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河,因濒临齐国古都临淄得名,发源于莱芜市(济南市莱芜区)和庄乡碌柱顶山东麓,自南向北,蜿蜒曲折,流经博山、淄川、青州、临淄和广饶,汇入小清河,全长150余公里。
淄河汤汤,流过千载。河水静谧,月光洗尽天华,似未磨的镜面,从长秋村远望马鞍山,植被茂盛,满目苍翠,掩映着赤色的房瓦。淄河裁剪着马鞍山,抑或是马鞍山分娩在水里,山水相和,水依山灵秀,山傍水伟岸。
一条淄河水,半部鲁中抗战史。
一条河,连着村庄和山脉
青州西南山区一个叫长秋的村庄,是我魂牵梦萦的家乡。站在淄河东岸,村庄地势渐高,周边裹着厚一米高三米的青石围墙,像座古城堡,又像穿着臃肿棉衣的父亲——冯旭臣。“长秋这地方,背山临水,清澈的淄河从它的西边向北流去,鲁山山脉自南面北,延伸到这里为止,北面的地势逐渐平坦。所以,它好像是鲁山的北门,地形比较险要。”
1937年10月,我受党的委派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身着长袍,头戴礼帽,提着磨损陈旧的箱子,沿河边羊肠小道拾级而上,从南门“迎熏门”进村。村里的石板路还是那么熟悉。敲开门,父亲一脸激动和惊喜,忙向屋里喊着“是毅之回来了!”
屋里顿时活络起来,我疾步走进堂屋,妹妹冯文秀迎了个满怀,母亲抹起了眼泪,妻子孙玉兰抱着襁褓中的二女儿芦桥,不到7岁的大女儿新年躲在妈妈后面,仰着脸看着这个“熟悉的陌生人”。
回村后,家里人介绍了村庄的情况。我开始挨家挨户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政策,在一处杂草丛生、破落不堪的院子里成立了党组织,发展了多名党员,发动20多名进步青年组建了“抗日自卫团”,公开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后来,父亲、妻子、妹妹冯文秀都加入了党组织。随着村自卫团,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团体的成立,最早在淄河流域播下了抗日斗争的火种。
这年冬天,我跑遍了淄河以西的金岭镇、披甲乡、湖田乡、南仇镇、王寨乡等10个乡镇和部分村庄,又拉起了近百人的游击队伍。冬季整训就在长秋村,整训一开始, 开明的父亲打开了自家的粮仓,腾出一部分房子,让队员们吃饭住宿。他说:“先吃完我家的,然后再吃大伙的。”他带领全家老小整天磨面、做饭,全力保障部队后勤服务,我家成为了“游击队的后勤部”。
1938年3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姚仲明率部进驻长秋村,从铁路北来到南部山区,开辟淄河流域抗日根据地。刚刚经历敌人“扫荡”的老百姓,兴高采烈,奔走相告,真情欢迎人民子弟兵。我家成为中共清河特委、淄博特委等党组织的重要活动点,大哥和弟弟也先后报名参军,妹妹冯文秀担任了村妇救会主任,成立了6个小组,为战士们做军鞋、缝衣服、摊煎饼。长秋村的妇女们曾经一天内为八路军摊煎饼600余斤、一个夜晚碾压了2000余斤小米!
