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日寇侵占、掠夺大同煤炭资源,残酷迫害劳工,大同煤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直至胜利。这段艰苦岁月蕴含了大同煤矿工人的苦难屈辱记忆、抗战御敌记忆、奋斗自强记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梳理、构建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并从文本符号、仪式操演、纪念空间等角度探索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的传承,有助于丰富大同煤矿史研究面向,再现大同煤矿工人在日寇铁蹄下的抗争,以期对发掘其在抗战史中的价值贡献有所裨益。
关键词:抗日战争;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纪念空间;记忆传承
“集体记忆”概念由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倡,即“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的传承则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1]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框架,记录着群体成员的社会需要与社会期望,并共享过往的社会情感与社会认知,作为跨学科概念,学界对其多有关注与阐释。
集体记忆具有社会性、选择性、系统性等特点[2],它是对历史的再解读,能够丰富群体情感依托形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与未来的脉络。王明珂认为记忆作为集体行为,社会公众通过集体记忆来维护群体的延续[3],可见集体记忆发挥着沟通过去、当下与未来,维系群体边界双纽带作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亦有此功能,担当唤起大同煤矿工人的集体记忆,并对该集体记忆在当下社会框架中进行整合、固化、刻写为新的集体记忆,进而实现传承。“过往与当下之间的延续和断裂是贯穿集体记忆研究的一条核心线索”[4],大同煤矿工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拥有不同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在生成的同时也在选择性地遗忘,对“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的传承,既呈现了大同煤矿史的苦难,也是为抗战史这一宏大叙事做注脚。
一、大同煤矿的苦难史
大同煤矿是中国乃至世界工业的“细粮”,以出产优质煤矿著称于世。日寇对大同煤矿久蓄侵占之意,曾多次以调查、考察之名义,对大同地区的煤矿储量、布局等进行秘密调查。自1937年始,大同煤矿被日寇侵占,期间掠夺煤炭1400多万吨,6万多名矿工被迫害致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宣称大同煤矿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主要燃料基地”,将其视为华北地区开发的中心目标,继而从临近省区或抓或骗5000多名矿工进行开采。日军为了快速掠夺煤矿资源,不断追加投资、增加矿井,并建立炸药制造厂,1943年掠夺煤炭资源高达227.28万吨,获益592万元[5],故对大同煤矿投资由4000万日元追加到1.2亿日元,远超其在华北开发公司、满铁等投资金额[6],足见日寇对大同煤矿侵略之疯狂。
日本侵略者为了疯狂掠夺煤炭资源,实现所谓的增产,建立了残酷的劳动管理制度,延长劳动时间、剥削休息时间增加煤炭产量,将工资改为发放“引换证”,仅能在矿厂内交易,劳工集体住在一个平房内,毫无人身自由,“以人换煤”政策使劳工挣扎在饥饿线上。直至1949年5月,解放军在党中央领导下解放大同,大同煤矿工人随之迎来解放。
二、大同煤矿工人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通过共同的历史经验形成。”[7]大同煤矿工人受暴日奴役近8年之久,蕴含的苦难屈辱记忆、抗战御敌记忆、奋斗自强记忆等是对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的整合与构建,对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的传承有重要作用。
(一)苦难屈辱记忆
日寇侵占大同煤矿后,实施一系列野蛮统治,大同煤矿工人陷入日军铁蹄之下。自此,苦难屈辱记忆成为大同煤矿工人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
