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抗战时期中共情感动员实践及当代启示
来源：王洪涛   2025-07-18 08:45:36

　　摘 要：情感既作用于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也影响治国理政的理念与方式。情感动员的核心是通过激发情感、强化情感、引导情感转化为行动的过程，来调动群众的参与积极性，使其支持既定目标。抗战时期中共情感动员的实践，作为中国近代民族精神觉醒的重要里程碑，不仅为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能，更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为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遗产。从历史经验中提炼情感动员的规律性认识，构建本土化的情感政治理论框架，对于深化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和国家治理实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战;情感动员;生成机制;实践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转折点，中共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通过激发民众情感、凝聚民众意志，重塑社会认同的情感动员实践，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深层心理基础。从历史经验中提炼情感动员的规律性认识，构建本土化的情感政治理论框架，对于深化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和国家治理实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抗战时期中共情感动员的实践策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情感动员为纽带，构建起全民抗战的精神共同体。这种动员策略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号召，通过唤醒深层情感记忆、强化集体情感认同、引导情感能量转化，实现了社会力量的空前整合。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政治智慧，更折射出对情感运作规律的深刻把握。

　　(一)情感唤起：激发民族意识与阶级觉悟

　　“在面临外族侵略时，动员民众最为简便且易于收效的方法就是民族感情的激发。”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节点，情感唤醒作为凝聚群体力量的精神纽带，通过情感意识的具象化呈现、传统伦理现代转译等多元路径，将个体情感升华为民族集体意志，最终构建起牢不可破的情感共同体。这种情感动员机制不仅是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的核心策略，更成为唤醒民族精神的关键力量。

　　情感意识的具象化呈现：将“革命”视觉化、在视觉意象中塑造民众的文化情感意识，是中共开展社会动员的一贯策略。以 “亡国灭种”的危机叙事为核心，中共通过可视化、艺术化的表达将抽象的民族危机转化为可感知的创伤记忆。中共通过创办《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晋察冀画报》《群众》等红色报刊，以图像与文字形式对大屠杀、大轰炸、“三光政策”等日军暴行具象化，让 “民族危机”从概念变为直击人心的视觉冲击，使民众在目睹暴行中形成集体创伤记忆，构建了一套服务于抗战意识形态的视觉符号体系。这种具象化的创伤呈现，通过群体情感的激活，推动了从创伤记忆到抗争动力的转化。同时，中共注重对传统文艺和民间艺术形式的革命化、意识形态化改造，实现了情感符号的创造性转换。中共对戏剧、绘画等传统文艺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有步骤、全方位的革命化改造，构建出了“控诉敌人暴行”“激发军民斗志”“动员民众参军参战”的抗战动员话语。经过改造的传统文艺在内容上与群众斗争实践紧密相连，在形式上也增强了情绪感染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施行情感动员的利器。如《白毛女》将传统戏剧的“因果报应”模式改造为“压迫-反抗-解放”的革命化叙事，将地主压迫、农民反抗的情节具象化，通过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戏剧冲突，激发群众对旧制度的情感厌恶与对新政权的情感向往。

　　传统道德资源的革命性改造：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道德情感以“家国同构”为基础。抗战时期，中共敏锐意识到这些情感是凝聚民众的深层纽带，但需将其从“封建伦理”转化为“民族救亡”的现代情感。传统道德中 “忠君孝亲”的伦理规范，在抗战语境下被赋予 “忠于民族、孝于国家”的现代意义。1939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提出：“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号召全国同胞践行这种最高的民族道德。中共通过这种对传统道德情感的改造和扩充，使广大民众在熟悉的传统文化和情境中找到了情感皈依，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核得以激活并升华转化为抗日救亡的现实行动。在这一路径下，“忠孝”精神被重构为“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战斗意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伦理转化为“保家卫国”的朴素认知。抗战歌曲《在太行山上》中“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歌词，则是家庭伦理升华为民族大义的典型例证。它们既植根于中国社会的伦理基础，又被赋予民族解放与革命斗争的时代内涵，传统情感资源转化为全民抗战的精神动力。这一过程不仅动员了亿万农民投身抗战，更在情感层面完成了对中国民众的现代政治启蒙——个人的命运第一次与“国家”“阶级”“革命”等宏大概念紧密相连，为战后社会变革奠定了情感基础。

　　(二)情感深化：构建阶级认同与利益联结

　　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和觉悟、开展减租减息和民主革命维护群众利益，解决农民最迫切的生存需求，赋予其政治权利，将经济解放、政治赋权与民族救亡深度融合，成功唤醒了底层民众的阶级意识与家国情怀，使其从“被压迫者”转变为“抗战主体”，从而建立起对党和民族事业的深厚情感认同。

