项目”，是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那场军事实力与国防动员对比相差悬殊的现代战争中的一个特例或个案，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对此，当时的报纸、期刊及相关军事爱好者、时政分析家以及体育界、武术界从战略战术、武术动作、体育技巧、格斗方法、搏击训练等方面做了科学的研判和深入的论证。笔者以刊登于1938年12月《大汉公报》(该报为洪门致公堂创办于加拿大温哥华的中文报纸)上的《我大刀队所用之刀》(署名“忠义乡人”)一文为例，对中国“大刀队”对日作战比较优势进行分析与阐述。
一、冷兵器时代已经结束但大刀队因其优势仍有存在的必要
首先，文章坦诚且客观地指出：“自火器日新月异，疆场之上，已无十八般武器存在的可能;有之，为我国大刀队。”进入现代战争时代，古代那种短兵相接、兵戎相见、互相冲杀、彼此对抗(主要比拼的是统兵将领及各级指挥官的胆识及格局、智慧及谋略、排兵及布阵，也包括与敌我主将之间的单挑能力;另外，还要拼全体士兵的士气及斗志、体力及体能、战斗力及意志力、持续力及耐久力，特别是整支军队的指挥一致、协调一致、行动一致和分工合作、互相配合、彼此呼应的能力与素质，也包括将士们的格斗能力、击杀能力、防御能力、偷袭能力、侦查能力、判断能力、生存能力即单兵作战能力)的旧式战争早已经过去、传统作战早已经远去，以骑马、射箭、弓失、长矛、大刀、标枪、巨石、鸟铳、粗制火炮等为主要武器的冷兵器战争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倘若哪个国家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模式、军事思维、武器装备，那么等待它的必将是挫折与失败，比如中英鸦片战争。现代战争，刀剑肯定是打不过枪炮的——这是基本的军事常识和素养。以冷兵器对抗热兵器无疑是以落后抗拒先进，这一点必须正视和承认。因此，倘若仍采用冷兵器去抵抗热兵器实际上是一场严重不对等的较量和不公平的战争，甚至可称之为“以卵击石”和“驱羊攻虎”，几乎与“白白送死”和“集体屠杀”无甚差异异(比如，拿着原始武器的印第安人抵抗拥有现代化武装的西方殖民者;清王朝蒙古骑兵冲杀八国联军克虏伯炮及马克沁机枪)。
中国延续千年的古代战争，要求军事将领及其所统帅的军队对于中国传统的“十八般武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均能熟稔掌握乃至于样样精通，非常看重全军将士身体的直接对抗性和“面对面”的持兵器对打或者徒手战斗力。这种战争观、武器观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保持了上千年。然而，过去那种仅靠“人海战术”(兵力上的以多胜少)、“武艺高强”(将领个人武力或战斗力)而取得战争最终胜利的情况，在现代战争当中越来越比较鲜见了、也越来越行不通了。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现代化战争不是完全像古代战争那样依靠膂力过人、力能扛鼎打败对方、打赢战争，它讲究的是强大的火力配置、密集的火力网、高强度的机动性、完善的情报系统以及由此创造的大面积的杀伤力和精准的打击力，还包括海陆空各军种(编织立体火力网)之间的密切配合，将现代武器装备和军事素养发挥到淋漓尽致。为此，“二战”期间各个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研究和发明新式武器及先进装备(譬如V型导弹、生化武器、化学武器甚至核武器)，为了赢得战争各国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智力，进行武器装备的创造发明和不断升级，使得不少科技含量颇高的新式武器争先恐后地涌现尤其是大规模的杀伤性的武器及防御装备层出不穷，诸如坦克、摩托车、装甲车、重机枪、大型火炮、战斗机、军舰、航空母舰等新式武器被大量投入战场。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弹药耗尽、突袭、设伏、夜战或者敌我双方已经混战在一起，冷兵器作战基本上已经见不到了，常规战争基本上是热兵器战争。
抗战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和兴衰成败的危难时期——中国到了被奴役、被殖民、被吞并、被独霸极为危殆境地，中国人民到了亡国灭种极其危险境地。我国军事实力整体而言弱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国防力量总体来说劣于日本法西斯战争机器，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谋划侵略中华、扩大侵害战争，他们做了相当充分的战争准备，战争机器一旦开启便轰隆地作响。例如，日本的钢铁、石油、煤矿、橡胶等战略能源和军事物资产量，飞机、坦克、大炮、军舰、弹药等武器生产及制造数量，还有征兵数量、后勤保障均远高于我，所以战争初期中国只好被动防守，中国要想取胜只能是持久战。近代以来，保留大量封建残余与帝国主义毒素的日本逐步走上对外扩展、侵略他国的“不归路”，举国上下对于发动战争、支持战争欣喜若狂，朝鲜、中国、蒙古、缅甸、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是其进攻和侵犯的主要对象和受害者，日本灭亡吞并、征服独占我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中日两国之间的国防及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武器装备的落后与低劣，比如中国军队几乎没有高射炮、没有反坦克武器、没有现代化空军、没有重型火炮、没有航空母舰，难以抗拒或者说有效阻拦、打击日本的空军、陆军、海军以及机械化部队(如航母、坦克、装甲列车、摩托艇、军用卡车)，像制空权这样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力量拱手让于敌寇。