“以人换煤”的血腥掠夺政策不断榨取矿工的血汗,矿工生命毫无保障构成大同煤矿工人的苦难屈辱记忆的核心叙事。为加快出煤量,日军成立“大同炭矿株式会社”,以期使大同成为日本战后资源储备库。在血腥政策下,大批劳工被压榨致死,一息尚存者因丧失劳动力亦被遗弃。日军只追求利益最大化,不顾及矿井结构安全,逼迫劳工下井开采,矿井支护无保障导致矿洞经常塌落,成批矿工被活埋。日寇强迫工人冒死作业,在水深过膝的环境中,强迫工人涉水背煤,“工人每天在井下劳作十二小时以上,而在‘努力出煤日’这一天,要劳动二十多个小时。鬼子还常常用‘赶煤’的方法,就是头天出了几车煤,第二天一定要工人赶上或超过头天出的煤,这样,大大延长了工作时间,加大了劳动强度”[8],在如此高压劳作下,很多矿工患上了矽肺病,工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日寇采取极端法西斯手段大同煤矿实施严苛军事化管理,工人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日寇先后成立宪兵队、矿警队和督察队监视矿工,建立分级管理人员队伍,各矿口设立大小把头、工头、监工等,把矿工紧紧拴在劳作链条上。日本监工手持榔头、皮鞭等刑具,对矿工实施各种酷刑,矿工劳工不能停歇,甚至直直腰亦会换来监工的毒打,矿工口传矿谣:
一身窑衣脏又烂,半截裤腿裆烂完,
寒冬腊月冻得抖,围在身上不挡寒,
下井它能顶窑衣(工作服),黑夜睡觉算褥毡,
把头鞭打衣更烂,结成血痂硬板板。[9]
一批批矿工有来无回,侥幸存活的非残即伤,被抓、骗到大同煤矿的劳工无力逃出日寇魔窟。
尸骨累累的“万人坑”是大同煤矿苦难屈辱记忆的铁证。大同煤矿在日军占领期间,“近6万多名矿工……被抛尸于荒郊野外,河滩山谷和废弃矿井中”。[10]大同煤矿当时存有多少“万人坑”,现已很难统计确切数据,煤峪口矿南沟的“万人坑”是现存比较完整的一处历史遗址。1966年底,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对煤峪口矿“万人坑”进行调查、发掘清理及尸骸鉴定,这些尸骸生前的状态犹能看到,有的挣扎向前伸出手臂,有的被铁丝束缚全身,扭曲变形的尸骨再现了当时的荼毒景象。除“万人坑”外,日本侵略者虐杀无辜矿工的方式还有烧人场。1942年夏,罕见的瘟疫席卷了矿区,瘟疫肆虐无药可医。轻症被拉去“隔离所”观察,卧病在床一息尚存的矿工直接被用铁丝绑上拉去烧人场烧掉。随着传染病不断蔓延,甚至只要日军认为患病的,都被拉去烧死。
苦难屈辱记忆还包括对矿工无休止的精神摧残。日寇在矿场附近开设烟馆、赌场、康乐园(妓院),以此摧残矿工精神意志,每次下井会给矿工两片大烟,在毒品的摧残下矿工很快就形容枯槁。据生还者迟长顺控诉:其父亲在矿地做工,日本人每日发大烟,工资全部用来吸大烟,两年多与家人无通信,家里生活相当困难。赌场里监工还把钱借给矿工,引诱其赌博,导致矿工负债累累,只能拼命劳作,且工资远不及还债,很快身体就垮了。日本侵略者使用暴力镇压矿工,又用鸦片、赌博、妓院腐蚀麻痹之,大同煤矿工人在身心方面受到巨大的摧残。
(二)抗战御敌记忆
日寇侵略大同煤矿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矿工进行勇猛无畏的反抗斗争,劳工们始终以各种方式与敌周旋,抗战御敌记忆贯穿始终。
“逃出虎口”是大同煤矿工人抗战御敌记忆之一。在日军横暴统治下,“矿工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之中,缺衣少食,备受欺凌。”[11]矿工们不甘忍受日寇的奴役与压榨,冒险出逃,许多未逃跑成功的矿工惨遭日寇杀害。1942年夏,传染病在大同矿区忻州窑迅速扩散,忻州窑的矿工及家属成批被枪杀、烧死,矿工们每天都在寻求逃出魔爪的机会。矿区的党组织分析了战略情况,安排了周密部署,决定拯救这批饱受苦害的劳工,通过与当地老矿工及被抓骗来的矿工取得联系,确定具体的逃跑时间、路线。这批劳工听说矿上的共产党、工人兄弟前来相助,感动得落下眼泪。
阻挠日寇掠夺煤炭资源是大同煤矿工人又一抗战御敌记忆。山西作为华北抗战的中心区域,“敌我今日在山西的争夺战,是华北生死存亡关头”[12],大同作为山西煤矿储藏的中心区域,战略地位尤为重要。针对侵略者强取豪夺,党组织提出“不给鬼子出煤”的斗争口号。劳工们积极响应号召,采取措施阻挠日军的掠夺。矿工们一则有组织地进行怠工,矿工们下井后“磨洋工”,将打煤的炮眼打浅,出煤量大大下降。日寇发现矿工怠工后,要求每人下井至少出三吨煤矿,矿工就将矸石与煤炭混在一起,既完成了任务,又降低了煤矿的质量;一则是破坏矿井的机器设备,矿工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有计划地破坏矿井设备,在出煤主井制造事故破坏井筒,制造井下火药库爆炸等,成功延宕了煤矿生产[13],矿工还积极偷炸药配合八路军炸断同泉铁路铁轨,致使矿区停工两月有余。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同煤矿工人把一座座暗无天日的矿井煤窑,变成了抗日的前沿阵地,带领广大劳工反掠夺、反迫害,有歌谣歌颂矿工们抗战御敌事迹:
不怕杀来不怕烧,鬼子来时下煤窑。
鬼子少时出窑打,鬼子多时我睡觉。
煤窑藏得铁军在,抗日红旗永不倒。[14]
在八路军与矿区人民的合力打击中,日寇的掠夺计划得以有效拖延,“对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重大的意义”。[15]
(三)奋斗自强记忆
大同煤矿工人虽身处敌营,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他们通过提高文化教育、改善经济、军事动员等措施,将奋斗自强融入集体行为中,凝聚为大同煤矿工人的奋斗自强记忆。
矿工的文化教育难题是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抗战期间,煤矿工人文化水准偏低,甚至负责工作的一些干部,也鲜有识读能力,“抗战以前,识字的矿工简直是沙里淘金,是罕有的事”。[16]为了提高群众抗战情绪,建立抗日根据地,必须开展群众政治文化水平提升工作[17]。党组织帮助建立工救会,积极开展教育宣传,通过组织矿工学习文化、张贴标语等形式对工人们进行文化教育。工人们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工人们明白抗日的重要意义,争相打听抗战局势,从对文化教育漠不关心、对政治知识无动于衷,转变为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抗战事业。
