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华日报》与《大楚报》社论的比较研究
摘 要：本文以1938年至1945年中共《新华日报》社论与1939年至1945年汪伪政权《大楚报》社论为中心，从政治动员、文化塑造与国际报道等三个方面，剖析抗战时期中共与汪伪政权宣传话语的博弈。具体而言，在政治动员方面，中共通过《新华日报》实现抗战话语的“人民性”实践，建构民族共同体;而汪伪政权则通过《大楚报》推行殖民依附下的“去民族化”叙事，消解抵抗力量;在文化塑造方面，中共通过《新华日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展示本土现代性;而汪伪政权则通过《大楚报》推行殖民现代性的虚伪话语，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在国际报道方面，中共通过《新华日报》实现反法西斯话语的在地化，巩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而汪伪政权则通过《大楚报》推行日本殖民话语，维护殖民统治秩序。因此，可以说抗战时期两者宣传话语的博弈既折射出民族独立与殖民依附两条道路的本质冲突，也为理解抗战时期舆论战的内在逻辑提供新的实证视角。
关键词：《新华日报》;《大楚报》;中共;汪伪政权;社论
抗日战争是一场涉及多个维度的总体战，其中，宣传话语作为舆论战的载体以及政治合法性争夺的核心场域，更深刻地影响着战争进程与民众动员。而宣传话语的深刻体现——社论，不仅能够显示出报纸的立场和定位，更反映着历史重大事件和政党、人民的立场观点与主张[①]。此外，1938年1月11日，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大型日报，面向全国发行。《新华日报》先后由中共长江局和南方局领导，周恩来长期领导和直接参加了《新华日报》的工作，并亲自撰写了许多重要社论和文章。《新华日报》除了风靡国统区外，在港澳台、东南亚等地也有影响，日发行量达5万以上，成为中国重要的抗战文化宣传阵地，被毛泽东赞誉为“新华方面军”。[②]而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军在此建立了以武汉为中心的伪政权，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殖民统治，该时期创办的日伪报刊多达几十种，《大楚报》则是其中发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③]总体而言，学界对于中共《新华日报》社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④]，但对于汪伪政权《大楚报》社论的研究，尚未有学者专文提及[⑤]。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突破学界以往只针对中共《新华日报》社论或汪伪政权《大楚报》这一种报刊进行研究的局限，以1938年至1945年中共《新华日报》社论与1939年至1945年汪伪政权《大楚报》社论为中心，重点探讨两个问题：其一，抗战时期中共与汪伪政权的宣传话语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其二，抗战时期中共与汪伪政权宣传话语的博弈，如何通过各自的重要舆论阵地——《新华日报》与《大楚报》社论，体现出来?
一、政治动员：建构民族共同体与消解抵抗力量
现代战争制胜的关键并非军队数量的多寡、武器先进的程度，而是军民合作所发挥出的人民武装力量和后方不断发展的生产能力，正如毛泽东所言：“兵民是胜利之本。”[⑥]而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其发展壮大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所以在党的一大上中共便明确地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⑦]。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新华日报》实现抗战话语的“人民性”实践，将战争胜负与民众的生存权利直接挂钩，实质上是将军事斗争转化为社会革命，使个体存续与民族存亡形成直接的利害关系，激发民众的自觉参与。首先，《新华日报》社论以无可辩驳的具体战果粉碎悲观论调和恶意谣言。如台儿庄歼敌万人[⑧]、晋西大捷[⑨]、宜昌[⑩]与常德收复[11]，尤其注重展示八路军、新四军的实际战绩即百团大战破袭铁路里程、歼敌人数[12]，这些基于事实的、细节化的战果展示，成为驳斥“游而不击”“抗战无望”等谣言的最有力武器，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有效作战和游击战的可行性;报道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进展，包括苏军反攻克复奥勒尔、比尔哥罗德[13]，英美军攻克加培斯[14]、解放巴黎[15]、登陆北非[16]，让民众看到盟军力量的壮大和法西斯阵营的溃败，将中国抗战置于波澜壮阔的世界反法西斯洪流之中，使民众深刻认识到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与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即使在报道局部挫折即海南岛失守时[17]，也冷静分析日军战略意图即南进扩张[18]，并着重强调中国军民持续抵抗的事实即华南军民仍在抵抗[19]，向民众传递不屈不挠的坚定信念;超越单纯战报的维度，直接面向不同群体发出行动号召，明确阐述共产党员[20]、文化界人士[21]、青年[22]等群体在保卫武汉等关键战役中的具体责任，呼吁民众以切实行动支援前线，为庐山孤军送粮送药[23]，讲述根据地军民合作挖地道、开展平原游击战的生动故事，[24]将抗战成败与各群体的作为紧密相连，强化了“抗战是人民战争”的观念。中共上述举措不仅有效鼓舞了军民士气，凝聚了全民族力量，更在思想层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中流砥柱和民族希望的形象。