在武器装备等落后的情况下、在战争准备不足的逆境中，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或者说抗战最终的胜利属于中国，更多的是靠中国抗战军民“以命相博”和“拼死相争”，更多的是靠全民族统一战线不屈不挠地反击、英勇无畏地抵抗，这里集中表现在“大刀队”战法、阵法和刀法上。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正面“硬刚”日寇效果不太明显也不理想，然而“大刀队”却爆发出奇制胜的效果，特别是在近距离格斗当中日寇基本上“讨不到便宜”。在战机、火炮、坦克、舰艇等已得到普遍广泛应用的“二战”中，摩托化、机械化部队大行其道。而在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却经常可以看到交战或对垒的中日两军进行残酷的白刃战，“仍装备着军刀并且频繁发生刀对刀的白刃战，这大概是整个二战战场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可以反映出抗战的残酷性。
在当时的西北军当中，即国民党所谓的“杂牌军”——非嫡系部队，保留了“大刀队”这一使用传统武器(冷兵器)的队伍。例如，冯玉祥、张自忠等将领就主张运用“国术”(指中国武术)救国图存、拯济民族，积极在自己的军队之中挑选、训练和组织、指导“大刀队”与日作战;其中，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宋哲元、赵登禹、董升堂等爱国将领就曾亲自组建和领导了数百人的“大刀队”展开对日冲锋攻陷、伏击突击等前线“拼死”作战，总能扮演“最佳助攻”角色并取得辉煌的实效。这支部队的军官和士兵大多数擅长刀术和近身肉搏，能够积极开展猛攻、夺城、夜袭、支援等军事活动并顺利完成比较艰巨的军事任务。在实战当中给予不可一世的日军以重创，成为这支部队的一大传统和鲜明特色。
骁勇善战、异军突起的中国“大刀队”，活跃在抗日战场的最前线和最前沿，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军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挥舞着大刀创造了抗日的奇迹。”当然，这也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各自为政、山头林立、排斥异己有关——国民党政府对自己的嫡系部队和异己的杂牌部队其待遇天壤之别。西北军在抗争时期接受到武器装备、军需物资、弹药医药等的补给十分有限，一些爱国将领出于爱国本能进行抗战甚至背负着“不抵抗”的反动命令，出动“大刀队”实属枪支弹药匮乏的无奈之举。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29军装备极其简陋，战斗部队就连破旧老套筒步枪也摊不上人手一支，轻重机枪极少且子弹匮乏，没有炮兵，只能紧急打造了大量大片刀，以便补充武器弹药的严重不足。
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战场和特定的战争当中，派出和使用“大刀队”比较得心应手、比较管用有效。例如，在日本侵略军的火力部署还来不及展开、防御体系还来不及构筑的时候，“大刀队”手持利刃一顿猛打猛攻、贴近肉搏格斗，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战绩。这并不是一种抱残守缺、更不是一种战力“落伍”而是保留和扩大中国抗战军队的优势项目和传统项目。因此，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国“大刀队”非但不能取消而反而应该扩充，抽调或精选身材高大魁梧、膂力胆识过人的战士组成，突出其格斗技术、彰显其搏杀技能，冷兵器在现代战争也可以“不冷”、使用冷兵器作战同样可以打得很精彩，正应了俗谚所言“高大的长颈鹿到不了的地方就会有低矮的梅花鹿的活跃身影”。颇具中国特色的“大刀队”抗战时期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有其用武之地。
特别是在日本侵略者武器及火力特别强大(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势下，我国军队特意与敌人“纠缠”在一起搏杀和“贴近”在一起厮杀，可以有效地避免敌人使用强大的毁灭性的火力集中攻击。冯玉祥曾回忆说，此时他们(指日本侵略部队)的飞机、大炮都不易起作用，而我们的大刀拼刺利器却恰好能够发挥威力。当然，如果日寇决意牺牲与我军缠斗的这一部分部队、哪怕是“自己人”也不管不顾，他们大概率会选择无差别、无人性地进行炮火上的全面轰炸与毁灭性打击，不分敌我均同归于尽。在对付日寇的常规作战中——特别是巷战、夜战、阵地战、突袭战、伏击战、拼刺战等，中国“大刀队”一旦出动犹如猛虎下山往往能够攻其不备、克敌制胜，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晕头转向，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击溃敌人和压制敌人，在心理上造成高压态势。整个抗战期间，威风凛凛、声名远扬、气势如虹和战斗意志强烈的中国“大刀队”虽说人数不足、武器落后、弹药匮乏却是一支短小精悍的“奇兵”和近距离格斗的“劲旅”，有效地消耗敌人、拖垮敌人、折磨敌人，在旷日持久、彼此拉锯的战争中大灭敌人威风、大涨我军士气，打碎日寇独霸中国的狼子野心，展现了中国抗战军民顽强抵抗暴日的坚定决心、驱逐来犯强敌的英雄本色。