改善经济是奋斗自强记忆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矿工开展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活动来摆脱生活困苦的境遇,通过斗争提高劳动工资、改善工作环境来优化广大矿工的生活条件,维护劳工的切身权益以支持打持久战。“中共地下工作者抓住有利时机,领导煤矿工人……开展反剥削、反迫害的罢工运动,争得日军不打骂工人、不克扣工人出煤量、给工人发放过冬棉衣的条件。”[18]中国共产党在改善矿工经济的同时,多方位考虑工人切身需求。矿工们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信任,加入反抗与革命的队伍不断壮大。
奋斗自强记忆还应包括军事动员。山西“牺盟会”宣传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压迫,同时提出抗日口号,激起了大同矿工要奋斗自强。在矿区党组织帮助下,先后成立矿工武装抗日游击队、个人自卫队,亲身经历苦难的游击队员表示:“许多人对日本人的来到仅仅是冷眼旁观……现在他们知道了日本占领的意义,他们已在战斗”,[19]大同地区的矿工挖战壕、修工事,拿起枪杆反抗日寇的侵略。1940年日军将主力转向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猛烈扫荡,不断牺牲的同胞更加激起了矿工们的反抗,“日军的进攻,特别是日军的残暴,是我们动员组织群众最好的资料。”[20]武装起来的煤矿工人学习八路军的游击策略,在自强不息中奋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三、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的传承
大同煤矿经历日寇侵占多年,数以万计劳工被迫害致死,这段“民族血泪”在当下却鲜有人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消逝的隐忧。“个体的艰苦通常是以具体事件的形式被讲述和记忆的,但共同的经历使个体化的、事件性的艰苦抽象化为一种群体的苦感,抗战文艺、纪念活动等多种形式将这种苦感提升为一种国家的苦难”[21],大同煤矿工人记忆并非孤立叙事,而是抗战记忆一部,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有必要纳入宏大的抗战记忆叙事框架,更好地实现记忆传承,发挥其应有价值。集体记忆以符号为载体实现代际传承,“自发的记忆不再存在,应该创建档案,应该维持周年纪念活动、组织庆典、发表葬礼演讲、对文件进行公证”[22]。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的传承需与遗忘进行争斗,通过文本符号建构、仪式纪念操演、纪念空间数字化等,建构并传承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
(一)文本符号传承
文字是记忆的重要载体与媒介,它 “为个体和集体记忆提供了外在的存储方式”[23],作为记忆载体,应加强对文本史料的整理与保护,搜集整理新的文字记载、口述史料、影视资料等充实文本库,实现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的建构。
日军惨无人道的侵略,使得文本多有流失,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大同矿务局矿史党史征编办公室等研究机构的仔细爬梳下,大同煤矿的文献资料得到保存,使其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如“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搜集整理了大量历史资料,编撰出《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一书,通过收集和查阅口述史、回忆录、信件、山西抗日研究的史料文章等文本资料,期间为幸存者进行受害诉讼材料申请、建立个人档案,来记录这段惨痛的集体记忆。研究会内查外调,寻得日本《大同炭矿株式会社统计月报》资料,该资料详细记录了当年大同煤矿在册人数以及出勤、招工、工伤的详细记录,是日寇罪行之铁证。《大同煤矿史(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山西省图书馆、抚顺矿务局档案室等单位的大量文献史料于1989年成书,内容囊括了至大同解放的相关史实,弥补大同煤炭历史资料的不足,通过史志汇编可以更加准确全面了解大同煤矿史,亦是通过文本符号对集体记忆的传承。
符号作为记忆载体,“其信息的记录、建构、沉淀与凝结是一个相互渗透与交织的有机整体”,[24]具有动态传播功能。抗战期间史料的保存遭受挑战,口述史料成为集体记忆传承的重要补充。“在战争亲历者接连逝去、战争记忆不断风化之际,证言书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战争证言”,[25]实现记忆传承。口述史料作为文本符号的一种,通过广泛记录采访抗战亲历者,获取宝贵的口述史料,为煤矿史研究补充新的史料素材,助力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建构。研究会在矿区文体广行局配合下整理编辑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同矿工口述实录》一书,记录了在抗日期间161位老矿工的口述史料,他们口述自己在“日据”大同煤矿时期的亲身经历,为大同煤矿史及煤矿工人集体记忆建构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本史料。
