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历史进程，既是党基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抉择与抵御外侮的民族大义所作出的民族团结动员，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性发展，更反映了民族意识觉醒与国家认同强化的历史必然。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民族区域自治探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以及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等实践路径，有效团结了各少数民族群众，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生命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独特智慧和伟大贡献。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和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不懈奋斗的伟大实践中，延安时期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党领导革命力量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斗争环境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不仅在政治、军事、思想等层面取得显著成就，更在民族团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党通过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有效团结了各少数民族群众，使其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研究延安时期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伟大实践，对于在新时代促进民族平等团结，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规律的认识，凝聚民族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一、延安时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历经万里长征，最终战略转移至西北革命根据地。自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此扎根13年，铸就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延安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独特历史逻辑：既立足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现实考量，又蕴含着抵御外侮的民族大义;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又顺应了中华民族意识觉醒与国家认同强化的历史趋势。
(一)团结各民族力量巩固革命大本营的战略抉择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族力量以建立稳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这一战略抉择既源于历史经验的积累，也基于现实斗争的迫切需求。一方面，红军在长征途中途经苗、瑶、彝、藏、回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占途经地区的一半以上。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党通过宣传政策、严明纪律、倡导平等、反对压迫，逐步消除了民族隔阂，建立了深厚的民族友谊。例如，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红军通过“彝海结盟”与小叶丹部落建立信任;在甘肃静宁回族聚居区，红25军制定“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尊重回族习俗，成功争取了回族群众支持。这些实践不仅为党积累了与少数民族交往的宝贵经验，更为后续民族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实践基础。另一方面，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抵达陕北后，陕甘宁边区作为革命重要根据地的确立，使党在地理上形成了毗邻蒙、回聚居区的独特区位优势。这一区位特点决定了团结蒙、回等民族力量，将其发展为革命动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必然。同时，红军在历经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部队人数锐减，迫使党亟须通过争取少数民族群众支持、吸纳青壮年参军、获取物资补给等方式，将西北地区蒙、回等民族力量转化为革命根据地的兵员补充源、后勤保障线与战略缓冲区，以此重构革命实力。
(二)抵制日本侵华分裂图谋的民族团结动员
日本侵华期间，始终将分裂中国各民族团结作为破坏中国内部稳定，实现“以华制华”的重要手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配合军事扩张，借“民族自决”之名，在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及回族聚居区大肆推行分裂活动。在内蒙古，日本通过政治操控强行将东部地区划入伪满洲国，废除盟旗制度，切断蒙古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同时，扶植亲日蒙古王公和伪军，煽动“蒙古独立”思潮，推行日语奴化教育、宣扬“日蒙同源论”，通过宗教渗透削弱蒙古族文化独立性。经济上，设立荒务局掠夺土地资源，强制征收荒租，掠夺畜牧业和矿产资源，致使蒙古族传统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在回族聚居区，煽动“回汉对立”言论，散布“保护回教”的虚假口号，试图将回族塑造为“亲日群体”。拉拢西北“五马”等回民势力，削弱抗日统一战线。利用宗教活动宣扬“日回亲善”，歪曲伊斯兰教义为殖民统治服务。建立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等组织，操控回族舆论，掩盖侵略本质。日本通过一系列残酷手段策划蒙、回独立，制造“蒙古国”“回回国”等傀儡政权，逐步瓦解中国主权完整，其本质是以分裂活动削弱中国内部团结，掠夺战略资源，转移抗日力量，进而实现长期殖民统治。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唤醒少数民族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进而号召蒙汉、回汉等各族人民的团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性发展
民族平等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始终坚守的基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列宁也强调：“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做斗争，谁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民族平等的本质与重要性，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循这一原则，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钥匙。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基于这一理念，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紧密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与苏俄主张实行民族自决并推行联邦制不同，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多民族交融的历史传统与时代发展需求，没有简单照搬苏俄模式，而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之路，在始终尊重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上，最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道路，为延安时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四)民族意识觉醒与国家认同强化的历史必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逻辑，本质上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运动的必然结果。一方面，社会存在的变革使得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压力从而进一步催生了共同体意识。陕甘宁边区面临日寇侵略、经济封锁、军事围剿多重危机，构成了民族意识转型的客观基础。物资匮乏与战争威胁迫使不同民族打破传统隔阂，通过合作实现生存。这种“生死与共”的实践，将各民族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命运紧密捆绑，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抽象概念转化为生存必须。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相互交织。毛泽东基于矛盾本质深刻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民族问题，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少数民族群众打破阶级压迫链条，从被压迫阶级转化为革命主体，并深刻认识到只有团结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与自由，极大地强化了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并非被动反映社会存在，而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救亡”的革命话语嵌入民族文化叙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发走向自觉。各民族对共同体的认同转化为支持边区政权、参与抗日斗争的具体行动，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既是一条提升民族意识、强化国家认同的实践路径，更契合了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过程中逐渐凝聚起强大合力以应对革命斗争的发展趋势。
二、延安时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华民族整体性建构，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系统性地探索出一条以共同体意识凝聚为核心、制度建构为保障、人才培养为根基、文化尊重为纽带、经济文化发展为动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路径，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形态。
(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凝聚各族力量
近代以来，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则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是无从谈起的，在这一点上，国内所有各民族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摒弃前嫌，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35年《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到瓦窑堡会议确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战略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参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中华民族内部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汇聚，为抵御外敌、争取民族独立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中国共产党对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深入宣传和广泛动员，中国各族人民的力量被充分激发，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得到了空前凝聚。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力量，共同抗日图存。”中华民族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命运与共的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统一战线政策不仅汇聚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全部力量，而且将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和思想深入传播到社会各阶层和各民族之中，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进程。各民族、各社会阶层的斗争都积极地融入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之中，最终取得了各民族共同的胜利和真正的解放。