二、中国“大刀队”在中日两军对战中奋勇杀敌、表现出色
中国抗日军队里面的特殊部队——“大刀队”，从实战情况来看在中日两军对战中特别是白刃战中奋勇杀敌、表现相当出色。对此，文章坦陈：“自全面抗战开始，我之大刀队(日)益活跃，惟敌方鉴九一八之役，曾尝我大刀滋味，遂亦急起直追，一样编练大刀队。一经上阵，彼之大刀队每为我之大刀队所乘。”早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之时，中国驻守部队派出的“大刀队”就已经让日本法西斯侵华部队尝到了“苦头”、吃尽了“大亏”，后来的淞沪会战、喜峰口会战等关系抗战全局的重大战役，中国军队独一无二、勇猛非凡的“大刀队”在与骄悍顽劣的强敌对阵当中“拼杀出一条血路”，践履了“逢敌必亮剑、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慷慨誓言，成功地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集体“亮了相”。各大报纸、期刊包括海外新闻媒体、军事观察员对此均有不少详细报道，并由此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同时，也在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那里争得了颜面和赞誉，对抗战初期处于被动状态的中国“大刀队”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战绩予以肯定，鼓舞了人心和士气。然而，日本侵略者并不甘心“受辱”和“失败”，他们也有模有样地学习或仿照中国军队的“大刀队”组建起所谓的“鬼子大刀队”;不过所谓“学虎不成反类猫”“邯郸学步徒留笑柄”，日本帝国主义敌寇临时拼凑的“鬼子大刀队”在实战中完全“被虐”，因为它没有学到中国“大刀队”的精髓。
为什么会这样?有军事观察家及民间军事爱好者对此做了深度思考和深层次的论证：同样是“大刀队”——我军是正义之师、保家卫国，日寇是亡命之徒、恶贯满盈，战争的性质和军队的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谁强大、谁胜利。所以，日本侵略军草草凑数的“鬼子大刀队”根本就不是中国军队素有威名的“抗日大刀队”的对手，不过是一些散兵游勇、乌合之众罢了。一旦走上真实而且惨烈的抗日战场，日寇短时间内拼接或凑数起来的“鬼子大刀队”真正面对中国军队的“王牌”部队——名副其实的“大刀队”之时往往只有招架之力而毫无还手之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仓促之间潦草组合的“鬼子大刀队”不过是“假李逵”和“冒牌货”。要之，为什么会日本侵略军在拼杀和突刺作战中每每“被我军所乘”?这里面当然有其复杂的缘故和深刻的道理，但主因是以我军之所“长”攻击和压制敌人之所“短”，从而制服敌人。
文章继续分析说：“彼之短处如何?吾人不应指摘来使敌(人)知所改善。惟就外人对此评论，指出一二，敌已知之;亦因种种天姿所限制，及根本无法补救者，则不妨公诸同好矣!”关于日本敌人仿照我国正规之“大刀队”建立的冒牌之“鬼子大刀队”的短板或缺陷，作为占据上风的中国“大刀队”一方本来不应该直接言明或透辟指正——因为人总是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对自身所处的困境看不清楚、搞不明白和想不透彻。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战争被动接受者一方的中国若是看到了力量对比悬殊问题的关键所在并加以指出实际上是“教育”或“启发”残暴的敌人，方便凶残且狡诈的日军对“鬼子大刀队”或者说“伪大刀队”进行改良或改进，显然不利于我军“大刀队”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但是，古人有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知道己方的优势、同时明白敌方的劣势，才能更好地把握战争的特点，才能更好地符合战争的规律，要想战胜强大的对手必须首先了解对手思路、弄懂对手的手段。按道理来说，如果中国方面把日本侵略者草草组建的“鬼子大刀队”的弱点或弱势方面明白无误地讲出来，可以方便中国军队有针对性地对敌人的弱点或弱势展开更加积极的进攻和进行更加有效的防御，进一步扩大我方军队“大刀队”的长处与优势，使之成为遏制、威慑日本军队的一把利剑、一支轻骑兵，让真正意义上的“大刀队”杀得敌人胆战心惊、瑟瑟发抖，并成为日本法西斯军队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靥和魔咒。因此，通过民国时期军事分析家或武术爱好者做出缜密的论证、科学的分析、全面的阐释，对中国“大刀队”继续发挥对日作战尤其是在短兵相接的白刃战当中的比较优势大有裨益。此外，因为不少国际友好人士(同情或支持中国抗战大业的欧美国家及人员)对神秘“大刀队”仍存有一些困惑或疑问，我们及时予以说明和解释，消除他们对进行两国军队之间开展白刃战存在的疑惑与不解，同时消解他们对中国军队因“抗战不利、常吃败仗”(法西斯宣传的污蔑中伤)而遭受到的冷眼旁观与鄙薄嘲讽，以期赢得他们的普遍理解和尊重，巩固和扩张我们反法西斯的“朋友圈”，延伸和拓展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更多道义和实际上的援助。
