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新生儿呱呱坠地,父母总要为其择一名号。学名求庄重,乳名取亲昵。吴地水乡的农家女孩多唤“阿囡”“小娘”,男孩多称“阿根”“小男”;亦有父母特意择些“贱名”,如“阿狗”“石头”,暗含“以名护身”的古老祈愿。然而,我父亲的乳名却与众不同,它既没有亲昵,也不为祈福,而是镌刻着一段泣血的家国记忆。
我的故乡甪直镇东关村,北枕吴淞江,与如今的苏州工业园区桑田岛隔水相望。1937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十),父亲降生在这片水乡的一户贫民家中。那年日本侵略者扩大侵华战争,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至11月初,淞沪抗战结束,上海沦陷。日寇占领了上海后,气焰更为嚣张,分兵向西继续进犯。
就在我父亲满月不久的一天傍晚,还在吴淞江畔农田劳作的乡亲们看到江面上突然出现插着膏药旗的汽艇,大家惊慌失措,扔下锄头便跑。"东洋人来哉!东洋人来哉"的惊呼瞬间撕破了村庄的宁静。不一会儿,全村的父老乡亲拖儿带女,背井离乡。我爷爷奶奶也急忙用襁褓裹着他们的宝贝儿子,跟随着逃难人群拼命地向南逃跑。初冬的季节,水稻已经收割完成,露裸着稻茬的板田也所剩无几,大部分农田已经翻了土,做好了麦垄,播下了麦种。乡亲们都朝着与邻村相连的竹架桥方向,踩着板田,跨过麦垄,径直奔逃。当我奶奶跌跌撞撞逃到桥堍,准备喘口气,等候依次过桥的时候,猛然间发觉搂在胸前的襁褓空了,孩子不见了。她顿时瘫坐在地上,撕心裂肺的哭喊着。
初为人父的爷爷听到自己妻子的呼叫,看到空空的襁褓,既愤怒又自责。他仇恨东洋鬼子的侵略行径,后悔自己没能坚持把儿子一抱到底。爷爷冷静回想,最后一次把儿子交给妻子就在村庄边界的大溇滩。他没有责怪妻子,只是一把拉起妻子就往回跑。他十分清醒,儿子就在从这里到大溇滩的路途中。父爱如山,母爱如海,夫妻俩冒着生命危险往回寻找。准备过桥的几位好心村民,也陪着我爷爷奶奶仔细搜寻。由于刚才逃跑时没有全走田埂,大多是踩着板田或麦垄,抄着近路奔跑的。大家一边焦急地往回寻找,一边还要争辨来时路经。搜寻人群不停地往回奔跑,不断地四处张望,还是不见孩子踪影,心情越发慌张。正当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我奶奶出于母亲的本能,首先听到了微弱又嘶哑的婴儿啼哭声。她喜出望外,欢呼着:“我听到了!儿子在哭!”大家屏息凝视,循声寻找,终于在距离大溇滩不远处的麦垄沟里寻找到了孩子。我爷爷急忙两脚跨在沟渠两侧,双膝跪地,俯下身子把已经冻得发紫的粘着泥土的孩子从沟底抱到怀里。身旁的奶奶赶紧把襁褓打开,铺在麦垄上,接过孩子,放到襁褓上重新包裹。他们顾不上擦拭孩子两颊带泥的泪水和头皮伤口渗出的鲜红血迹,抱住襁褓继续逃命。
就这样,在战火中失而复得,死里逃生的父亲被大伙儿赐了个乳名“逃大”,用最直白的乡音,记录了一个家族最痛的记忆,一个民族最深的伤痕。
日军侵占苏州后,建立了严密的殖民统治体系。据父母亲回忆,当时东关村与外界相连的通道只有大直通河道旁的“小检问所”——日军设立的关卡,其它水道、陆路都被东洋人用栅栏、篱笆隔断。村民不要说是外出活动,就是想到近在咫尺的自家农田去劳动,都得绕道到小检问所接受检查、审问后方可前往。东洋人以"搜查"为名抢劫财物、拘禁平民,甚至就地处决"可疑人员"。每当村民想就近到篱笆外自己的农田去劳作,在篱笆下刨个洞,匍匐前行。还没等村民站起身来,东洋人发现后有的被当场枪杀,有的被打得死去活来,就连小孩子也不放过。装载粮食等物资的船只经过"小检问所",都会遭到强行检查,强制收缴。
父母亲还经常讲述我外公在小检问所的遭遇。有一天,外公的罱泥船准备回家,经过小检问所时被东洋人叫停。一名日寇来到船上,指着河面“叽里呱啦”叫了一阵后,就把我外公推入冰冷的河里。外公还在琢磨着东洋人的意图,身体已经掉进了河里。他一个猛子潜到河底,找摸着日寇可能想要找的东西。当外公探出水面换气时,日寇拿着竹篙,不仅拍打着水面,还敲打着外公。外公忍着疼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次潜入河底,双手在河床上不停找摸,期待奇迹的发生。当外公再次空手探出水面换气,日寇就像赶鸬鹚似的更加凶恶地拍打水面,敲打外公,这样反复了好几次。就在外公感到绝望时,他居然在河底摸到了一只茶壶。当外公高高托起手中的茶壶,身心疲惫地露出水面的时候,东洋人才竖起了大拇指,又一阵的“叽里呱啦”。原来,这正是东洋人要找回的茶壶。日寇拿到了茶壶,才让外公上船回家。