(二)开展民族区域自治探索以开辟治理新径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探索，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上的重要实践创新，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筑牢了制度根基与实践基础。这一探索历程，是在深刻反思并突破苏联民族工作模式影响的过程中逐步展开的。苏联作为首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民族工作的一些主张和政策被赋予了天然的权威性。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担心若不执行苏联的相关理念便难以彰显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另一方面又害怕民族自决可能带来的割据局面，在民族工作道路的选择上陷入了矛盾。这种矛盾促使党开始思考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工作道路，从而开启了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探索。从实践发展来看，这一探索经历了多个重要阶段。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出现了格勒得沙共和国和波巴人民共和国，这些实践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为后续的民族区域自治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西征时期，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地区自治实践的发展。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团结中华民族一致抗日成为首要任务。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一论述详尽阐明了党的民族政策，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要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后，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回民、蒙民自治区(乡)，这些实践切实保障了各民族平等的民主权利，真正实现了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不断推进，1947 年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区域自治探索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探索，不仅为团结中华民族共同抗击外敌、争取民族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其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
(三)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夯实人才基础
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民族干部的摇篮。党在延安时期深刻认识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对于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实现民族群众当家作主的重要性。1941年9月，党中央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基础上成立延安民族学院，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机构。延安民族学院在办学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举措，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奠定了坚实基础。首先，延安民族学院始终秉持民族平等，营造团结氛围。1941年，毛泽东为学院题词“团结”，成为学院发展的重要指引。学院将“平等民主、团结友爱、艰苦奋斗”定为校训，在办学过程中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开设汉语文、蒙古语文、藏语文等语言课程。同时，通过开展文艺活动、举办画展等，营造平等和谐团结的校园环境，其次，在课程安排上，延安民族学院坚持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基础上，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始终。开展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及党的民族政策教育，通过课堂讲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民族观和国家观。组织学生参与整风运动，端正学习态度、提升思想觉悟。此外，学院还讲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增强各族师生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再次，延安民族学院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原则。一方面，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要求，邀请经验丰富的革命干部讲授革命与抗战形势，让学生及时掌握革命动态与军事知识。另一方面，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组织军事训练、战地救护、行军拉练等实践课程，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学院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将劳动生产融入教学。全体师生投身大生产运动，采取个人、小组和班级生产方式，不仅渡过难关，还磨炼了学生意志。延安民族学院在办学历程中，培养了上千名少数民族干部和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走出了布赫等国家级领导人;造就了孔飞、塔拉等多位将军;培养了40多位省部级干部;培养了关起义、云晨光、赵青山等献身革命事业的烈士。”在党的领导下，学院师生到定边、城川等地参加蒙古族和回族自治地区的建设，探索与实践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积累了实践经验，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以维护文化多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筑牢思想根基。从政策指示到具体实践，党展开了一系列扎实举措。政策层面，1936年5月，党明确提出“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为尊重回族宗教信仰提供了政策保障;同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规定争取回民加入红军时，要考虑到他们如不吃猪肉等生活习惯的特殊条件，“为回民新战士应单独组成连、排或班自办伙食，开始不应阻禁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与习惯”，体现了对回民生活习惯的尊重;1938年5月，毛泽东强调“尊重蒙民风俗习惯、宗教并发扬其文化。”同年10月张闻天进一步指出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一切思想习惯，宗教道德，并发扬他们过去优良的传统”，表明党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尊重范围不断扩大;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专门列“民族主义”一章，提出尊重蒙回民族的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纳入边区的施政方针;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揭露批评国民党政府否认多民族存在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宣称中国共产党赞同孙中山民族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表明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坚定和明确。在具体实践上，党积极推动宗教场所建设。边区政府帮助回族聚居区修建了5处清真寺，其中1940年10月落成的延安清真寺意义重大，毛泽东亲笔题写寺名，朱德等领导人出席落成典礼，这体现了对回族宗教信仰的高度重视。同时，为尊重蒙古族文化，1940年7月在延安杨家湾建成了成吉思汗纪念堂，毛泽东亲笔题写“成吉思汗纪念堂”的馆名。此后还多次举行公祭成吉思汗大会，完全按照蒙族同胞习俗进行祭祀活动。此外，党还支持各类宗教活动，1943年为蒙古族委员那素滴勒盖按习俗举行祭奠，1944年天主教、基督教代表参加边区文教大会。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与具体实践，党在延安时期不仅在思想层面不断团结少数民族群众，还增强了少数民族对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协作，共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以助力民族进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作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举措，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实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通过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实践，为少数民族的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在经济领域，党制定了全方位的政策助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935年10月，党中央落脚陕北后，为争取和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出台了保障少数民族土地使用权、发展工商业、发展农牧业等政策。针对土地问题，党不仅明确规定解决过去汉人侵占蒙人土地和垦荒的问题，还对宗教用地作出具体规定，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土地权益。为促进工商业发展，党积极帮助少数民族从事运盐、打盐、贩卖牲畜等商业实践，并给予政策优惠，鼓励少数民族参与经济活动。考虑到蒙、回、维等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草原的独特生存方式，党积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业，提供技术支持和资源保障，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党秉持尊重与包容的原则，强调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应强迫他们学习汉文汉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强调中华民族由多民族构成，有辽阔的国土、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早在1936年5月，党和边区政府就提出要“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水平。” 1940 年，先后成立延安回民救国协会、蒙古文化促进会和蒙古文化陈列馆等少数民族文化组织，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平台。1941年7月4日，《解放日报》报道关中“对回民文化工作，根据实际情况，主要是提高现有两个伊斯兰学校，培养知识分子。此外将回民识字组、读报组组建起来，普及成人社教工作”，展示了党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实践。同年7月14日，在延安清真寺举行的阿訇接任典礼上，新阿訇说：“政府不仅分给回民土地，而且还帮助发展回民文化”，“也是我们回民最满意的地方”。