我把村自卫团一分为二,让堂叔冯敏任自卫团团长,带领一部分人和父老乡亲接待四支队的八路军和首长们,我则带领另一部分人去了淄博矿区,发展壮大抗日武装队伍,后来,这支队伍在长秋村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新编第一营,我担任了营长。
1939年9月30日,是一个让父亲扬眉吐气的日子。益都县参议会在长秋村召开,县委书记陈希德宣布这次当选县参议长的是冯旭臣时,父亲胡须一翘,眼里泛着喜悦的光芒,起身作揖答谢,双手有些颤抖。11月8日,益都县人民政府成立,驻地就在长秋村。我任县长兼县抗日游击队大队长,我的妹夫孙铜山担任了武装科长。
位于鲁中的淄河流域,从莱芜经池上、李家、涌泉(源泉)、口头、太河到青州一线,西南接沂蒙山区、东南联胶东半岛、北与鲁北平原相邻,抗战时期是胶东渤海地区与鲁西南往来的必经之地,亦是南来北往的交通咽喉。在长秋等地人民群众支持配合下,山东纵队四支队建立了淄河通道,打通了鲁中、渤海和胶东三大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我们村成为通道上最重要的“中转站”,三、四、五支队人员往来都在长秋村休整中转。胶东和清河印制的抗战钞票——“北海银行票”,以及粮食、布匹、军装、军鞋等军需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泰沂山腹地的抗日根据地。当时,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十团三营长期留守此地,和四支队新一营共同守护淄河通道。
溯源而上,沿岸边的荆棘小路,向西南步行40多里路,在河的西岸,就是马鞍山了。我带领部队在淄河两岸、西南山区开展斗争,经常路过马鞍山。从地形位置上看,马鞍山和长秋村都在淄河岸边,向淄河凸出,为淄河环绕,两相呼应,均为扼胶东、鲁中、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咽喉要地,可谓红色淄河通道上的南北大门。
马鞍山地势险峻,东西两峰相连,形成“凹”字,远望形似马鞍,故称“马鞍山”。山的周围陡壁悬崖如削,壁立千仞,巍峨壮观,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马鞍山有一个凄美的传说。从前,天上有一匹青龙骏马,曾化为一位风流倜傥的书生,与玉帝的女儿偷情而被发现。王母娘娘向玉帝哭哭啼啼“吹枕边风”,玉帝勃然大怒,命令执法神依照天规砍去四肢,逐出天庭。青龙马下凡人间到西部茫茫沙漠上,抱残守缺,孤苦无依。睡梦里,这匹神马生出一种抗争求生的强烈欲望和信念,风作翼,云作帆,向东飞越高山江河,最后精疲力尽,于此横卧成马鞍山。
抗战期间的马鞍山,也曾经历了三次“拉锯战”。1941年下半年,山东解放区开始进入最艰难的时期。敌人利用我主力部队外线作战的空档,派兵抢占了马鞍山,在周围村庄修筑炮楼,分割蚕食抗日根据地,加强了对淄河流域控制,切断了鲁中与渤海、胶东根据地的联系。1942年夏天,廖容标率领山东军区一纵四旅,组织以特务营长王法山和侦察股长刘锡坤为正副队长的7人敢死队,在两个排兵力的配合下,从西峰悬崖峭壁夜袭马鞍山,并成功地将之控制在手上。11月9日开始,日伪军先后投入6000多人围攻马鞍山,八路军115师教导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和我的父亲冯旭臣率领留守的四十多名战士、家属殊死抗战,终因寡不敌众失守。1944年12月,抗战即将胜利,廖容标“记仇记了两年”,说:“鬼子现在是强弩之末,但我们鲁中区还欠着一件事没做,必须为王凤麟报了这个仇,不然,我们一生都会不安。”然后,他把王凤麟生前警卫员、侦察英雄石洪生找来,说:“你去夺回马鞍山,为老首长报了仇过年!”12月6日,石洪生率领战士假借上山送煤巧取马鞍山。这座洒满鲜血的英雄山重新又回到了八路军手中。
一个村,罄竹国仇和家恨
长秋这个当时仅有300余人的小村落,先后有119人参加八路军和我党地方武装组织,有102人牺牲或被敌人迫害致死。硝烟战火中,长秋村被誉为“烧不毁的抗日堡垒”。