影视剧作也是文本符号的一种。通过影视媒介进行传播,“使得记忆空间在最大程度上重现,在影视剧构筑的空间之外形成一种延展和张力”,[26]勾连过往与当下。《探索·发现》栏目通过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通过对山西大同煤峪口的两个隐藏有矿工遗骨山洞的发掘整理,寻访幸存劳工及家属,完整地溯源了大同煤矿在“日据”期间被疯狂掠夺的情形和日寇对大同煤矿劳工进行的残酷压榨,最终推出了三集纪录片《大同煤矿遗骨调查》,以影视作品为载体,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大同煤矿工人的悲惨遭遇,及对日寇不屈不挠的抗争,使受众了解大同煤矿工人的血泪史,唤起集体记忆,在情感共鸣中实现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的传承。
(二)仪式纪念传承
仪式操演与纪念活动作为激发情感共鸣、唤醒集体记忆的措施,是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传承的另一途径。学术研讨、研学旅游、团队拜谒等本身即带有纪念与操演双重寓意,通过仪式活动扩大传播范围,是实现集体记忆传承的有效方式。
纪念仪式不单是追忆前人、回溯过往的传承方式,同时对再现与建构历史记忆具有有效作用。[27]通过开展研究会、组织研学等形式来缅怀先烈、铭记苦难记忆。在当今信息时代,仪式的传承能使唤醒集体记忆,增强情境共鸣。组织召开研究会是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传承的学术媒介,2003年“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成立,正值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8周年,通过不断寻找、发掘抗日战争时期遭受日本侵略者残害的人证、物证,对所查事实进行知识考古,致力于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大同煤矿的滔天罪行。
组织研学、拜谒走访,传播广度大、传播方式多元,利于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在大众范围内传播。大同煤矿第一中学校集团校高中部团委、北校区团委组织组织学生参观大同博物馆,感受古都大同的发展历程,了解抗日期间的苦难与奋斗。2004年“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被列为为山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红色爱国教育基地,在游学中使受众聚焦这段惨痛的历史,激发受众的情感力量,使单独的个体在仪式纪念中激活集体情感,更好的传承大同煤矿所承载的集体记忆。亦有多国友人前往万人坑遗址,沉痛悼念死难矿工,其中日本国铁合唱团多次前往大同“万人坑”展览馆,悼念被日本侵略者所迫害的死难者。集体记忆的物质外化是仪式纪念的重要形式,展览馆中藏有日本送往大同的慰灵牌,各界人士以多种形式的纪念参与其中,而每一次纪念亦是对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的反复操演,最终在达到强化集体记忆的同时,实现集体记忆的传承。
(三)纪念空间传承
“纪念空间是为纪念某个人物、某种事件而设置的特定场所,这种场所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28],它是情感延续与记忆传承的有效途径,大同煤矿抗战期间的历史遗迹已缺损严重,对原有遗址开展维护工作仍有其现实意义。如何将残缺的纪念空间修复归整,如何扩展纪念空间对集体记忆传承的广度,如何让纪念空间乘信息时代快车实现数字化、赛博化,这是对纪念空间集体记忆可塑性的现实思考。
学者对“日据”时期修建的的劳工大房、隔离所、“万人坑”等场所进行考证,确定其具体场域所在,以确保这些遗址作为“记忆之场”能够保存集体记忆,并且在特定时空内可以随时唤醒集体记忆。“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 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 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29]纪念碑及纪念馆在原址基础上的维修复原工作亦是必要的,它们可以更好地唤起身处“记忆之场”内的参观者对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的认知,从而形成情感共鸣,发挥其保存传承集体记忆的功能。另外,在纪念空间上通过展览厅、折板式廊道、多媒体演示厅、“万人坑”悼念厅、无字碑林等数字化技术进行集体记忆编码,将大同煤矿工人所经受的苦难遭遇融入纪念空间建设中,使受众步入纪念空间中,能够准确地按照纪念空间的特定“叙事”,解码其所蕴藏的集体记忆。作为承载集体记忆的场域,纪念空间具有跨越时空界限的功能,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作为少数保存较为完好的遗址空间,应从“纪念空间”的角度进行更充分的建设,纪念馆内除现有展示外,还应添加文化创意,举行铭记历史讲演,进行文创设计大赛、舞台剧创作等,赋予大同煤矿集体记忆新活力。
