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为解析中国共产党人的延安精神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域。该理论蕴含的主体性维度、本体论规定、实践效能转化机制及其历史演进规律，构成了阐释延安精神的价值主体、生成逻辑、实践路径及其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核心哲学基础。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主体实践的产物，延安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精神创造。其内蕴的人民立场汇聚革命伟力、独立自主开辟革命道路、廉洁作风巩固政治根基、艰苦奋斗保障物质基础的实践特质，深刻印证了精神生产的现实力量。在新时代语境下，面对现代性挑战，延安精神以其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持续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不可或缺的价值指引与实践智慧，彰显了凝聚民族复兴磅礴力量的恒久精神动能。
关键词：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延安精神;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关键构成，既是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精神生产理论的思想成果，更是解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成机理的哲学密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精神生产”概念，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精神生产的本质内涵，为探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所铸就的精神谱系的形成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指引和方法论支撑。延安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标志性精神成果，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价值彰显与实践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 “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延安精神不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精神结晶，更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在中国语境下发展演进的典范形态。新时代背景下，从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哲学视野出发，深入分析并理解延安精神，不仅是实现个人价值、深化党的建设的重要路径，更是凝聚民族力量、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必然要求与理论自觉。
一、精神生产理论视域下延安精神的生成逻辑
延安精神作为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核心内容，其生成过程深刻植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沃土。基于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延安精神的生成逻辑主要体现为四重维度：精神生产的主体论逻辑确立了延安精神“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价值取向;本体论规定揭示了延安精神植根于特定社会存在的物质性基础;效能转化机制构建了延安精神由观念形态转化为现实物质力量的实践路径;历史嬗变规律则赋予了延安精神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发展特质。这四重逻辑相互关联、共同作用，构成了阐释延安精神何以生成、何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基础。
(一)精神生产主体论逻辑奠基延安精神的人民性立场
马克思揭示了精神生产的本质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这一论断既明确了精神生产的主体是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中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个人，而非抽象的观念载体。又指出这些主体的精神生产活动必然受制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关系。这种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实践出发的考察方法，不仅超越了将精神生产视为纯粹意识运动的唯心史观，也扬弃了仅从生理层面将人视为抽象存在的旧唯物主义缺陷，从而将人类特有的精神生产牢固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点。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其根本动力与实现路径都内在于人的实践活动，这构成了马克思群众史观的核心逻辑起点。基于此，马克思强调创造历史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铸就的延安精神，正是对马克思“人为主体”核心思想的深刻把握与创造性践行。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将马克思精神生产主体论革命性地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价值主体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一切政策、决策和行动都围绕着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展开，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从实践主体维度来看，党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历史发展。在延安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党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人民群众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从评价主体维度来看，党将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标准。党的工作成效、政策效果等都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评价工作好坏的重要依据。通过将人民群众置于价值主体、实践主体以及评价主体的核心立场，延安精神的价值超越了特定时空的限制。它不仅仅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产物，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永不褪色的旗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二)精神生产本体论规定构筑延安精神的物质性根基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本体论规定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命题为基石，科学揭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及其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独立性。一方面，马克思强调精神生产绝非脱离社会物质基础的纯粹意识活动，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表明精神生产是对现实生活过程的观念反映与重构。马克思进一步阐明：“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清晰地揭示了精神生产的物质性根源，指出精神生产的内容、形式与发展，归根结底受制于并反映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存在形态。