其次，《新华日报》社论从民众最迫切的生存需求入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使民众感受到中共在为其排忧解难。如为应对河北水灾[25]、华北灾荒[26]，主张开仓放粮、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以挽救生命;将“吃饭问题”置于首位，提出公平征粮[27]、打击奸商囤积居奇[28]、限制粮价飞涨[29]等方案，尤其强调通过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负担，使其有余粮生存并支持抗战;关注战争中最脆弱的群体，如孤儿[30]、战区学生[31]、弃婴[32]，推动设立保育院收容抚养，组织妇女缝制寒衣，将“保护下一代”视为保存民族血脉和培养未来力量的关键;关注工人[33]和农民[34]的切身利益，通过改善其生活境遇和工作条件，如八小时工作制、福利保障、减租、保障佃权，使其亲身感受到中共是为民众谋利益的政党，从而增强其对中共和抗战事业的认同。在此基础上，《新华日报》社论使民众深刻体会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休戚相关，从而激发其主动投身和支持抗战。如描绘八路军帮农民抢收粮食、修缮房屋，农民为军队纳鞋底、送情报等场景，[35]塑造了“军民一家、同生共死”的集体形象，将个体生存与集体命运紧密结合;号召民众节约口粮支援沦陷区饥荒同胞，[36]呼吁社会关怀和帮助回国效力的华侨机工，[37]将救助同胞的行动提升为民族内部团结互助、共克时艰的崇高责任。中共上述举措使民众清晰认识到“抗日”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而是维护生存、改善生活的唯一出路。
最后，《新华日报》社论将历史记忆、群体身份、国际时局塑造成具象化的“抗战日历”，把抽象的民族大义转化为可感知的日常叙事。如选取承载民族屈辱与抗争的重要历史节点，包括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五三济南惨案、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会战，将历史伤痛转化为支持抗战的情感动力，使不同背景的民众都能在共同的历史记忆中找到共鸣点，强化民族认同;覆盖各类职业与群体的纪念日，包括苏联红军节、文协成立日、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一二九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中共建党日、八一四空军节、教师节、记者节、学生运动纪念日，赋予每个群体明确角色，使其感受到自身是抗战不可或缺的“主角”，激发其使命感;利用各党派共同尊崇的历史人物，包括孙中山，将其三民主义思想与全民族抗战纲领紧密关联，[38]从而更易被社会各界接受，塑造中共作为革命遗产“正统继承者”的形象，避免直接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生硬;纪念人物的范围极广，包括列宁、斯大林、罗斯福等国际领袖，孙中山、李大钊等中国革命先驱，左权、张浩等抗战英烈，鲁迅、高尔基等文化巨匠，教师、青年、华侨等各行业群体乃至国际友人和反战人士，特别是对普通牺牲者即报社殉难员工的纪念，《新华日报》社论将其遇难事件升华为“为民族牺牲”的典范，[39]有效拉近了战争与民众的心理距离，使其真切感受到牺牲并非遥不可及，从而强化同仇敌忾之心。中共上述举措使每个纪念日如同精神烽火台，唤醒民众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深刻体现了中共在战时舆论引导上的卓越能力。
反观抗战时期汪伪政权通过《大楚报》社论“去民族化”消解抵抗正当性，其本质是切断民众对民族国家的义务与认知，使民众陷入迷惘状态，最终接受日本殖民。首先，《大楚报》社论虚构了一个由日本主导、汪伪扮演“新中国”角色的“东亚新秩序”愿景，彻底掩盖了日本侵略的殖民本质和汪伪政权的傀儡实质。