其实，我国抗战军民也不怕指出我中国军队之“大刀队”与日本军队之“鬼子大刀队”在近身战、贴身战当中进行生死较量，日寇不敌我军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正义与否、还在于民心向背，我国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正义之战、民族之战，在国际国内上也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有些东西(犹如“心传”)是日本法西斯侵略军学不到、学不会、也学不来的，他们无法补救其天然之漏洞、天生之缺陷，这涉及到学习天资、文化基因甚至是人种问题、国民性问题。所以，“有识之士”的分析与阐述，不仅不怕泄露军事机密而且“但说无妨”。
三、中国大刀队与日本侵略军队在实战当中的优势比较分析
中国“大刀队”对日实战基本没输过、理论上也应有所凭藉。那么，接下来文章围绕“大刀”这一在白刃对抗战中犀利无比的武器的优势方面展开阐述：“虽然，武器之头重尾轻者，最要手指力及手劲力，习之稍懒，反为不美。所以，敌人虽发觉其理由，亦不及且无能补救焉。诚非一朝一夕所能，犹非不学无术可致也。”日本侵略者在短时间内是学不到中国军队“大刀队”的精华和精髓的，只能是亦步亦趋、模仿而已，只能是假模假样、徒其表皮，既没有历史底蕴又没有现代创新。反观中国军队“大刀队”，非常讲究大刀队队员平时的高强度、军事化的训练尤其是强化体能训练、保持强劲的体格，成员多为孔武有力、彪悍能斗之人——“大刀队”队员多多少少都具备一定的中国武术、中国功夫的底子，高度重视“大刀队”队员的劈刀、劈刺、野外作战、夜间战斗等战斗训练;所以中国“大刀队”一经出动前线便能“尽锐出征、当者披靡”，一旦投入战斗就能打出高涨的士气、打出昂扬的斗志，完成最为艰苦、最为惊险的重大任务。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军队组建的“大刀队”此种特殊且凌厉的“刀法”的习得与运用，决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刻之功力，既没有“速成班”也没有“急就章”而是融入到“大刀队”队员及普通士兵的日常操练当中，经过日习夜练、日积月累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准。
另外，即便日本仇雠通过“检讨”发现与中国军队“大刀队”的差距——比较之后的缺点和劣势，但是傲慢无知、骄矜自负的法西斯侵略军可能不屑于对己改良或完善，他们也无法正视或者根本不承认自己的弱点与缺陷，犯下讳疾忌医毛病。究其原因是：一则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侵华部队从内心深处来讲，是非常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的，讽喻中国为“酣睡之龙”、讥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这些“杀人魔鬼”长期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洗脑”，根本看不上中国军队及其战斗力，骨子里看不起中国“大刀队”的战法和刀法，要想让他们“虚心”求教属实是“臣妾做不到”。二则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部队十分崇尚自诩的“武士道精神”，追崇所谓的“武运长久”，相当讲究日本军人自视甚高的“剑道”，认为日本“剑道”“剑法”“剑术”已经无敌于天下，丝毫不把中国“大刀队”放在眼里，轻蔑地认为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
日本这个“蕞尔小邦”自明朝以来就长期成为中国的海患(倭寇)以至于心腹大患。该国在对外侵略扩张时往往滥用武力和迷信暴力，从民族情感、思想认识、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念上来看，日本侵略者从来不愿意承认也不敢相信中国“大刀队”会比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高明和厉害，更遑论主动积极、认真诚心地学习。抗日时期，不可一世、蛮横恣睢日军一直非常推崇在战斗中发起刺刀冲锋和大规模拼刺，他们认为白刃战是最好击溃敌方战斗意志的办法(一则鼓励自己军队士气、二则击溃对方军队心理防线);却万万没有想到常常受制于人，反被中国“大刀队”成功“拿捏”。
那么，白刃战当中中国大刀队优越于日本侵略军主要原因是：
