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父亲最自豪打过日本鬼子
来源：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 文/朱文科   2025-07-21 16:50:30

　　童年时期，我便听到母亲和湾里的长辈们讲，父亲未满十六岁就去了国民党部队当兵，打过日本鬼子。然而，父亲把这段光荣往事埋在心底，从不跟我们提起。长大成人后，得知父亲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总算理解他对此事讳莫如深的原因。直到2015年夏季的一天，耒阳市民政局领导带着《潇湘晨报》记者来到我家采访父亲，颁发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勋章，方知父亲参加过长衡会战。

　　父亲朱显琪生于民国十七年(1928)农历四月初四，有兄弟姊妹七人，他是满子。祖父在地主家做长工，祖母节衣缩食把几个子女带大。俗话讲，娘伢父母疼满崽，爷爷奶奶疼头孙。父亲却没有享受到特别的爱。由于家境贫寒，父亲从没上过学堂，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五岁学做家务，七八岁就放牛、砍柴、割猪草，十一岁起挑煤炭，十四岁随大人去粤北坪石镇挑盐。往返八百里，去时七天，来时八天，刚好半个月，所谓“七去八回”、“下七八上”。父亲在苦水中泡大，锻炼出强健体魄。当时，山河破碎，日寇铁蹄踏遍大半个中国。大伯朱显义是地下党员，参加过湘南起义，后来跟随谷子元跑到坪石，以做木工为名打游击，遭到伪政府的通缉。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大伯跟着谷子元回到耒阳，恢复地方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战救亡宣传。一年后，陈楚芳和罗冬开叛变，把大伯枪决于刘家坳(新中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祖母得知噩耗，昏厥在地，常常在半夜撕心裂肺的哀鸣，给父亲心中埋下国恨家仇。

　　抗日打得很苦，国军和八路军、新四军都伤亡大。国民党开始抽壮丁，所谓“五丁抽二、三丁抽一”，强迫青壮年当兵。为此，二伯朱显理、四伯朱显珍躲避在五岭山区做工。三伯朱显文被送到部队，中途巧妙逃脱。保长朱文七很生气。那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晚上，父亲与堂兄显疏在李家湾看影子戏，朱文七带人用箩绳把他俩捆到大义乡公所(国民政府征兵派粮)，强迫去当兵。乡长见父亲只有十五岁半，个子单瘦，担心部队不肯要，便想敲诈钱财，托保长朱文七带话给我祖父母：“显琪年纪还小，不想让他去前线送死的话，你们家里出钱买出来。”父亲想到小日本占大半个中国，一旦亡国哪有我们的家，不如去当兵，一则减轻家里经济负担，二则报效国家。就这样，父亲被送到耒阳灶市西横街新兵驻地。体检的时候，父亲故意踮起脚。刘连长惊讶地问他：“别人都是巴不得不去当兵，看你的表现还想去当兵，怎么回事?”父亲坦言相告：“长官，我想当兵打日本鬼子。我怕你们嫌弃我年纪小，不肯要我。”刘连长摸了摸父亲的脑袋，夸他觉悟高。

　　父亲他们这批新兵在耒阳灶市街参加集训。每日训练队列、投弹、瞄准，还讲抗日形势和大道理。父亲年纪最小，个子不矮，有一米六五，且机灵。刘连长很喜欢他。刘连长大名刘百顺，是岳阳人，说话的乡音很重。当时，耒阳是临时省会，省政府迁来四年多，城区和郊外遍布军政机关、文化教育卫生机构，还有很多部队。父亲一辈子都记得耒阳县城的繁华景象：“有六个军驻扎在耒阳周围，从县城到水东江到灶市街，到处都是迁过来的机关单位，有很多报社、广播站，还有几个印刷厂。有个部队驻扎在火车站，附近有个人气很旺的歌舞厅，一个很著名的歌星在那里表演，每天晚上车来车往人来人往。我们几个小兵想进去看一看都被门口的人拦住不让进，非得是达官贵人才行，至少也要是团长以上级别的。”