如扭曲“新中国”这一充满民族复兴希望的概念，[40]将其特指为日本扶植的汪伪政权及其统治下的沦陷区，宣称被日军占领的武汉是“新首都”，是建设“东亚新秩序”和“复兴中国”的“中心枢纽”，甚至荒谬地将其历史地位拔高到“足以左右全国”，[41]为日本傀儡的汪伪政权披上“国家正统”和“民族复兴希望”的虚假外衣，企图赋予其根本不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将日本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和殖民占领粉饰为“光复”、“解放”、“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正义”事业，[42]对日军在沦陷区的暴行和掠夺只字不提，反而大肆吹捧经济控制的行动，将日本经济考察团来华“考察”贸易美化为“经济提携”的“准备工作”[43];将汪精卫等汉奸头目与华北、华中伪政权头目的卖国聚会，荒谬地标榜为奠定“东亚新秩序”的基石[44];刻意用空洞的“新东亚”概念替换和消解“中华民族”这一坚实的民族认同，鼓吹各党各派应不分畛域共同为“新中国”和“新东亚”效力[45]，其核心逻辑是——中国的“强盛”未来，不在于自身独立复兴，而在于依附“科学发达、优秀文明之友邦日本”并与之“提携合作”，完全否定了民族独立自主的可能性，将中国定位为日本殖民体系下的附庸。汪伪政权上述举措向民众灌输一种只有依附日本才能获得“强盛”的观念，进而从思想和情感上彻底瓦解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抵抗意志。
其次，《大楚报》社论将日本侵略的责任转嫁给抗战本身，将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扭曲为依附日本对抗英美的“新民族主义”，以消解民众抵抗意志，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如完全无视日本侵略是造成中国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根本原因，反而荒谬地将国家分裂的现状归罪于国民政府的抗战决策，声称国民政府原本的“统一工作”卓有成效，但抗战爆发后反而导致“神州瓦解”、“四分五裂”，[46]由此推出要实现国家统一，必须先停止抗战，向日本求和，反过来，要向日本求和，又必须先建立一个能代表“全国”的“中央政府”即汪伪政权;将汪精卫的投敌行为美化为“和平与组府的综合运动”，[47]声称“统一”与“和平”相辅相成，强行将救亡图存的抗战扭曲为国家分裂的祸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歪曲和阉割，片面强调孙中山曾警告民族主义可能蜕变为帝国主义，却刻意回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借此攻击国民政府是“封建军阀和欧美资本主义附庸”的联合政权，实行“军事独裁”，背离了民权、民生主义，指责其依赖欧美反侵略是“自甘套上列强的金箍”，污蔑其抗战胜利后也会变成“帝国主义”[48];在否定国民政府抗战的同时，极力鼓吹日本宣扬的所谓“协同的民族主义”，声称在当时的条件下，追求世界主义不现实，中国应先在东亚(实指在日本主导下)寻求“民族协和”，建立“大亚细亚主义”的“楷模”，[49]这完全背离了孙中山“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反帝精神，将“民族独立”偷换为在日本卵翼下的“协和”，将孙中山支持被压迫民族反抗强权的“大亚洲主义”曲解为依附日本的借口，进而要求民众将对中国的忠诚置于对日本主导的“东亚”的忠诚之下，将效忠日本包装为实践“更高民族主义”和“王道精神”[50];利用孙中山反对西方强权的言论，将中国抵抗英美支持抗战的行为污蔑为“苟安偷生”，而将追随日本对英美宣战、参加“大东亚战争”美化为“在战争中求和平”、“打出一条光明复兴之路”[51];基于上述篡改和曲解，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抗战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声称中日本是“兄弟之邦”，理应“提携亲善”，而抗战的爆发完全是由于蒋介石政府“不审利害”，听信英美等“抱侵略主义”国家的“挑拨离间”所致，导致巨大牺牲和“不可收拾之颓势”，[52]并且对日本侵华的暴行和掠夺只字不提，反而将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和日本近卫的所谓“三原则”吹捧为“东亚突现新兴之气象”，是值得“庆幸”的出路，[53]最终的落脚点在于鼓吹只有追随日本，对英美作战即参加所谓大东亚战争，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国家的“复兴”。[54]汪伪政权上述举措彻底将民族解放的目标从反抗日本侵略者偷换为反抗英美，将民族救亡的路径从坚持独立抗战偷换为依附日本进行战争。
最后，《大楚报》社论将国共矛盾渲染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从而否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以配合日本侵华、瓦解民众抗战意志。