　　以阶级觉悟增进情感认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共开展革命动员和斗争的有力武器。对于文盲占多数的农民大众来说，理解和掌握阶级理论并不是简单容易的事。因此有必要将阶级理论转化为一种容易被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形式。中共通过识字班、街头演讲、文艺活动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农民面临的地租剥削、苛捐杂税等现实苦难，从 “宿命论”叙事转化为 “阶级压迫”的理论阐释，引导农民将个人遭遇与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相联系，从而使分散的苦难体验上升为对阶级关系的理性认知。同时，中共依托组织化动员构建阶级共同体，通过建立党支部、妇救会、青救会等基层群众组织，将个体纳入阶级动员体系，培育群众的集体归属感与阶级使命感。这些基层群众组织不仅是斗争工具，更是情感支持网络。成员在组织生活中获得归属感，将个体情感嵌入“阶级大家庭”。

　　以改善民生巩固利益共同体：团结带领群众投入到抗战事业必须解决好其实际生活和切身利益问题。毛泽东强调：“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中共通过土地革命和民主革命，组织大生产运动、互助合作，推行减租减息、“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不仅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更通过日常互动积累情感资本，树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道德形象。如在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中共高度重视群众的情感动员工作，通过酝酿会、说理会、群众大会三个阶段极具情感色彩的工作艺术，层层递进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建立起了民众对中共的感恩与信任，同时也筑牢了民众支持认同中共和抗战事业的情感基础。

　　(三)情感转化：导向集体行动与抗战实践

　　抗战时期中共的情感动员并非停留于心理层面的情绪激发，而是通过系统的情感动员策略，成功实现了从个体认同到集体行动、情感动能到抗战实践的转化，为抗战胜利凝聚了磅礴力量。

　　将个体认同转化为集体行动：中共以“苦难叙事“为核心，打破个体情感的封闭性。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潘家峪惨案等暴行，经中共以话剧、故事会、宣传画等形式广泛传播，使民众个体的悲愤、恐惧等情感得以公开表达。在此基础上，中共将个体苦难纳入 “民族危亡”的宏大叙事框架，指出日本侵略者是全体中国人的公敌，引导群众认识到自身遭遇与整个民族命运的紧密关联。在各根据地广泛组织的 “诉苦大会”上，幸存者讲述亲人被日军杀害、房屋被焚毁的经历，台下群众感同身受，悲愤情绪不断蔓延。这种情感共鸣使群众意识到，唯有团结抗争，才能摆脱苦难，从而推动个体认同向集体行动转化。

　　将情感动能转化为抗战实践：中共成功将群众的情感能量转化为持续的抗战实践，取得显著成效。根据地参军人数大幅增长，形成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热潮;支前工作也蓬勃开展，广大群众积极为部队运送物资、传递情报、救护伤员，构筑起坚不可摧的 “人民防线”。冀中群众为使夜间行动的八路军不被日军发现，主动打死所有的狗，自此“行军百里无狗叫”;太行山上，老百姓特意把附近的野菜让给八路军挖，自己跑到很远的地方;北京密云，英雄母亲邓玉芬日夜操劳为子弟兵烧水做饭，还先后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后来他们全部战死沙场……这种将个体情感与集体意志、情感能量与实际行动相结合的动员模式，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彰显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伟大力量。

　　二、抗战时期中共情感动员实践的当代启示

　　抗战时期中共的情感动员实践，以 “情感共鸣“为纽带将民族危亡压力转化为全民抗争动力，其蕴含的价值逻辑与实践智慧在当代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从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到社会动员机制的创新，再到国家治理的情感赋能，都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我们应深入挖掘并传承这些价值，推动当代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一)以情感认同筑牢主流意识形态根基

　　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情感动员将民众个体情感与民族大义、革命理想紧密相连，激发起全民族抗战的磅礴力量。在当代，借鉴这一历史经验，从情感共鸣与情感教育两个维度推进，有助于以情感认同筑牢意识形态根基。?

　　情感共鸣是凝聚价值共识的关键路径。抗战时期，中共以 “保家卫国”“民族存亡”为情感锚点，将民众对亲人、故土的眷恋升华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当代意识形态建设同样需要抓住情感共鸣的核心，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回应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例如，在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等重大事件中，党和政府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以人民为中心”，通过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让民众在切身利益的保障中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个体情感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进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当民众从自身经历中体会到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意识形态认同便不再是抽象的理论灌输，而是转化为真挚的情感认同。?

　　情感教育是强化价值内化与认同的重要手段。中共在抗战时期通过歌谣、戏剧、标语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将革命理念融入民众日常生活。当代意识形态建设应继承这一传统，创新情感教育方式。利用新媒体技术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教育场景，将红色故事、英雄事迹转化为短视频、微电影、VR 体验等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意识形态教育突破说教模式。同时，注重发挥榜样力量，通过宣传时代楷模、最美人物的感人事迹，以情感人、以德化人，引导民众在情感触动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红色基因以情感记忆的方式融入代际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能真正成为民众的精神坐标。

　　(二)以情感纽带建构创新社会动员机制

　　抗战时期中共情感动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动员的生命力，深植于情感联结的韧性与温度。当传统动员模式面临社会结构原子化、价值认同碎片化的挑战时，借鉴抗战时期中共情感动员的历史经验，以情感为纽带创新动员机制，能够激发社会成员的主动性与责任感，将情感联结转化为可持续的参与行动，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

　　强化情感纽带是创新社会动员机制的基础。抗战时期，中共通过强调 “家国一体”“同胞情谊”，将民众情感汇聚成共同抗争的力量。当代社会动员应立足民众对归属感、认同感的深层需求，挖掘共同情感记忆。例如，在社区建设中，组织 “邻里节”“社区历史展”等活动，唤醒居民对共同生活空间的情感认同，增强社区凝聚力;在重大社会事件中，如抗洪救灾、抗震抢险、疫情防控，通过展现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人故事，激发民众对同胞的共情与互助精神。当社会成员在情感互动中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怀，便会主动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实现从“要我参与”到“我要参与”的转变。?

