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我站嘉陵江畔,看货轮破开水面,浪痕慢悠悠地铺过来,浸进脚下青石板的缝里。风里裹着些叫不出名的花香,混着江水那股子腥甜。
岸边的黄葛树老得上百年了吧,虬曲的枝桠斜斜探向江面,像是要捞些沉在水底的老话儿。树下坐个穿蓝布衫的老汉,手里捏着台旧收音机,咿咿呀呀的调子飘过来,是《嘉陵江上》。那旋律刚冒头,风好像都顿了顿,江水拍岸的声响也变了,不再轻快,倒像是谁在暗处抽噎。
1939年的重庆,也是嘉陵江畔,端木蕻良牵着萧红的手,在江边慢行。他们是从东北转移至此的,老家早被炮火摧毁,田舍、牛羊、爹娘的模样,或许都已变得模糊起来。萧红的咳嗽声混在江风里,她刚写完《马伯乐》,笔尖还带着对这乱世的讥诮,可转头看江面上的月亮,心里不禁泛起阵阵酸楚。“你听这江水,”端木蕻良说,“跟咱老家的松花江,是不是有几分像?”
一会儿,他的口中念念有词:“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他把稿子念给萧红听时,她正蹲在煤炉边烤土豆。“你得让这字长出骨头来,”她说,“不然怎么扛得住这世道。”
再后来,贺绿汀拿着这稿子,在北碚的柏林楼住了半月。那楼现在还在,爬满了爬山虎,木楼梯踩上去咯吱响,跟老骨头疼似的。他总在清晨往江边去,看纤夫们弯腰拉纤,号子声被江风撕得碎碎的,像一块块破布。有天早上,他突然站住脚,手往衣袋里摸纸笔——那旋律就撞进来了,起头低低的,像江水刚漫过脚踝,到“我必须回去”时,调子猛地拔起来,像纤夫们突然挺直的脊梁,带着股挣命的劲儿。
歌写出来那天,北碚的街头飘着细雨。贺绿汀在育才学校的屋檐下教孩子们唱,声音抖得厉害。有个穿草鞋的少年,唱到“把我那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拳头攥得指节发白。第二天,那少年没再来上学,有人说见他跟着征兵的队伍走了,肩上还挎着没织完的草鞋,绳头拖在地上。
那时候的重庆,歌声是会走的。码头边的力夫歇脚时会哼,防空洞的油灯下难民们会和,哪怕轰炸过后,瓦砾堆上站起来的人,拍掉身上的灰,嘴里也会冒出这调子。有老人说,1941年冬天特别冷,嘉陵江都结了层薄冰,可街头巷尾的《嘉陵江上》,像团火,把好多人的心烧得滚烫。
我顺着江岸慢慢蹓跶,收音机里的调子还在风里飘。穿蓝布衫的老汉关了机子,从布包里摸出个搪瓷缸,对着嘴抿了口茶。“这歌,”他抬眼望我,眼里的光像飘远的风筝,“我爹早年在码头扛活,就爱哼这个。他说一唱起来,肩膀上的麻劲儿就忘了,肚子里的饿也不那么钻心了。”
江水拐了个弯,阳光碎在浪尖上,晃得人直眯眼。忽然想起歌词里那句“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八十年了,水还是一股脑往东奔,月亮到了十五也照样圆,只是当年歌词里的“失去”,早变成了如今实打实的“拥有”。那些被歌声喂大的胆量,藏在调子缝里的硬气,好像都浸在了江水里,一代一代往下淌,没断过。
货轮“呜”地一声笛响,江面上的水鸟扑棱棱全飞了。它们掠着水面飞过去,翅膀带起的水珠掉进江里,连个响儿都没溅起来。可我总觉得,那水珠里裹着些细碎的动静——是端木蕻良笔尖在纸上蹭的沙沙声,是贺绿汀手指在琴键上找调子的噔噔声,是无数个嗓子眼儿里滚出来的、带着血丝的“我必须回去”。
风又刮起来,黄葛树的叶子哗哗啦啦响。这一回,我听真了,那不是叶子在吵,是嘉陵江自己在唱。唱给先前的日子,也唱给眼下的光景,唱给每个站在江边肯多听一会儿的人——不管走多远的路,碰着多大的难,总得记着,有些东西,水冲不淡,风吹不散。
江水还在往前淌,歌声也跟着淌。淌进青石板的缝缝里,淌进老汉茶缸冒的热气里,淌进每个愿意停下来,好好听一听的人心里。
作者简介:王治刚,男,汉族,生于1979年,现供职綦江区信访办;綦江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散文学会会员,重庆诗词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读者》《辽宁青年》《中华诗词》《语言文字报》《中国建设报》《中国旅游报》《中国市场监管报》《中国政府采购报》《中国应急管理报》《羊城晚报》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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