(一)中日两国军队刀剑的历史渊源、制式形制、设计理念、制作工艺、冶炼技术、锻造手法、功能用途等方面差异较为明显。文章首先直率地指出，“我军之军刀，原籍赵宋，历经朝代改良。原来敌之大刀，长三尺余，以东洋剑制法为基础，刃薄、面狭、端尖，差不多成剑形。所异者，非起剑脊，一边刀口、一边刀背，界厚而已。乍视之，轻、长、尖、薄。轻，则便于舞动，久而不疲，力弱者可任之;长，则刺及对方，对方刺我不及;薄，则能攻坚。”这段客观直白的叙述，集中表达了这么几层意思：第一，中日两国使用的刀剑历史发展历史与文化背景不同。中国的“大刀”肇源于宋代兵器，有一定的历史积淀、兵器传承以及操练之法的沿袭，而且历经多年的完善和多次的改进;而日本“倭刀”(诸如刺刀、武士刀、直刀、快刀、短刀等)发展历史较短，曾在日本国内诸侯争霸期间流行一时、横行一时，但未经常与其他国家冷兵器较量。日本古代将军、大名、武士、忍者等使用的刀剑只能“对内称霸”，其发展与演进的历史均不太长。第二，中日两国军队主要用于近战、搏杀的冷兵器存在较大差异。这里说的中日两军通常使用的刀剑等的制式或形制差异性较强——中国“大刀”与日本“倭刀”存在较大区别。中国“大刀”的长短、厚薄、轻重、开刃、锋口等比例合理而且制造科学，日常维护和保养相对方便，具有“轻(便于挥动和携带，力弱者亦可胜任之)、长(便于较长距离击杀敌人和防止被敌人所刺)、尖(穿透力强、直击要害)、薄(攻坚执锐、砍杀有力)”的特点。而日本刀剑，相对来说身短、料轻、好看却不中用，适合削切、挑刺(不适合砍伐、挡隔)，到接仗时显得乏力、笨拙、臃肿、累赘。对于日本军方制作的刀剑应该承认有其“非同一般”的特点，但也不可否认同样有其天然的、不可避免的短处。日本敌寇刀剑方面的“七寸之处”恰好被我军“大刀”成功“拿住”，这是一种比较优势。第三，中国抗日杀敌的“大刀”与日本军队通配的刀剑(以指挥官的高级佩剑和士兵的普通刺刀为主流)的设计理念与工艺标准不同。中国军队普遍采用的“大刀”，一般具有较长的刀刃和重量适中的刀身——比例适宜并搭配合理，这种设计与制造、规格与标准本身就是为了“近战”和“格斗”，十分便利我军贴身与近距离对日作战，中国军队配备“大刀”就是为了白刃战而生的。第四，中国“大刀”制造工艺不复杂、材料来源不困难但日本指挥刀、军刀、刺刀、武士刀等制造流程复杂、工序耗时同时对于制造的原料及技术要求较高。抗战时期，中国“大刀”简单易造、结实耐用，可劈可砍、容易上手(新手熟手均易学易用)，造价不高、损坏后修缮或补充容易(乡村普通打铁铺就能打造)。反观日本，他们国内生产力水平高、工业化产能强于中国，能够提供大量精钢用于制造刀剑等冷兵器，对军队使用的刀剑的质量要求更高、标准更严格。总之，我国生产“大刀”速度和效率强过日本生产指挥刀、军刀、刺刀等武器，但是在精细化、高质量和后期保养方面有所欠缺。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中国军队使用的“大刀”虽然便宜、简单，但是抗击性、柔韧性尚不及日军的刀剑。
(二)寓守于攻，攻守同时。紧接着，文章运用“技击”原理展开分析，“技击原理有云，器长一寸、著数一寸，但同时越长越难使，敌人国技所谓柔术，使刀趋重运身力，如吾国所使双刀然，先讲运身之周密及贴紧，能够出击之际，两刀自本身运过而出，刀身越贴本身越算精密。”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过去，军队流传着运用冷兵器“有一寸长一寸强”的说法。武器的长短，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不能过长也不能太短，要匹配到恰当好处、找准其中的平衡点，也就是说把握好一个“度”。总之，中国“大刀”的使用需要使用者具备一定格斗技能、武打技巧，对于开展白刃战的(主要指陆军)战士军事素养和综合体能训练的要求较高，必须拥有较强的实际战斗能力。另外，中国“大刀”整合并且优化了其他冷兵器的长处和优点，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大刀”对日寇劈砍有力、挡隔不虚，进可攻退可守、可杀敌可防身，将防御与进攻二者完美融为一体，集中了其他兵器的特点与特长为大刀所用。
综上所述，文章概况性地指出，“此固寓守于攻之法，亦攻受同时之法。惟单刀则不同，而且双刀身短，运身圈头等易于运用。今彼之刀三尺几，与我之齐眉棍同度，又岂易将之运身，势将窒碍时间，迟慢半点，是为长度太过所累。然若，不使运身之手法，是无异教木匠制毛笔，非彼所能知，著彼柔术刀法系如此。”经过上面的几点综合性分析，文章总结出“攻守之刀”和“技击之法”的原理和道理：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大刀”与日本刀剑在“实战”中的作用和定位不同，中国军队“大刀”突出的是“实战性”和“实用性”，便于横砍与直劈并且可以露出杀气腾腾的气势，一旦砍到砍中敌人，即便他们不死也要落下残疾甚至意志力薄弱者被吓破胆子、丧失反抗，大刀之砍杀与呐喊助威并不给对方以还手之力、此为绝杀之技，可见其“实战性”“应用性”均很强。从日本方面来讲，而日本刀“观赏性”与“技术性”较强，比如日本军士使用的刺刀，其挑、刺、冲、击功能更突出，给对方造成极大的人身伤害(如对内脏);同时反映了日本武功“柔术”特质，轻快、短小、阴柔、杀伤力强、致死(残)率高。
(三)符合力学、讲究天道。在贴身肉搏、近身搏击的激烈战斗中，既决敌我武功之高下、更决生死之存亡。因而，要想熟练地运用刀、剑、枪、棍等古代兵器，必须讲究力度、力道、技巧、技术，必须讲求实用、实惠、实际、实情，必须符合传统刀剑等冷兵器的武器特点和使用规律，学会借力用力，懂得运用巧劲。还有一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投射在“大刀”等传统武器的使用上，这个“道”强调德配天地、有德之人居之。文章论析说：“至于轻身，故便于舞，但全恃实力，不能用劲，俗所谓不受力、不得劲。本身力百斤，发出攻人亦得一百斤，万一力量不擅运用，不能达于刀口，则对方虽受一刀，所伤微矣，仅矣。视吾所用之大刀，则不然，口薄、背厚、头大于尾，略如关云长所用之刀，头重尾轻，长仅人身之半，以手握之伸直，恰如人体高度。”中国“大刀”不仅是勇猛的表现的与力量的象征，也是“力与美”的标识(战士挥舞大刀、一跃而出展示了力学美感)，实际上“大刀”的操练与运用也很讲究——重视格斗技能与战斗技巧，而不是一味拼蛮力或逞英雄。在“你死我活”的白刃战中，突出一个“拼刺能力”——近距离的贴身“拼刺”和快速反应的“突击”，近战之人总归要“脑子要清醒、手脚要灵敏。”残酷的白刃战不仅要求士兵“快速度”而且要求“爆发力”，诸如身手敏捷、动作要快、眼脑并用、反应迅速、擒拿格斗、均有一手等成为中国“大刀队”的“绝活”招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沿袭传统武术套路与步法、引进苏军战法与技巧后更是如虎添翼。