抗日烽火熊熊燃烧,冯氏家族举家襄助,长秋村成了抗战时期的“小延安”。日伪军把它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39年春,蓄谋已久的日伪军突然围攻长秋村,因为内线及时传出了消息,父亲带领家人和村民及时躲避到南边的山上。敌人扑空后,气急败坏,遂纵火焚烧了我们家的房屋。待敌人离开村里后,人们纷纷回来,见我家房倒屋塌,地上散落着木梁,冒着苍白的烟雾,都唏嘘不已,悲伤难过。父亲却说:“这是鬼子汉奸第一次烧我们的房子,我也想过了,他们今天不来烧,明天也会来烧。国破家亡,历来如此。”他把其他家人安排到亲戚家,和母亲在村边又搭了一间草棚住着。
3月,以秦启荣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太和惨案”,7月,王葆团部又把魔爪伸向淄河流域,企图消灭驻扎在村里的新一营。当时,敌军全副武装、弹药充足的一个正规旅,将长秋村团团围困。我率领新一营和全村父老乡亲,凭借坚固的围墙、复杂有利的地形,与敌军苦战了两天两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孤军无援,我们决定连夜转移,向西南山区撤退。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晚上,新一营官兵和村内的老百姓,从村子西南部过淄河。夏天数百米宽的淄河,夜深人静,水流湍急,八路军新一营外层围作舟状,警戒保护,里层的战士和长秋村的男女老幼,相互搀扶,偶尔听到轻声的呼唤和提醒,几百人的队伍在齐胸深的淄河水中缓缓行进……我们安全撤离后,第二天拂晓,国民党军队冲进村里,发现空无一人,于是挨门挨户搜查,牵走了50多头毛驴、赶走了800多只羊,最后把全村洗劫一空、放火烧村。
我率领部队在淄河流域打击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神出鬼没,袭扰伏击,打不死、抓不着,令敌人谈之色变,闻风丧胆,他们送给我“冯铁头”的外号,出三千大洋悬赏我的人头。有一次日伪军突然进村扫荡,很明显这是冲着我和家人去的。村里没有部队驻守,只有母亲和大女儿新年在亲戚家。狡猾的敌人没有开枪,挨家挨户搜查。“鬼子进村了”,突然有人大声呼喊。快要搜到亲戚家了。母亲一把拉着新年,转身就往卧室跑。前门被擂得山响,“开门,开门,赶快开门 !”母亲跑到卧室打开后院窗户,愣了一下,连忙放下孩子,反身回到床边拿了两床棉被,从后面窗户扔了出去,然后踩着凳子,抱起新年把她放到后院外面的被子上,自己翻身跳到外面,头也不回,拉着新年跑到别人家里躲了起来。前后就差几分钟,冲进卧室的敌人,一无所获,对着开着的窗户开了枪。
夏秋农忙季节,老百姓忙着抢收抢种,日本鬼子和汉奸伺机而动,争抢粮食物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留在村里的人们,不但要随时逃避鬼子和汉奸的“扫荡”,还要垦种山坡陡地,收获点粮食,维持生计,支援八路军和游击队。
1941年秋季收成还不错,院落里晒着豆子和高粱,老百姓满怀丰收的喜悦。不料汉奸唐应三带领大队伪军进村扫荡,抢劫后将晒晾的庄稼点燃,一时风大火旺,引燃了房屋,顿时村内变成一片火海。
“敌人在村里没敢停留,不长时间就走了。我们立即回到村庄,帮助老百姓扑灭火焰,抢救没有烧毁的房屋和用具,对老百姓进行劝说安慰。我发现,老百姓在灾难痛苦的生活中,思想感情也在起着很大变化。这个村(长秋村)自从抗战以来,敌伪顽焚烧过无数次,头几次我也在场。情景与现在完全不同,他们见自己的房屋用具燃起熊熊烈火,一切化为灰烬,真是痛不欲生,怒骂敌人,也埋怨我们,大哭大嚎,像是活不成的样子,现在却再也听不到埋怨的话语和哭嚎声音了。他们除了尽力扑灭火焰,抢救剩余物件,只是满怀着复仇的沉默。抗属冯广华说了句话,更使我感动,他说:‘只要你们平安无事,我们就有办法,房屋烧了盖新的。’这是愚蠢的敌人实行残酷镇压手段所想不到的。人民在灾难痛苦的日子里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1942年,是抗战最为艰难的一年。发生在鲁中地区的大旱灾,使村西门外千年古井几乎干涸见底,山坡上的麦苗枯萎变黄。老百姓只得肩挑手提水壶瓦罐,走上十几里山路,四处寻找水井淘换水喝。一段时间,高粱秸、玉米芯、树叶树皮和野菜,都拿以充饥果腹。反复的“扫荡”,粮食被抢,房屋被烧,老百姓被迫东躲西藏,借住周围村里亲朋家里,甚至到簸箕峪溜头山坡上挖土山洞居住。“抗日八年,就有四年没在自己的家里过年!”族叔冯保杰的这句话,我一直不曾忘记。