另一方面，精神生产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制于社会存在，而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景中强总结到“精神生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领域或生产部门;精神生产是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原因和手段;精神生产是消除人的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矛盾，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一论述从多个维度阐释了精神生产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深刻论述了精神生产与社会物质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与不平衡性，以艺术为例，指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这表明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精神生产的发展水平既有可能超越物质生产，呈现出超前发展的态势;也可能落后于物质生产，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延安精神正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本体论规定的时代回应与实践确证。其生成与发展深植于延安时期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社会历史实践。延安精神的核心内涵正是对民族救亡图存、阶级解放诉求、根据地建设实践等“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的理论升华与价值表达。同时，延安精神在孕育、形成和成熟过程中，展现出了强大的能动作用，有效动员和组织了边区军民克服物资匮乏，极大提升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成为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延安精神的指引下，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石。同时，延安精神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在当下仍持续发挥着指引作用，引领我们不断前行。正是其深深扎根于物质基础、精准反映时代存在并能动地作用于历史发展的独特特质，赋予了延安精神历久弥新的永恒价值，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精神生产效能转化机制确立延安精神的实践性原则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深刻阐明了精神生产效能转化的内在机制，强调精神生产绝非脱离现实的抽象活动，而是必须经由实践来确证其真理性，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实践作为联结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桥梁，在精神生产效能转化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揭示了精神产品只有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才能从主观领域对象化为客观现实，实现其应有的价值。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a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一观点不仅确立了实践作为检验精神生产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更凸显了精神生产的效能最终要体现在对客观世界的现实改造力上，即精神生产只有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才真正实现了其价值。
延安精神正是马克思精神生产效能转化机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历史性呈现与生动体现。从生成基础来看，延安精神深深扎根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延安时期，面对严酷的战争环境、敌人的经济封锁以及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不仅为延安精神的孕育提供了肥沃土壤，更构成了延安精神丰富内涵的实践源泉，使其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从发展升华来看，延安精神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并升华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论。从延安时期到新时代，尽管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延安精神所蕴含丰富内涵和精神内核，始终在实践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从实践中诞生，通过实践转化为推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物质力量，并在实践中不断实现真理的升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延安精神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历程，生动诠释了马克思精神生产效能转化机制，是对这一机制最深刻的历史践行。
(四)精神生产历史嬗变规律塑造延安精神的发展性品格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深刻揭示了精神生产并非抽象、静止的孤立存在，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始终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并深刻反映时代变迁。为我们全面、系统地把握精神产品的价值内涵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既要从共时态的整体视角进行考察，又要从历时态的动态视角加以审视，以此理解精神生产内在的发展逻辑与演变规律。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这一论述表明，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形式也各不相同。必须依据不同的时代背景，系统分析精神生产的价值内涵，避免陷入抽象、一般的理解误区。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深刻阐明了精神生产是动态运动的，当社会存在发生改变时，人们的精神生产也会随之调整，要求我们立足时代发展变化，在动态的视角下正确理解精神生产的时代价值，避免以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精神生产。
正确把握延安精神的独特内涵，必须树立基于精神生产历史嬗变规律的认知框架，从变化发展的角度论证其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一方面，从历史维度来看，全面理解和把握延安精神，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延安精神诞生于延安时期这一中国革命的关键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精神结晶。它深刻反映了延安时期革命斗争的丰富内涵，是全面把握延安时期党的创新理论和实践行动的重要教科书。另一方面，延安精神并非局限于延安时期的历史范畴，而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和发展潜力。随着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变化，延安精神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时代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延安精神为指引，结合新的时代任务和实践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延安精神的理论内涵。延安精神正是基于其人民立场的根本价值取向、深植于基本国情的价值表达以及通过实践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特质，使其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