(四)人刀合一，如身使臂。使用大刀、舞动大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只需要力气或者说力气大的简单事情，还需要发达的肌肉、娴熟的动作和具备一定的击杀技巧。中国军队对“大刀”的使用“运乎之妙在于一心”，最突出“人”与“兵器”的合而为一、形同一体——兵器作为为使者身体及各个器官的延伸与拓展，最终达到浑然一体、严丝密缝的境界。文章阐述说：“是刀如手之长，插于背，匣用皮，皮内一层鲨皮，以便拔刀时，将之摩擦，以增其利。单手恰好拔出，不必移匣就之。使用杀敌，本身发力百斤，刀头及刃之力变成二百斤，是谓借力，如孩童以线系铜钱，执线端带钱旋转;又如打飞鉈，该鉈之力，倍于我发之力，事半功倍不特已。”中国军队“大刀队”使用的大刀，如果运用自如、人刀合一，便可以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大刀是士兵们脑力与体力的延伸、智慧和力量的结晶。用中国古代的话来说，就是善于“借力用力”、擅长“运斤成风”，从而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有时候甚至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文章深入剖析说：“且因发力顺乎自然，增加速率不少，我队员之勇气、之技术，固驾于敌，即使刀与刀碰，我刀必将敌刀碰飞，敌刀不脱手，刀端亦折。此乃力学作用。”在冷兵器“硬碰硬”时，日军的刀剑等武器往往会被“相当分量”的大刀震麻、震断乃至于震飞(即兵刃脱手)，丧失斗志和反抗。中国“大刀队”无论是斗志、勇气、士气还是技术、手段、技巧均高于日军，他们谙习“大刀队”之刀法步法、武功攻略，和中国孔武有力、英雄气概的“大刀队”相比日军步兵简直“弱爆了”。
(五)近身接触，大刀必胜。一般来说，两军交战最忌混战——呈现胶着状态、难分敌我。但是，对于中国“大刀队”而言，混战之时方有更多机会、方能显露优势，正所谓“浑水好摸鱼”，两军“扭打”在一起中国大刀队的“国术”长处可得到更好发挥。为什么这样说呢?文章阐释说：“虽则交锋之际，双方兵器忌接触，然而难保不接触，触则我胜，此吾大刀队屡歼敌人之由来。”中日两军交战之时，兵器不接触、人员不近身的时候士兵个人的“武力值”或者“单兵作战”能力还不太明显和突出，敌我双方在开展运动战或阵地战时都会尽量避免将士纠缠在一起、混杂在一处。但是，如果一旦双方兵器接触、人员近身，重型大型武器如机关枪、迫击炮、轰炸机等因无法辨别和区分敌我而发挥不了太大作用，这时中国军队依靠大刀、手持兵刃往往占据上风，这才叫作“扬长避短”和“避实击虚”。这是因为大刀本身就非常适合在一个比较狭小、短促的空间里力战敌人、击溃敌人。此外，中国军队“大刀队”的集体操练及日常训练可以有效锤炼士兵战斗意志、提升士兵战斗技能，使其更加具有军人的血性和杀气。因为大刀“给力”并用得“称手”，“大刀队”队员在战场奋勇杀敌犹如切瓜砍菜，锋利无比的大刀令敌人瑟瑟发抖、不寒而栗。
(六)少林传承，绝非朝夕。事实上，纵观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并没有完全采用或真正仿效中国“大刀队”的建制体例、人员规模、训练模式等，也没有完全按照中国首创的“刀法”“套路”来练习他们的“剑法”。由此可知，敌人并不擅长“耍大刀”，短时间内也学不会“耍大刀”，他们更多见、更常用、更倾向的是使用“短平快”的刺刀，在白刃战或者说贴身肉搏时我军“大刀队”决不会“吃亏”，反倒是因此而“一战成名”。中国军队“大刀队”的刀法犀利、动作简练、威猛迅捷，招招凶狠、步步惊心、击中要害，常以“快、准、狠”著称，这种运用中国传统武术训练、培养出来的特殊且神秘的部队——“大刀队”可以在“拼杀”“冲锋”等短时间战斗当中大显神威。更何况，“我之刀法，乃少林至善所传下者，未尝传之于外也。”还有一点必须声明，中国军队“大刀队”的刀法——属于独门秘籍，来自于著名的少林寺一派(中国武术界存在的一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武术流派)，由国人自主练习并流传至今。千百年来，少林功夫好、少林功夫强、少林功夫硬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一点外国人也认可，少林武功在全国乃至世界武术界享有盛名、影响无远弗届。而且，少林武功有其特殊性和隐秘性：这种独家武功不传外人、秘不示人，它的一招一式、一拳一腿均有渊源、流变和传承。因此，日本“鬼子大刀队”既偷学不到也无处偷学。无论狡猾诡诈的日本侵略军如何仿效，自始至终研习不了“实质”与“核心”，就是说哪怕教给日本“鬼子大刀队”他们也学不会。