这一年,日伪军对长秋村实行了“包心”战术,就是在周围的上庄、西崖头、上张、下张修建炮楼,把长秋包围在中间,长秋村是白菜心,周围村是白菜帮,越包越结实,想把长秋村困死。鬼子的“包心”诡计,几乎给长秋村带来了灭顶之灾。外出躲难的父老乡亲们,一旦暴露是长秋村人,就会遭到日伪军的抓捕和严刑拷打。汉奸唐应三带领伪军偷袭长秋村,抓住族叔冯保爱吊在村西的一棵树上拷打,威逼说出八路军的藏身之地,吊打了一天一夜,族叔和汉奸打哈哈,气得唐应三鼻斜嘴歪。随后将他带回据点,动用了老虎凳、辣椒水、肥皂水等酷刑,在地窖里虐待半年之久。为了少受折磨,族叔和汉奸斗智斗勇,故意领着日伪军在附近的山坡上兜圈子,在村里东转西转,始终没有找到八路军和武器。
我的家乡在抗日战争中,曾被日伪军焚烧18次,到了1942年,已经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屋。日伪军一次次地对长秋村进行“扫荡”,我的父老乡亲忍辱负重,不畏强暴,始终和八路军站在一起,始终拥护爱戴抗日民主政府,始终坚决抗日,从未出现一个叛徒和汉奸。
一座山,镌刻碧血和丹心
马鞍山周围峰峦叠嶂,淄河盘绕蜿蜒北去,南北大路傍河而过。山腰通往山顶的唯一通道,是高度200多米的132级台阶,贴壁人工开凿,最陡处可达70度角,最窄处仅容一人通过,笔直陡立,形似悬挂的天梯。天梯两端两个山门一关,自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攀天梯望南天门,玉宇琼门,佩绶垂身,巍峨壮观,恢弘慑人。
1942年秋,日军纠集五万人,对我鲁中区实行残酷的“拉网合围”式“大扫荡”。主力部队从马鞍山周边地区转移外线作战,山上防守空虚。因为地势险要,一些伤病员和干部家属陆续被安置在山上休养避难。
1942年9月6日,一上马鞍山。山路崎岖,野花烂漫,妹妹文秀搀扶着父亲,走在最前面,新年背着包袱,妻子抱着襁褓中的平洋在中间,我牵着芦桥的手,在后面跟着。把他们护送上山,也是完成了母亲的一个心愿!
一个月后,再上马鞍山。这次和我一起上山的,是八路军115师教导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为了保密,对外称“李排长”),陪伴他的还有一支带瞄准镜的德式狙击步枪。爬天梯的时候,几个警卫轮流背着他,其他战士在后面托着拥着,小心翼翼地向上挪动着。我对山上的情况感到担忧,粮食缺少,吃水困难,伤病员就医条件相对更差,同志们思想情绪波动大,认为山上生活艰苦,人数少不安全,有些战士还不愿意守山,想自行下山参加战斗。家人见了我,都有些激动,要下山的时候,新年、芦桥哭得稀里哗啦,喊着回家找奶奶。
说起王凤麟,他可是一个传奇英雄,早年加入抗联练就一手好枪法,从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回来,开创了八路军爆破攻坚战术,培养了刘厥兰等山东著名的爆破英雄,创造了多个“速战速决”战例,每次战斗5到10分钟,在当时轰动一时。他的搭档、二团团长吴瑞林,就是后来在抗美援朝长津湖一战打出国威军威的42军的军长!天妒英雄。1941年秋天,他率领部队在莱芜、章丘边界的吉山宿营时遭遇日伪军,不幸右腿负伤,膝盖下二十公分处骨折,因当时医疗条件差,只好做了截肢手术。他曾告诉我一个战士最大的不幸不是死,而是残废。失去了右腿的王凤麟就像雄鹰失去了翅膀一样痛苦。