　　实现情感动能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是关键。中共在抗战时期利用民谣、戏剧等贴近群众的形式传递动员信息，取得显著成效。如今，需借助新媒体技术与文化创意，让动员内容更具感染力与传播力。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记录普通人奋斗故事的作品，以真实情感引发共鸣;运用直播互动，让政策解读、公益倡议更生动鲜活;打造主题文化活动，如红色剧本杀、沉浸式党史体验展，将动员目标融入趣味性、体验性的活动中。此外，还应注重培育情感化的社会动员话语体系，避免生硬说教，用温暖、真诚的语言讲述社会发展目标与个体价值实现的关系，让动员信息更易被接受。如在基层工作中嵌入情感维度，通过 “乡愁叙事”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动性，避免单纯行政指令的机械性。

　　(三)以情感赋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不仅是制度架构的精密运转，更是人心工程的深层建构。抗战历史昭示我们：唯有将民众的喜怒哀惧纳入治理视野，以制度化渠道进行吸纳与转化，方能在复杂治理情境中构筑坚不可摧的“情感共同体”。在社会原子化、价值多元化的现实挑战下，通过情感凝聚共识、驱动创新，能够构建更具韧性与活力的治理体系，以柔性力量弥补刚性制度的不足，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持久动力。

　　将情感诉求纳入制度化轨道。抗战时期，中共通过“豆选法”“三三制”等制度将民众朴素的归属感与尊严感，转化为对政权的深刻认同。其核心在于将情感诉求纳入制度化轨道，避免其沦为无序宣泄。当代治理尤需构建系统性的“情感吸纳-回应”机制。一是畅通情感表达制度化渠道。建立多层次、常态化的民意情感监测与反馈系统。如将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网络问政平台”升级为“情感温度计”，运用大数据分析舆情中的集体焦虑、期盼与不满，精准识别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二是在重大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嵌入情感沟通环节。在旧城改造、环保项目等易引发抵触情绪的领域，加强情感协商与调解，以情感认同化解基层矛盾，修复信任裂痕。

　　引导情感转化以提升社会抗逆力。抗战时期中共将民众面对侵略的悲愤与恐惧通过“誓死抗争”叙事与集体行动，升华为不屈的民族精神。当代社会面临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经济波动等多重风险，亟需借鉴这种将危机中的负面情感转化为建设性力量的智慧。一是注重社会危机的情感重塑。如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为避免虚假不实信息泛滥，抑制社会恐慌蔓延，在发布科学数据的同时，通过“一线医护日记”、“康复者自述”等真实故事，传递“同舟共济”的集体共情与“相信科学”的理性信念，将恐惧转化为互助行动力。二是强化创伤记忆的情感升华。通过建立重大危机后的情感疗愈与意义重建机制，如设立国家纪念仪式、建立灾难记忆馆、创作集体记忆作品等，将创伤转化为“珍视生命”“敬畏自然”“感恩互助”的集体价值共识。“抗震救灾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精神谱系的提炼与传承，即为化悲痛为精神动力的典范。

　　三、结论

　　抗战时期的情感动员实践，作为中国近代民族精神觉醒的重要里程碑，不仅为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能，更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为独具东方智慧的国家治理遗产。这一动员体系以文化传统为根基，以现实需求为导向，通过符号生产、组织网络与情感政治的深度融合，构建起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理性的多维统合机制。其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的内在关联，为理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层逻辑提供了关键钥匙。

　　然而，这份历史遗产的当代转化也面临现实挑战。代际认知断层导致的情感疏离、全球化语境下的价值冲突、技术变革引发的记忆形态变迁，都在考验传统动员模式的适应性。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实现三个维度的创新突破：在价值层面，须将抗战记忆从民族叙事升华为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与反战、和平等普世价值形成对话;在技术层面，应借助数字叙事、沉浸体验等手段，使历史记忆突破单向传播模式，构建青年群体参与式、互动化的情感连接;在制度层面，需完善法治化保障体系，将情感认同转化为稳定的制度认同。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抗战情感动员留给当代的不仅是具体的方法论，更是一种文化再生的思维范式。它启示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善用技术理性构建制度框架，也需重视情感治理凝聚精神共识;既要汲取传统智慧筑牢文化根基，也要创新表达方式激活历史记忆。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终将推动抗战精神遗产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其价值光芒，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