二、延安精神转化为革命实践动力的内在机理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着重强调了实践是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转化的决定性枢纽，精神生产唯有投身实践，方能彰显其改造世界的现实伟力。延安精神诞生于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在艰苦卓绝斗争中形成的集体智慧结晶。其价值不仅在于深刻的思想意蕴，更在于它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释放出的磅礴物质力量，成为推动革命胜利的核心动力。延安精神中的人民立场，是凝聚革命力量的根本基点，转化为广泛而深入的革命动员动能;独立自主的探索勇气，是开辟革命道路的锐利武器，为实践路径的探索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清正廉洁的党风本色，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障，为革命力量的巩固筑牢了根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战胜艰难险阻的强大动力，为革命实践的持续推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和精神供给。这四个方面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构成了延安精神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实践表达，使其成为驱动中国革命不断前进、战胜重重困难的核心精神引擎。
(一)人民中心立场转化革命动员动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延安精神人民性立场的集中凝练，是其转化为磅礴革命力量动员的核心基点。这一立场绝非抽象口号，而是通过切实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实践，将精神感召力转化为人民群众自觉投身革命的巨大物质力量。制度性转化体现为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立足当时农村的实际状况，创造性地推行背箱法、豆选法、画圈法、烙票法等多样化的普选形式。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艰苦环境下，这些选举形式切实保障了最广大工农群众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是人民当家作主精神在革命根据地的鲜活实践。同时，“三三制”原则在政权建设中的有效运用，打破了阶层界限，团结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层力量，使边区政权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代表性，为革命动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政策性转化突出表现为土地政策的调整与实施。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革命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运用“减租减息”政策，再到解放战争时期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党的土地政策始终以解决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为核心，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从而激发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保卫土地、保卫革命政权的根本积极性。千百万获得土地的农民踊跃参军支前，正是人民立场转化为强大革命动员力量的有力证明。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深刻揭示了人民中心立场作为革命力量源泉的真理。
(二)独立自主原则支撑实践路径探索
延安精神中所蕴含的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打破封锁、开辟革命新天地的关键精神支柱，为在深刻把握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革命实践路径提供了根本指引。这一原则贯穿于思想、经济、政治与军事等多个领域，成为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前进的核心动力。思想路径的独立自主以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性实践。这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核心任务正是破除党内长期存在的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迷信。通过系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党实现了思想上的空前统一，使广大党员干部摆脱了“唯书唯上”的思想束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获得了依据中国具体国情独立探索革命道路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勇气。经济路径的独立自主在南泥湾垦荒中得到了史诗般地展现。面对国民党严密封锁造成的边区生存危机，八路军三五九旅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毅然奔赴荆棘遍野的南泥湾。官兵一手持枪保卫边区，一手挥镐垦荒种地，短短数年将荒芜之地变为“陕北好江南”。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仅缓解了边区的物质困境，更锻造了不依赖外援、依靠自身力量战胜困难的坚定意志和能力。政治与军事路径的独立自主则体现在精兵简政、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成熟运用上。党根据根据地实际承受能力，果断精简机构与人员，提高效能;在军事上，彻底摒弃了不符合国情的阵地战思维，创造性地发展出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战略战术。正是这种基于独立自主原则的实践探索，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不仅生存下来，更获得了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
(三)党风廉政建设保障革命力量巩固
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是延安精神最为鲜明的底色，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赢得民心、凝聚力量、巩固革命队伍的根本要求。领袖的率先垂范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发挥了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穿着打补丁的衣物;朱德总司令亲自开荒种菜;周恩来手臂受伤仍坚持纺线。领袖们身体力行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光辉榜样，成为无声而最有力的道德律令。制度性约束与纪律刚性是廉洁政治的根本保障。边区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法规，对贪污腐败行为施以严厉惩处。1937年红军将领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女学生一案，成为党纪严于国法的典型例证。尽管黄克功立有战功，但边区高等法院仍依据法律判处其死刑。毛泽东在致雷经天的信中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此案的处理，彰显了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纯洁了革命队伍。民主监督机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45年，毛泽东在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问题时，自信且坚定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边区政权积极践行这一理念，实行广泛的民主选举。同时，倡导人民群众通过报刊、会议等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精兵简政”著名提案即由无党派人士李鼎铭在边区参议会上提出并被采纳。这种开放、透明的民主监督机制，有效遏制了官僚主义和腐败滋生。正是这种由精神感召、制度约束和民主监督共同构筑的廉政防线，使党和边区政府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保持了高度的纯洁性与强大的凝聚力，赢得了人民群众“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由衷赞誉和坚定拥护，成为革命力量不断巩固壮大的坚实根基。