1942年11月4日,三上马鞍山。我们给山上的同志们送来了粮食、药品、蔬菜等生活用品,大家欢欣鼓舞、喜上眉梢。检查备战工作时,才发现山上大变样,不论是战士还是家属,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人人都心情舒畅,容光焕发,欢声笑语中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王凤麟的到来,让马鞍山披上了绚丽的霞光。加强整顿教育,加固防御工事,囤积粮食和石块。他以钢铁般的意志练习用假肢走路,还担任军事教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老父亲的思想也有了进步。他放下架子,帮着给大家做饭,每天忙前忙后不知疲倦,有时还做年轻战士的思想工作。妹妹是文化教员,平时教战士学文化和唱歌。妻子孙玉兰的主要任务是照看孩子,但也兴致勃勃地为大家洗衣做饭,得空还和战士们一起学文化。
这天,父亲和我商量,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山上,晚上我们和“李排长”他们一起吃个饭。面对我的邀约、父亲的盛情,王凤麟痛快地答应了,除了我们三个,在座的还有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式、行署民政处副处长谭克平。方桌上摆着花生米、野菜炒鸡蛋等五、六个家常菜,让父亲引以为傲的却是他从家里拿来的一坛陈酒。先是商量如何应对路过的日伪军,说着说着就开始控诉起敌人的“扫荡”罪恶来,父亲几口酒落肚,气愤难遏:“鬼子和汉奸太可恶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家里被烧了三、四次了,这我们能屈服吗?”,顿了顿,道“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登奎和大女婿孙铜山刚刚牺牲不长时间,但老二、老三和二女婿刘守范还在,他们不会轻饶了小日本。他们想用杀人的办法来制服中国,是永远不可能的!”大家都群情激奋,鼓掌叫好,王凤麟提议共同举杯为抗战老英雄干杯。父亲站起来说:“我们要当岳飞、文天祥抗击外敌,流芳百世,不当秦桧苟且偷安,遗臭万年。”在座的连连点头附和。王凤麟慷慨激昂地背诵着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旁的李成式也即兴朗诵起《满江红》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父亲深情地看了我一眼,又面向大家,很是激动:“我在村里时,就已经准备好了,如果需要,遇到敌人,就要和他们血战到底,绝不作俘虏,给子孙丢脸。”这句话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这次见面也是我见父亲、妹妹、妻子和孩子们的最后一面。这顿晚饭,就像马鞍山血战前的一次誓师会,永远清晰地刻在我的心底。
这场血战,我们40多名伤员和家属,9支长枪,5支短枪,400多发子弹,40多颗手榴弹外加石头,抗击6000多名日伪军(人数比是1:150)和12门大炮8架飞机;
这场血战,王凤麟用这支缴获来的狙击步枪和仅有的120发子弹,在两天之内消灭了100多个鬼子和伪军,还有2名日军高级军官,创造了抗日战争的奇迹;
这场血战,27名战士和家属壮烈牺牲,7人跳崖坠崖牺牲,共消灭日伪军200多人,我们一家三代6人全部英勇就义。
11月上旬,从鲁中区“扫荡”回来的日伪军近2000人路过马鞍山。或许是没有围歼八路军主力部队感到灰头土脸、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或许是受了汉奸唐云三的撺掇:山上有八路军的大官,还有兵工厂和大量物资,于是,7日左右,敌人排兵布阵,封锁村庄和进出山路口,围困了马鞍山。
11月9日开始,两天一夜。是我人生的梦魇。早上9点,两架飞机在山顶盘旋,倏地舱盖大开,几枚炸弹从天而降,峰顶硝烟弥漫,火光四起,再次盘旋、俯冲,机炮扫射,山上碎石乱飞,草折木断,巨大的气浪推开简陋的房门,冲进妻子和孩子的石屋。