数字化、赛博化是重要的虚拟“纪念空间”。通过网络大数据、AR\VR沉浸式体验、3D打印修复等技术,借助人工智能进行叙事创新,通过情景再现还原历史情境。“打卡”作为一种新兴的在线传播,在赛博化的网络空间形态中,通过打卡将所在场域将虚拟空间与真实空间相融合,个体空间与集体空间相转化[30],“打卡”这一媒介实践以大同煤矿“万人坑”展览馆为“记忆之场”,通过与数字化场景互动,“感受和把握角色的情绪记忆,可以更为精准地揭示角色所承载的创伤”,[31]形成情感共鸣,加深受众对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的认知。作为一种记忆的数字化形态,顺应信息时代发展趋势,更好的激发出纪念空间对大同煤矿集体记忆的能动叙事。数字化技术支持搭建虚拟平台,“在新的记忆互动装置中,人们的记忆生成有赖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空间等的互动过程”,[32]信息化社会是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契机,展览馆应借鉴其他纪念馆的“互联网+”模式,通过入驻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创建微信公众号,开通微博账号,直播讲解历史等线上传播方式,拓宽与网络受众的互动渠道,使数字技术赋能集体记忆保存、传承。
大同煤矿工人在日军侵占期间,在肉体与精神双重折磨下英勇抗战、保家卫国,为抗战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符号。在信息时代,相较于同样作为国家苦难记忆的“南京大屠杀记忆”,民众对大同煤矿死难劳工的悲惨历史依旧知之甚少。作为过去与当下的记忆链接,梳理大同煤矿工人的苦难屈辱记忆、抗战御敌记忆、奋斗自强记忆,通过文本符号、仪式纪念、纪念空间进行记忆传承,对于大同煤矿史及煤矿工人集体记忆历史书写大有裨益,而在当下如何深描、传承大同煤矿工人集体记忆,发掘其背后的抗战精神,丰富抗战记忆史仍值得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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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llective memory of Datong coal miners
CHEN Penglin WANG Qingchun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Kashi University, Kashi 844000, Xinjiang, China
College of Marxism,Xi an Traffic Engineering University,Xi an 710000,China)
Abstract:In 1937, the Japanese invaded and plundered Datong's coal resources and brutally persecuted worker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Datong coal miners began a tough struggle until victory. This period of hard time contains the Datong coal miners suffering humiliation memory, resistance against the enemy memory, struggle memory, is a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Sorting out and construct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Datong coal mine workers, and exploring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Datong coal mi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xt symbols, ritual rehearsal, memorial space, etc, will help to enrich the research aspects of Datong coal mine history, reproduce the struggle of Datong coal mines under the iron hands of the Japanese invaders, and contribute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ir value contribution in the history of anti-war.
Key words:Anti-Japanese War;Datong coal miners;Collective Memory;Memorial space;Inheritance of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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