(四)艰苦奋斗精神反哺革命实践供给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仅是应对困境的态度，更在极端恶劣的物质条件下，直接转化为维系和滋养革命实践的物质与精神双重供给，展现了精神力量反哺物质存在的辩证力量。物资匮乏下的生产自救是其最直接的转化形式。大生产运动是这一精神的伟大实践。上至党的领袖、下至普通士兵和机关学校人员，全部投入生产劳动。毛泽东在杨家岭开荒种菜，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背筐拾粪积肥。军队、机关、学校纷纷开垦荒地，兴办农场、作坊。其中，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的大规模生产活动，实现了粮食、经费的自给自足，在几乎断绝外援的艰难处境下，成功解决了边区军民的生存问题，为持久抗战和革命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精神意志的淬炼与升华是艰苦奋斗精神更深层的供给。艰苦卓绝的环境成为锻造革命者坚定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的熔炉。住窑洞、吃小米、穿粗布的物资匮乏，非但没有压垮革命者的斗志，反而磨砺了其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抗日军政大学在露天上课，学员以膝盖为桌;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在简陋条件下创作出鼓舞人心的作品;科学家们在土窑洞里坚持科研。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乐观主义，在艰苦的环境中蓬勃生长，成为支撑军民战胜一切困难、坚信革命必胜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内生动力。节约增效的制度文化是艰苦奋斗精神实现可持续供给的保障。“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这一理念成为边区普遍共识和制度要求。精兵简政政策大幅缩减了财政负担，提高了行政效率;严格的供给机制保障了基本公平，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的分配;反对铺张浪费成为全体军民的自觉行动。这种由艰苦奋斗精神孕育出的高效、节约的制度文化，最大限度地优化了极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实现了精神动能向可持续物质保障的有效转化。
三、延安精神破解现代性困境的当代价值
延安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中国化的典范，其价值绝非囿于历史记忆，更在于为破解当代人类面临的现代性困境提供了深刻的中国智慧与精神方案。在资本逻辑扩张、技术理性僭越、价值共识弱化、文明冲突加剧的全球化时代，延安精神所蕴含的人民性立场、实践性品格、自主性追求与崇高性理想，恰恰构成了一剂祛除现代性痼疾的良药。它以其超越时空的生命力，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引领与实践启迪。
(一)以延安精神的价值底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当代社会，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深度渗透并宰制着人们的生活，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精神危机。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不断诱发人们的物欲膨胀，使人们陷入对物质财富的盲目追逐;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导致人们的价值迷失，将一切事物都简化为可计算、可利用的工具，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和价值追求;虚拟生存的日益普及，加剧了人们的精神空虚，使人们在虚拟世界中迷失自我，陷入“躺平”“佛系”等消极心态。这些现象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若精神生产在价值层面出现“扭曲”，长此以往，必将危及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走向。
景中强指出“精神生产是社会主义或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精神生产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通过论述“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表明人的意识活动是人的本质所在，也是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达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非抽象的、脱离现实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积极的社会实践和精神追求得以实现的。延安精神正是对抗当下精神异化、重塑人的主体性的强大价值资源。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直指人的社会性本质与价值实现的核心。人是社会性动物，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和社会实践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通过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实践确证生命意义，超越了狭隘的利己主义与物欲追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则是对抗精神懈怠、培育积极进取人生态度的锐利武器。它倡导在克服困难、创造价值的劳动实践中实现自我超越，赋予个体以尊严感与成就感，有效抵制“躺平”心态的侵蚀。延安时期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当个体将自身发展融入民族解放和人民福祉的伟大事业时，便能激发出最深沉、最持久的生命动能，在艰苦奋斗中实现精神的升华与人格的完善。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引导人们在投身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摆脱物欲与虚无的桎梏，重建精神家园，实现自己的价值，最终走向马克思所展望的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境界。
(二)以延安精神的政治自觉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西方现代化道路在其发展历程中，深深烙印着资本扩张的内在逻辑与殖民霸权的历史印记。这种以资本逐利为核心、通过对外殖民掠夺实现原始积累的现代化模式，不仅难以成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普世模式，而且在当今时代日益暴露出深刻的矛盾与危机。探索一条既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又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特道路，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时代课题。在此背景下，探索一条既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又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特道路，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时代课题。
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根本政治遵循和方法论指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核心要义之一，要求在新时代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确保中国现代化航船不偏离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初心的政治基石。延安时期确立的党对革命事业的绝对领导，是革命成功的根本保证;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则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根本政治前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赋予我们探索新路的巨大勇气和科学态度。它要求我们如延安时期破除教条主义束缚一样，坚决摒弃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移植，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实际、回应人民需求的必然选择。延安精神启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关键在于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定力与立足国情、勇于探索的实践智慧完美结合。