孟良台、后峪岭等山上,敌人使用大炮直轰南天门和峰顶。在飞机、大炮、重机枪的掩护下,大批日伪军蜂拥山腰,开始向南天门攻击,第一波,伪军在前日军在后沿着天梯往上冲,等到距离阵地30米时,王凤麟大喊一声“打”,首先开枪击毙了一个挥舞战刀的日本军官,顿时,枪声大作,仇恨的子弹射向日顽,手榴弹、石头投向敌寇,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随即又开始了第二次、第三次冲锋……爆炸声、嘶喊声、轰鸣声响彻山间,台阶上横满了日伪军一百多具尸体。第一天,在王凤麟的指挥下,战斗进行得比较顺利,我方几乎没有伤亡。
晚上,王凤麟和父亲召集大家开会,要求大家注意节省弹药,修好轰塌的胸墙,加固南天门两边的防御设施。同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战斗部署:通讯员小张等三人守西顶;他和董恒德、赵希林(警卫员)等人守东顶;刘厥兰(王凤麟培养的爆破英雄)带一人守山后;谭克平、李成式和其余的战士守南天门;老人、妇女,小孩等在东顶屋子里。
我们为什么没有营救?不是不想救,而是救不了。派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进出山的道路被封锁,附近的村庄围满了敌人。贸然出击无异于杯水车薪、飞萤投火。当时,我就在马鞍山北十里外的黄花坡朝阳洞顶,通过望远镜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些山上的情景。我也是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眼睛布满了血丝,嘴上生起了燎泡,警卫员送来的饭也没有吃。身边的战士很多是我带出来的,知道我的家人在山上,摩拳擦掌,纷纷请战,誓死上山营救他们,我无言以对,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就扭头望向马鞍山的方向。我的族叔益都县抗日大队副队长冯保庆,率领部队隐蔽在距离马鞍山五里远的高崮寨,他已经决定带领一个排的战士上山解救被围困的八路军战士和家属。但是,面对日伪军铁桶般的围困,听了堂兄弟冯敏侦察回来对敌情的介绍,也只能捶胸顿足、忧急如焚,放弃营救计划,祈盼山上的亲属和同志们安全。
晚上,出去的人又带来了消息:敌人封锁得很严,山上影影绰绰,有人活动的迹象。大家心情非常沉重,担心山上同志们的安危。夜空苍茫,寒星清凉,突然,“当、当、当”,空谷里传来低沉浑厚的钟声,这是我在山上和凤麟同志约定的传递平安和报捷的信号。我的心一下放松了,坐在冰冷的山石上,望着欢呼雀跃、激动万分的战士们“马鞍山还在我们手里,我们要向马鞍山上的英雄们致敬!”,竟一时凝噎,我一生听过很多次钟鼓声,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激动我的心。
第二天,敌人从博山莱芜等地调集了30车的鬼子和弹药, 兵力已经达到6000人,鬼子2000人, 伪军4000人, 飞机增加到3架。形势急剧恶化。
敌人的进攻近乎疯狂,天上飞机加密频次对着山顶狂轰滥炸,设在其他山峰的炮兵阵地,炮口平对着南天门和东西两峰炮击,山上的防御工事大部分倒塌,房屋、磨盘都被摧毁,山林间腾起了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遮天蔽日。连接东西两峰的长50多米、宽10多米的平台上,被炸得寸草不见,坑坑洼洼。山腰的鬼子密密麻麻,蝼蚁般向南天门发起冲击。拄着拐杖在东顶指挥战斗的王凤麟,见势不妙,就爬到下边一个人工凿成的石洞掩体里迎击敌人。战斗中,王凤麟同志额角负伤,附近的文秀同志撕下一块衣襟递给他包扎好,他扣动着狙击枪扳机,迎面痛击强攻南天门的鬼子!父亲冒着枪林弹雨,从东峰向西峰运水、送手榴弹,妹妹不停地做宣传鼓动工作,传递情况,救护伤员。
中午时分,敌人死伤惨重,灰头土脸退回山腰天梯下面。指挥“扫荡”鲁中根据地的日寇参谋长山田大佐,叽里咕噜骂了几句就往高处走来,一群日军军官尾随其后。王凤麟发现高处他正举着望远镜观察南天门时,心中窃喜,连忙举起狙击枪瞄准射杀!