　　两个多月后，前方战事吃紧，父亲他们提前结束集训，连夜坐火车开拔长沙。据说，上面原本计划把他们这批新兵送往云南，突然接到通知就地编入了长沙的驻军，要保卫长沙。新兵们听说要打仗，心底感到害怕。刘连长和负责政宣的指导员就在火车上讲抗日道理。刘连长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不要怕流血牺牲，在战场要勇敢，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次日中午，他们从长沙下火车，全部在中山路宿营。那时的长沙经过三次会战，破坏严重，百业萧条。虽然临时省会五年前就迁移到耒阳县城，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仍然坐镇在长沙指挥部队，防范日军卷土重来。遗憾的是，《潇湘晨报》记者慕名采访父亲时，老人家记忆模糊，记不清部队的准确番号，只记他们这批新兵在过完春节后被编成军需连。父亲说：“我们是85军11师，师长姓肖，营长姓郑，连长刘百顺。我们在浏阳打仗送军火，在南昌接受日本投降。”父亲因为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文革”时期挨过整，受过批斗。

　　父亲病逝后，我多方查阅史料，发现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5军参加过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来调至安徽阜阳。参加长衡会战的是第58军。军长鲁道源，云南昌宁县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十三期，抗日名将，战功卓著。所辖的新编11师师长名叫萧本元，字士先，云南祥云人，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五期步兵科毕业，参加过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和常德会战、长衡会战。1944年4月，萧本元任陆军第58军新编第11师师长，从江西宜春调到浏阳，参加长衡会战。父亲就是这个时候转移到浏阳，编入新编11师30团二营军需连。部队驻地在南市街。父亲生前多次提起“我们是85军11师，师长姓肖，营长姓郑，连长刘百顺。我们在浏阳打仗送军火，在南昌接受日本投降。”其实是把58军记错成85军。

　　日寇调兵遣将，谋划第四次进攻长沙(因这次战争范围扩大到衡阳，史称长衡会战)。日寇吸取前三次攻打长沙败于薛岳“天炉战法”的教训，采取新的战法，以五个师团为第一线兵团，分三路沿湘江两岸进攻长沙、衡阳：中路两个师团沿岳阳至衡阳铁路及其以东地区南下;东路两个师团在平江、浏阳、萍乡、茶陵山区进行左翼迂回;西路一个师团从沅江、益阳、宁乡、湘乡南进，进行右翼迂回。大战在即，薛岳准备以第92师、第99师、第77师、第162师分别固守沅江、湘阴、益阳、三姐桥。军事委员会则令“固守长沙、浏阳、衡阳三要地”。父亲所在的军需连。五月下旬，日寇进攻湘北，岳阳失守。六月一日，平江沦陷。日寇前锋部队直犯浏阳。日寇企图是先攻占长沙两侧的宁乡、浏阳，再进攻长沙。长沙危在旦夕，国军只有张德能的第四军守备万余人。

　　1944年6月9日，东路日寇第3师团、第13师团向浏阳实施夹击。为阻击日寇，父亲和战友们负责往前线送军火，子弹是一人两箱，炮弹是一人两个，还押送粮食、生活用品等军需物资。往返山路虽然只有几里或者十几里，但是走走停停，危险重重。他们经常遭敌机跟踪、轰炸，路上还碰到一股日军，发生激烈战斗，伤亡惨重，刘连长在内的大多数官兵牺牲。父亲跟日军拼刺刀，身上多处受伤，磕掉一颗牙。浏阳城于6月14日沦陷，守城部队第44军突围。父亲晚年回忆：“我们被打散了，身边只有十几个战友。有个王班长跟我们商量，一起往醴陵方向寻找部队。我们在路上遇到国军炮兵部队，说是去增援衡阳的。我们走到醴陵文家祠，遭遇小股日寇，打了一仗，王班长和几个战友战死，我额头受伤。有个战士叫杨庆余，是浏阳县大瑶的，在连队当号兵，心灰意冷，脱离部队回乡去了。有个耒阳老乡陈克林，耒阳县淝江口人，早已结婚，上有七八十岁的父母，下有两个儿女。他也不想打仗了，喊我一起回耒阳。我不肯回去，我宁愿战死也不做逃兵。”父亲想到两年多没回家，不知道双亲咋样，想念得流泪。他借钱给陈克林做盘缠，并嘱咐他回去后去朱家湾找下我祖父母报声平安。不过，父亲多年后回乡方知，陈克林拿了钱，不讲信用，根本没有去找我爷爷。