总而言之，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说使用大刀与日本强敌殊死较量，智慧地采用了是一种不对称的比较优势——一方面中国是传统的武术强国，但另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又是军事实力的弱国;因此，“大刀队”在抗日战争广泛出现和运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同时，它给予当代军事科学、现代武术科学和以及战略战术研究的有益启示是，“其简朴、实用和高效的原则、兼收并蓄的开发胸怀，以及强健精神、净化灵魂、塑造团队精神的文化功效”。大刀厉害，是因为使用它的是中国军队、中国的“大刀队”，厉害的是使用它的英雄队伍;中国“大刀队”取胜，是因为视死如归、舍生忘死的“大刀队”将士，他们不畏枪炮、强悍勇敢、捐躯赴国难、甘愿战死。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战争当中武器先进与否是取得战争胜利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不会是决定性的因素，再好的武器也需要人来使用。可见，一个国家的武器再怎么厉害都不足为惧——真正厉害的是守卫国家疆域的军人和士兵以及他们背后全力以赴支持的老百姓，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自信和底气。
四、结语
在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大刀队”打出了特色和水平。众所周知，全面抗日战争打的是一场持久战、消耗战、苦斗战，比拼的是综合国力(国防实力与军事力量)和全体抗战军民的战斗力、意志力、忍耐力、爆发力等。在敌我两军短兵相接之时即兵士近距离搏击、近身格斗之时，无论日本法西斯军队中指挥官使用的高级指挥刀、武士刀、日本刀、倭刀，还是普通士兵使用的刺刀、短刀、长剑、匕首，在面对中国军队“大刀队”所向披靡、孔武有力、杀气腾腾、明晃犀利的大刀片之时，无不自惭形秽、甘拜下风，无不束手无策、成为刀俎，“大刀队”在肉搏战中占了上风、大出风头。就整个抗战时期来看，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在一对一的搏击中，中国军队“神一样存在的”“大刀队”，以昂然的士气、强盛的武力“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往往杀得敌人狼哭鬼嚎、胆颤心寒并且取得意想不到的辉煌战果，成为一股出奇制胜的“奇兵”，书写了一曲抗日战争的英雄赞歌，“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冲击以及反抗日军侵略的背景下，国人处于对传统的眷恋与对民族独立和现代性的追求之中，努力尝试重建民族自信的强烈愿望与要求。”从中日对战结果看，中国军队“大刀队”这支看似手持简陋武器、窳劣装备的抗日队伍实际上对日本侵略军造成重大的杀伤力尤其是心理上的杀伤效果非凡，在严酷的抗日战场上大显身手、大展风姿。
当然，我们必须正视的是，以大刀这样落后的甚至“原始的”冷兵器对付不可一世、骄横霸蛮的日本侵略军是一种现实的无奈。我国在全面抗战期间，武器装备、弹药补给、物资等不仅不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军队，而且数量上非常短缺、十分紧张，质量上(武器装备的先进性方面)也远低于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的日本侵略军。中国军队采用“低端的”大刀与强敌周旋、与日军苦斗、与对手搏命实属情非得已和万般无奈，更令人感叹“国人当自强”，要加快军队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进程，推进军事装备工业行业、武器兵器及研发与投产等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实际上，中国抗战军民使用如此简单甚至简陋的大刀与使用现代兵器、全副武装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争斗或恶战，以小博大、以弱胜强，其实是一种抗战军民的集体蒙羞和民族心酸，表明了彼时中华民族国力不强、国势不振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滞后。这充分说明，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和现代化的军队是无法保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维护人民利益和领土主权的，必须承认的是仅靠“大刀队”是打不赢现代战争的，抗战当中局部的胜利无法改变全局的失败(国民党军队面对强敌失败失利失手为常态)。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军队的“大刀队”在艰苦异常、残酷无比的抗日战场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表现出了“亮剑精神”、也打出了抗战军民的精气神，反而起到扬“长”避“短”的作用。特别地，中国军队“大刀队”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士气，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胆寒气短的同时也打出了中国军队高昂的士气，在抗战期间我军的“士气”和“信心”比黄金还宝贵。数十年前那场敌强我弱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刀队”用大刀的神力，“向日本帝国主义显示了中华儿女的英勇无畏，勇士举起大刀的形象已近固化成为人们心目中抗日战争英雄的印象”。