此外，边区还通过办夜校、识字班、读报会和扫盲会等社会教育形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增强了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延安时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这一时期的探索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基础，更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深远历史价值的经验体系，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铸牢民族工作之基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三制”政权建设、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雏形构建等创新实践，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在党的坚定政治领导下，各民族力量凝聚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之下，成功实现了民族团结与共同奋斗的目标。这一历史经验深刻启示我们，在当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民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新时代背景下，要进一步完善党领导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将民族工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中统筹谋划，确保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筑牢制度保障之墙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重大制度创新，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积极探索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式确立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制度设计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又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了民主与集中、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有机统一。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方面，要确保国家法律在民族地区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民族事务治理。另一方面，要依法保障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政策，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主管理权。同时，要不断完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建设，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力，构建起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实制度屏障，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道
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重要性、国际性和复杂性，不同国家的民族问题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表现形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盲目照搬苏联等国家的民族问题解决模式，而是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以及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结成的紧密联系等国情实际，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为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和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历史实践充分证明，解决民族问题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但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一原则不能动摇。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会破坏民族团结、阻碍民族发展，必须从思想上、制度上、实践上加以防范和纠正。要持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立足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同时，要积极推动中国民族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国际传播，为全球民族问题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优越性。
(四)推动民族地区均衡繁荣共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实施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改善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一历史经验为新时代推进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推动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任务。要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充分考虑民族地区在自然条件、发展基础、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制定针对性更强、力度更大的扶持政策。加大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改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提高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为民族地区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同时，要立足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物质基础。
(五)传承弘扬民族文化共筑精神家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积极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一思想理念为新时代传承弘扬民族文化提供了重要遵循。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认识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加强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深入挖掘各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要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通过加强教育引导，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培养各族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通过舆论宣传，营造各民族团结友爱、互助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文化熏陶，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弘扬延安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结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深刻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精髓，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工作道路。这一时期的探索，不仅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团结了各少数民族群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广泛基础，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制度保障。延安时期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伟大创造力。新时代，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深刻汲取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坚持和弘扬延安精神，不断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同时，也要积极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为全球民族问题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The Historical Logic, Practical Approaches,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Xu Huibin,Yin Jie
(School of Marxism,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710000,Xi'an,Shaanxi,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reatively adva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revolutionary practices.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stemmed from strategic efforts to consolidate revolutionary bases, mobilize national solidarity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and innovatively adapt Marxist ethnic theory to China’s context. It also reflecte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awaken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strengthening state identity. By establishing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pioneering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cultivating ethnic minority cadres, respecting minority customs and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omoting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thnic regions, the CCP effectively united diverse ethnic groups. These endeavors demonstrated the vitality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and the Party’s unique wisdom in addressing ethnic issues. This period offers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and foundational theories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fostering unity and prosperity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Yan'an Period;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thnic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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