　　1944年6月16日，日寇在航空兵直接支援下，对岳麓山和长沙市区发动总攻，并施放了毒气弹。18日下午，日寇占领长沙城，同时剑指湘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衡阳城。蒋介石电令方先觉的国军第10军死守衡阳。6月下旬，衡阳保卫战打响，国军第10军不足两万人对抗日军四万人，生死搏斗47天，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此战，持续弥久、战斗之惨烈、影响之深远，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父亲孤身一人，昼行夜伏，往攸县、萍乡方向行进。他一身军装破烂不堪，简直就像乞丐。天气酷热难耐，渴了，喝溪水河水。饿了，吃野果野菜，有时经过村庄，就找农户家讨要一碗粥。就这样走了七八天，抵达茶陵县界。父亲得了伤寒病，全身打摆子，手臂的伤口溃烂，只好花钱请民夫把他抬到安仁县治疗。两个民夫抬着父亲来到茫茫群山，听到路人讲安仁县城已经沦陷，悄悄商量把父亲扔掉。父亲全身软绵绵的，身体虚脱，哀求他俩不要丢下，说他是耒阳人，未满十六岁出来打鬼子。两个民夫被父亲的话打动了，还是把父亲抬到江西莲花县。父亲在驻地军政部后方医院治疗。

　　抗战时期，为了收治、救护战场伤病员，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了几十个后方医院。医院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的木板新建，有的则设立在祠堂、庙宇。一所后方医院，能容纳上千名伤病员。据父亲回忆，他住院的这所后方医院，编制军官有四十多人，士兵一百五十人，院长是上校军衔。政工指导员和医务长是中校军衔，医疗组长、看护长、药局主任、军医主任、伤兵管理员都是少校军衔。这些官兵及家属散居在当地村民家中。负伤官兵称为“荣誉军人”。每个伤员发给伤票作为住院治疗的凭证。伤票上写明姓名、年龄、籍贯、衔级、原部队番号、伤病部位。伤愈后，绝大多数归原部队，少数回家，也有重新参军去别的部队的。偶然的机会，父亲结识这家医院的政工指导员，姓刘。刘指导员很喜欢父亲。父亲伤愈后，就做了刘指导员的勤务兵。不久，这家后方医院迁往南京，驻地在下关地区。

　　1948年9月的一天，刘指导员告诉父亲，他们要坐火车到广州，可能要去台湾。临走前，他打算送些礼物给司令部长官，便委派父亲代表他送礼。那长官是个将军，父亲忘记名字了，看起来很冷酷。父亲自报家门，送完礼物，他也不喊父亲坐，根本不放眼里。父亲很不高兴，肚子也饿，起身告别时，就对将军说：“将军，请您写张收条给我!”将军惊讶父亲的胆子真大，问了一些情况后，招呼勤务兵带父亲去吃饭。父亲厌倦国共内战，火车进入耒阳境内时，便对刘指导员说，自己出来当兵五年了，想去看望父母。刘指导员批了假条给他，限他半个月内赶到广州归队。就这样，父亲从耒阳站下车，步行百里回到久别的家乡。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积极投身土改复查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历任石镜乡农会主席、初级社社长、高级社副社长。1956年7月入党，长期担任石镜大队大队长、总支部书记等职，曾经作为郴州地区基层干部代表列席湖南省党代会。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组织社员修建水库、学校、村部大楼，开荒造田，为村里做了很多大事好事。由于过去当过国民党兵，他在特殊时期间被打倒，遭受批斗和折磨。几年后，父亲平反复出，重任大队党支部书记。1985年6月，父亲退休。他利用开小卖部义务为村民送邮件十三年，被村民誉为编外“邮递员”，事迹登上了《耒阳报》。1998年6月，我把父亲接到耒阳城安度晚年。父亲对我说，他这辈子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打过日本鬼子。

　　【作者简介】朱文科，湖南耒阳人。知名作家，诗人，衡阳市政协特聘文史专家。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南文学》《散文选刊》《延河》《文史博览》等百余家报刊。出版长篇小说《血色幽兰》《血色野菊》、散文集《煤油灯》《耒水流下潇湘去》、诗集《睫毛上的村庄》等著作11部。《血色幽兰》改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英雄若兰》在全国公映。散文《想你，故乡的山溪》选入中职语文教材，多篇散文入选高中语文辅导教材、语文试卷，诗歌《端午是一条河》广为传诵。荣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金盾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提名奖、湖南广播电视奖以及第三、四届衡阳市文学艺术奖等。2025年入选湖南省优秀文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