Assassination of "surprise troops" and assault "strong troop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alysis of China's "big knife team" in hand to hand combat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with stronger combat effectiveness than the Japanese invading army
Shi Xin
(School of Marxism, Zhongkai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College, Guangzhou 510225, Guangdong)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Chinese army's "Big Knife Squad" had a much higher combat effectiveness than the Japanese army (infantry) in the hand to hand combat.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this was that the historical origins, standardized forms, design concepts,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smelting techniques, forging methods, functional use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manufacturing and use of swords and knives by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armi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tegrating defense with attack and simultaneously attacking and defending; Adhere to mechanics and emphasize the principles of heaven; The combination of man and knife is like using one's arm; Close combat, big sword wins; The inheritance of Shaolin is not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overnight. In fact, the Chinese military's "Big Knife Squad" has become a symbol of the anti Japanese military's "martial spirit" and a symbol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soul". It has also become a symbol for millions of anti Japa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who refuse to submit to the humiliation of strong enemies, fear foreign invasion, resolutely defen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uphold national dignity.
Keywords: Big Knife Team; Hand to hand combat;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alysis
作者简介：施欣，男，江西宜春人，博士，讲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获历史学(新闻史)博士学位，曾供职珠三角某市委部门，现为广东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任教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现代史相关教学科研工作，发表论文90余篇、其中核心论文10余篇，出版著作2部，参编教材1本，发表港澳台加韩等国际著名刊物论文数篇。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编辑出版史教育史、统战史等。社会兼职：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员、广东省统一战线研究会会员以及广东省社科研究基地粤港澳大湾区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中心、广州市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重点基地兼职研究人员，湖南科技学院、五邑大学柔性引进人员，广东省江门市二类高层次人才、共青团江西省委驻江门市工作处高级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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