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血色呐喊
来源：梁刚   2025-07-17 15:10:57

　　1938年2月3日，上海新亚大酒店。蔡钓徒推开包厢门时，迎面袭来的并非往日的烟酒气，而是一股刺骨的寒意。未等他开口，几名黑影已将他按倒在地。领头的日本特务西川踱步上前，皮靴碾过他的手指：“蔡先生，你的AB版游戏，该结束了。”

　　剧痛中，蔡钓徒然想起多年前那个清晨，他与蔡志伦相遇。时值深秋，阴雨连绵，蔡钓徒去接他出狱。他因出版秘密刊物《求生》被当局逮捕、判刑。蔡钓徒收留他，虽起初只是出于义气，但相处久了，便觉得他非常了不起。

　　此时，蔡钓徒被害的消息传到蔡志伦耳中，他大惊，忙叫来阿四。阿四负责送样报，每天去虹口给日本人送一次，只送粉饰太平的A版，从无差错。

　　“这次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A、B版居然同时出现在了审查官的桌上。”

　　阿四结巴道：“没有啊，我不可能把B版夹进去的。”

　　蔡志伦又问：“送报路上是否遇到过异常情况?”

　　阿四摇头，但忽然想起：“路上被一个冒失鬼撞了一下，脚踏车翻了，样报掉在地上，我先扶车，没顾上捡报。”

　　蔡志伦摔了茶盏：“你可知这叠纸比命还金贵!”

　　平静后，蔡志伦回忆起与蔡钓徒的点点滴滴：

　　蔡钓徒本名蔡安福，浦东陈行镇人，先后在师范、农业专科、震旦大学、大同大学读书。1925年，21岁的蔡钓徒受革命思潮影响，辞去教师之职，投身上海新闻事业。他先在《新闻夜报》供职，后创办小报《醒狮》，宣称：“中华民族不能再做沉睡的狮子了!”

　　蔡钓徒文章犀利，揭露社会黑暗和官场腐败，名闻遐迩，也因此被捕关押，后保释。保释后，他出任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得到杜月笙庇护，素有“文化白相人”雅号，为之后的“地工”奠定了基础。

　　一次，蔡钓徒病重，全身发冷。蔡志伦略懂中医，开了桂枝与甘草，服完五付，蔡钓徒痊愈，惊叹：“你真神医也。”蔡志伦笑道：“你心火摇曳，不敌昏冥;桂枝辛甘化阳，宛如明灯，能照心之昏暗，暖四肢寒冷。”随后，他推荐蔡钓徒读《共产党宣言》，说：“中国积贫积弱已久，仿佛置身黑暗，需要明灯照耀。这本书就是那盏明灯。”

　　蔡钓徒深受启发，重起炉灶，创办《社会晚报》，深入报道抗日义士的救亡活动，并在广告遮掩下，连续报道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的抗日战况。报纸广受欢迎，发行量猛增，但也遭到日伪干涉，先被勒令停办，后被扔手榴弹。

　　蔡志伦劝他：“你不能用力过猛，就像‘桂枝’用量不能过大。”蔡钓徒不服：“国家已病入膏肓，不用重药焉能起死回生?”

　　蔡志伦说：“时来砒霜救人，运去桂枝丧命。你忘了《桂枝亭》的故事?用药过猛，反而坏事。”

　　“那怎么办?”

　　“利用道会的关系。认识常钰青吧?黄道会的，他和日军关系很好。”

　　“我们同乡，当然认识，但和他同流，不就成了汉奸?”

　　“只要不忘初心，其他还重要吗?”

　　蔡钓徒犹豫后，同意了。在常钰青引荐下，他认识了日本特务头目西川，被委任为“维新政府”新闻稽查官，经常出入新亚酒店，成了井上公馆常客。《社会晚报》享有不受检查的特权，并可领取日伪津贴。借此身份，他与蔡志伦秘密采购医药、通讯器材、五金材料等军需物资，运往苏、常、太抗日根据地。

　　然而，经费成了最大困扰。蔡钓徒与蔡志伦商量，利用不法商人的违犯证据，向他们“借钱”。蔡志伦赞同：“为抗日做贡献，是他们将功赎罪的机会。”

　　之后，坊间有了“蔡钓徒敲诈商人”的传闻，他也因此遭到暗算。

　　在“报纸做成AB版”问题上，蔡钓徒与蔡志伦有过争论。蔡志伦认为日方稽查官不好糊弄，但蔡钓徒坚持将抗日文章混入广告版，报眉不加报名，只留电话和地址。蔡志伦担心经济纠纷，蔡钓徒则认为抗日新闻阅读量大，广告效果好，客户会配合。

　　蔡志伦最终被说服：“好，就让一张干净的报纸留在租界。”

　　2月6日，寒风中，蔡钓徒的头颅被悬挂在法租界总巡捕房附近的萨坡赛路口电线杆上，附近贴了一张“斩奸状”。围观的民众都认得这颗头颅曾昂首疾呼：“中国没有投降的报纸!”

　　事后，有同志问蔡志伦：“明知敌人不好糊弄，为啥还这么做?值吗?”

　　蔡志伦回答：“我们只想从日本人那里拿到‘特别通行证’，为新四军运送物资。对蔡安福来说，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都值!”

　　1952年春，蔡志伦在烈士陵园抚过“革命烈士蔡安福”几个字，将泛黄的《社会晚报》轻轻压在碑前。头版标题依旧灼目：“宁鸣而死，不默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