这样的暴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最令人发指的是本村张家好婆的遭遇。那年冬天,张好婆经过小检问所时,日寇硬说她家藏匿着银元,押着她回家搜查。当翻遍房屋都找不到值钱物件时,丧心病狂的日寇竟将老人拖到河埠头,揪着鬏鬅头,一次次把她的脸按进刺骨的河水中。可怜的张好婆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一无所获的日寇变本加厉,把老人的马桶(江南特有的木制马桶)搬到屋前场地上,里面浇上煤油,点燃后强行按着老人坐上去。张好婆凄厉的惨叫了几声,就被熊熊火焰烧成一具焦黑的蜷缩的尸体……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真的罄竹难书。“逃大”这个乳名,不仅承载着父亲个人的生死经历,更折射出一个民族的苦难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十二三岁的父亲就跟着爷爷奶奶投身土地改革运动,经历了农村土地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感受了农民翻身做主的喜悦,萌生了建设新中国的激情。1958年,接受过二年初小教学的父亲受命担任东关村合作社第一食堂会计。两年后,农村推行三级(公社、大队、小队)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管理制度,父亲受命担任淞南人民公社东关大队第一生产小队队长,肩负起带领乡亲们发展农业生产的重任。十八年间,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带领全队社员奋战在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第一线。大溇滩畔的百余亩耕地见证了他们挥洒的汗水,春耕秋收,寒来暑往,从不懈怠。在父亲的带领下,东关一队多次成为淞南公社农业生产的样板,父亲本人也多次受邀到公社广播站等地作经验交流。改革开放后,父亲先后调任东关村农科队、甪直镇跃东渔场(由大溇改造)、甪直镇葡萄种植场工作。如今,同龄的父母亲都年近九十,老两口住进了宽敞的安居房,享受着前人从未想过的“农保”,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但“逃大”这个名字还在熟识的人群中口耳相传。每当后辈问起这个名字的来历,我就会讲述这段历史,让年轻一代明白个人的命运永远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在和平年代重温这段苦难记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惜当下,警示未来。
今年仲春,我们带着父母亲去澄湖边享受“农家乐”,顺路来到东关村旧址。父母亲站在吴淞江堤岸旁,望着大溇滩边林立的现代化厂房,父亲眯起被江风吹皱的眼睛,手指轻轻打着节拍,轻声哼着自编的歌谣:“逃大逃大,福比天大,全靠共产党的领导……”母亲点头和着,沙哑的乡音随风飘散。
是啊!“逃大”这个乳名,是一本活着的历史教科书,书页间有刺刀划破的伤痕,也有稻穗生长的芬芳。它教会我们铭记的不仅是苦难,更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生生不息的韧性,以及走出阴霾后对这片土地更深沉的爱。这些镌刻在乳名里的家国记忆,饱含着老一辈对党和国家真挚朴素的赤子情怀,终将在代代相传中,化作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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