“帝国精英”殁落于马鞍山下,鬼子愈加丧心病狂。守在山后的刘厥兰击溃了鬼子的偷袭后,发现南天门摇摇欲坠,遂安排身边的战士守好后山,自己过来支援。南天门左右的胸墙已被炸塌,谭克平、李成式等同志已经倒在血泊里。王凤麟拖着一条残腿艰难地爬起,伏在断墙上瞄准。此刻他的狙击枪只剩五发子弹。手枪只剩一发子弹,那是留给自己的。下午,马鞍山上出现险情:子弹和手榴弹都用光了,石头成了唯一的战斗武器。在父亲和妹妹的带领下,其他家属们一起搬运石头,和战士一样投入了战斗。冯文秀从上面给刘厥兰扔下一个小白布包,展开一看,白布上是王凤麟蘸着自己的血写的“现在石头也很宝贵,注意节省使用,能坚持到天黑,就有办法。”刘厥兰同志连忙把命令传给身边的同志们看,大家都很受鼓舞,同仇敌忾,拿起石块、搬起石头掷向敌人。
天近黄昏,战斗更加惨烈。父亲和新年将家里最后的一张石头桌子用尽全力砸向敌人,一发炮弹在身旁炸响,祖孙两个被气浪抛向空中,当场壮烈牺牲;5岁的芦桥一手抓着菜刀,一手提着鼎罐,摇晃着把家里的物件送给妈妈;孙玉兰背着六个月的小平洋和冯文秀一直坚持战斗,把能搬动的石头和家具器物当作武器,全部砸向了敌人!
王凤麟感到形势危急,安排通讯员小张从后山下去,想方设法向外围的部队首长汇报山上的情况,把家属、孩子、工人送下山,能出去一个是一个。因为后山日伪军少,王凤麟让大家把做军衣用的布撕成宽布条,拧成结实的绳子,一头拴在山顶的松树上,一头垂下山底,然后抓着绳子下山。
前山的战斗到了严峻时刻,守卫南天门的谭继生,见周围的同志们都已经牺牲,觉得末日就要来临,最后打开大门叛变投敌。汉奸唐云三带着鬼子攻占了南天门。王凤麟胸部中弹,决意不把狙击枪留给敌人,就将狙击步拆卸扔下悬崖。敌人将他团团围住。王凤麟已经站不起来了,怒视着敌人,哈哈大笑,举起手枪,饮弹自尽!
天色已黑。刘厥兰和几名伤员将所有的空枪砸坏扔下悬崖,带着四人向后山撤退。顺着系好的布条绳子,孙玉兰带着孩子先下,三名伤员次之,刘厥兰和冯文秀断后。孙玉兰后面背着芦桥、前面用布兜兜着平洋,抓着绳子贴着悬崖峭壁艰难地往下滑。这时,日伪军跟了过来,妹妹文秀已经负伤,对着刘厥兰说了一声“誓死不当俘虏”,纵身一跃跳下悬崖,刘厥兰毫不犹豫,紧跟着跳了下去……
第二天,飞机大炮和轻重机枪的轰响,房颤着我脆弱的心脏,耀眼刺目的火光和血光,灼伤着我枯涩的眼睛,浓烟云雾笼罩的山峰和树林,闭合着我希望的幕布。我的内心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希望失望,焦虑恐惧,逃避忧郁,仇恨悲痛,觉得整个人忽而在山上,忽而在长秋,忽而在天堂,忽而在地狱。那一夜,战友们遥望马鞍山,钟鼓声没有传来,唯有夜如漆、心如麻、风如泣。
“只影凄清残烛下,离魂飘缈秋空里”(纳兰性德《满江红·为问封姨》),“父亲苍颜白发,妹妹妙龄青春,爱人忠顺温存,孩子活泼天真,我们决不做俘虏,粉身碎骨碧血淋”。
这次血战,刘厥兰、王得善、吕存生、邹大方、通讯员小张和孟启兰等10多人生还。后来,我见到了从马鞍山战斗脱险的刘厥兰、王得善,他们和我汇报了战斗的情景,噙着眼泪讲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牺牲的细节。那天晚上系的布条绳子短了,垂下去离山底还有七八米,妻子和两个孩子滑到绳子末端,失手摔到了山底,腹部朝下,妻子和平洋当场就牺牲了,背上的小芦桥因为母亲垫着,还活着。王得善是顺着绳子最后下山的,下到最后用手把住了悬崖上的树枝,“妈妈,爸爸,我怕,我冷,我渴……”,孩子时断时续的哭喊和抽泣,他听了心如刀绞,泪流满面,但在悬崖上没办法救她,直到声音减弱消失。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惊悚凄冷漆黑绝望的荒山野林里的哭喊声,还有那双泪汪汪的大眼睛,时常进入我梦乡,每每念及,都是肝肠寸断,泪湿衣襟!