(三)以延安精神的内生要求深化党的自我革命
在当今时代，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交织，以及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与严峻性并存。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成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已然成为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征程中，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然要求。
延安时期，党锻造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其背后蕴含着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深刻自觉。这一时期的宝贵经验，为新时代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提供了珍贵的历史镜鉴与强大的内生动力。其一，以人民为中心深化作风建设。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在自我革命的过程中，要时刻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继承和发扬“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其二，永葆艰苦奋斗政治本色。面对长期执政的考验，必须时刻牢记“两个务必”，将艰苦奋斗精神融入血脉，抵制特权思想和行为，保持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定力。其三，强化纪律刚性约束。纪律是党的生命线，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要汲取延安时期“黄克功案”等严明法纪的历史经验，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其四，构建完善的监督体系。要发扬延安民主监督精神，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强化党内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延安精神昭示，党的自我革命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决心，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其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以延安精神的民族智慧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这揭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即各民族文明在相互交流与碰撞中实现共同发展。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技术至上倾向长期压抑了人文精神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成就，但也助长了人类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主义不断扩张。信息技术本应成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与理解的桥梁，但现实却是，它非但没有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与误解，反而在某些方面制造了更深的鸿沟，加剧了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立。
在此背景下，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时代的迫切需求。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熔铸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精神标识，蕴含着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逻辑的普遍价值，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独特的东方智慧。延安精神的核心价值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普遍意义：其一，人民至上理念为构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价值基石，区别于资本至上的西方逻辑。其二，独立自主原则倡导各文明基于自身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探索发展道路，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强加于人的单一模式，为世界多极化文明格局奠定思想基础。其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后发国家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振兴、打破依附性发展困境提供了精神动力和路径启示。其四，追求和平正义的实践是延安精神的重要体现。延安时期，作出了巨大贡献，其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思想资源。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局部冲突和战争不断，贫富差距、环境问题等全球性挑战也日益严峻。延安精神所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导向。延安精神所彰显的将民族解放与人类进步事业相统一的历史担当，启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真正的文明新形态必然是各民族优秀文化在平等对话中交融互鉴的成果。弘扬延安精神，旨在向国际社会彰显一条摒弃零和博弈思维、秉持合作共赢理念的文明发展全新路径，为人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共同缔造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结语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延安精神作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伟大精神，对其在新时代的赓续与弘扬，要在科学历史观指引下规避双重迷思：既不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否定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不能将其束之高阁，仅仅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进行简单回顾。而是要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树立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的历史观，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中，系统把握其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不仅要深入开掘延安精神的丰厚历史内涵，更需立足当下实践，以主体创造性不断开辟精神生产新境界。使延安精神在回应时代课题中焕发恒久生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提供不竭的思想旗帜、精神引擎，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3] 习近平.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0-04-24( 01) .
[14] 景中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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