“你们渴望成长不愿死亡,千万被杀害者又何尝两样,也不要埋怨送你们到山上,战争年代哪有安全的地方,我的孩子,瞑目吧!爸爸要握紧枪和笔,笔写下这血海深仇,枪要敌人头碎血流”。
“我不信人死有鬼魂,形影总是缠绕着我的心,吃饭睡觉行军,老是响着死者的声音。”
发生如此变故,我自己的心里都过不去,又如何面对还在长秋村的老母亲啊!五天之后的晚上,我回村看望母亲,脚上像灌了铅一般沉重,泪水止不住得往下流,既想赶紧见到母亲,又不情愿见上她,大哥登奎牺牲还不到两个月,母亲曾经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她心痛如焚,晚上睡不着,白天吃不下,大病一场。这次一家6口一起走了,这种灭顶之灾,对她意味着什么?现在还没有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支持安慰,她就像独自生活在狂风暴雨中的一棵古树,她能受得了、挺得住?
进村的一段路,走了差不多一个时辰,停停走走,走走停停,我想的是和她怎么开口解释,但又担心对我会嚎啕大哭,打我骂我埋怨我,我可能会给她下跪解释,陪她痛哭流泪,绝不能给她伤口撒盐,再添痛苦。
深夜,炮楼黑暗得像魔窟,窗口闪着鬼眼似的灯火。走进家里,她还没有睡。没有流泪,更没哭泣,态度镇静而自然,我感到十分意外。我绝对没有想到,母亲会变得这样坚强,竟然先劝慰起我来,关心地问:“你这些日子怎么样?可得想开点,身子要紧。”我一时手足无措,走到窗边眼睛望着天上的繁星,生怕眼泪流下来。母亲又说:“我现在看到你就放心了。山上的事你不用说了,我在南门顶上整整看了两天两夜,飞机大炮那么凶恶,还会有好结果?他们不告诉我实情是怕我知道了受不了,哭哭啼啼不想活了。我想明白了,哭死碰死,鬼子兵死不了,你爹和你妹妹孩子们也活不了,有啥用处?”我呆呆地望着母亲,想她这些天肯定也没有睡好觉,一些事不知想过多少遍,是有思想准备了。我吃着母亲做的饭,听她再三叮嘱我“只要你好好的,身子结实实的,能打鬼子,给你爹他们报仇雪恨就成”,宽慰我“你用不着挂心俺,俺早想开了,该吃两个煎饼就吃它三个煎饼。”
父亲他们上山前后,我们也多次劝母亲一起去,母亲每次都是断然拒绝了:俺这个穷老婆子,鬼子汉奸反动派不认识我,俺怕个啥。只要你父亲和孩子他们在山上平平安安的,你就不用挂念着俺,再说,我还得在村里照看着家!
我那天晚上离开后,她依旧住在村外土崖下的土屋里,平日衣衫褴褛,头上围着破围巾,挎着破筐子,像个讨饭吃的老婆子。她变得胆大又沉着,遇上鬼子汉奸也不慌张,都是先拿上吃的用的,挎着筐子再走。或许这就是母亲的命运,即使抗战胜利后,即使解放后我在外参加地方工作,她也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很少到街上和乡亲们啦呱,她就像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孤独而又充实,刚强而又隐忍地生活着。
父亲他们的墓地就在村后的阳明山上。母亲一直生活在长秋,“我不会离开我的老伴、儿媳、闺女和三个可爱的孙女,我要永远看护着他们。只有这样,我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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