如竭力否认国共合作抗日是基于共同民族大义和政治共识，宣称西安事变后的合作完全是双方“无可奈何的勉强联合”——共产党是因为军事上被国民党“逼得无路可走”，才借“抗日统一”之名寻求喘息，国民党则是迫于共产党利用“抗日”口号煽动反对势力和地方军阀的压力，为“收服人心”、“维持领导权”才被迫“收容”共产党，[55]这种论调刻意忽略民族危亡下团结御侮的主流民意，将国共合作描绘成彼此算计、毫无诚意的权宜之计，根本目的是离间两党关系;将中共标签化为“苏联傀儡”和侵略者，宣称共产党在苏联“十年计划”成功后变得“任意妄为”，利用欧亚战事“有机可乘”，在“东欧”和“中国西北蒙疆”等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妄图“囊括波罗的海、巴尔干各国”威胁全欧，“占领西亚细亚、囊括中国”威胁全亚，同时诬指共产党在国内采取“阴柔战术”，表面避免冲突，实则全力“夺取民众”、“扩充军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取代国民党”，并“勒逼”国民党“抗战到底”以使其耗尽力量失去对共产党的约束力，[56]这种论调将中共描绘成内外勾结、包藏祸心的主要敌人，而非坚持抗战的盟友;在上述歪曲和污名化的基础上，最终落脚于鼓吹投降日本的合理性，声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世界潮流”，中共“不择手段”，其“扩张野心”已是“既定的政策”和“事势所必趋”，[57]宣称国共矛盾已“白热化”，指责国民党政府未能及早“悔悟”，[58]其核心逻辑是——国民党政府应效仿汪精卫、褚民谊、周佛海等汉奸，立即放弃抗战，与日本“联络起来”共同“防共”，宣称只要投降日本，就“还未为晚”，还能“挽回局面”。[59]汪伪政权上述举措将反共置于抗日之上，以臆造的“共产威胁”为幌子，诱使民众和国民党政府接受依附日本的汉奸路线。
二、文化塑造：展示本土现代性与美化日本殖民统治
清季以降，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迷信之深，难以形容。尽管经过民国以来的多年提倡，此情况有所改善，但几千年遗留下的陈旧思想与迷信，仍深深地存在于民众心中。而面对日寇汉奸倡导复古，利用迷信，施其愚民政策之际，为动员民众参加抗战，为建设进步科学的新中国，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着重指出：“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去。”[60]毛泽东、陈绍禹等七位同志在《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61]中明确地提出在政治方面的五大任务的中心目的就是实现战时民主。[62]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共的根本主张在于把全国政治生活逐步地推向民主政治。需要强调的是，中共此时提出的民主政治，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民主，而是民族解放战争中所必需的民主政治。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新华日报》社论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不是对西方的模仿，而是创造符合农民占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型现代国家构建路径。首先，《新华日报》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抗战时期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纲领。如强调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各级地方议会，主张省市参议会成员应广泛吸纳“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职业团体”的代表，[63]使其成为人民意见的汇聚点和抗战力量的动员器，认为真正的民意机关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明确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时民主政治核心在于——强化政府效能(统一军政领导、容纳各党各派人才、提高行政效率)与保障人民基本自由(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各抗日党派合法存在)并重[64];强烈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实现政治平等——各抗日党派及其党员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除汉奸外全体国民应享有法律保障的自由，能自由组织起来参与抗战建国[65];主张政府选拔任用人员应唯才是举，打破党籍、思想、信仰、地域等限制，标准在于是否忠于抗战建国、廉洁奉公、有才干[66];指出脱离“民治”的所谓“法治”或“人治”，本质上仍是独裁，强调真正的民主在于人民拥有直接民权——制定、修改、废止法律的权利以及选举、监督、罢免官吏的权利，认为这才是实现孙中山“直接民权”理想的唯一途径[67];认为改革地方行政的关键在于让人民选举和监督官员，以此激发地方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其能实际参与和推动改革[68];主张文化教育政策必须是“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旨在培养民众的民主精神，认为这种精神能开阔眼界、明辨是非(尤其是识别和反对法西斯主义)，并促进不同党派在共同反法西斯目标下“相互尊重、信任、帮助”[69];剖析民主思想的养成依赖于民主的环境，强调自由表达、尊重异见的重要性，认为这能抑制法西斯思想的滋生，呼吁必须从上至下清除“官重民轻”的封建观念，创造民主的作风与环境[70];将民主的本质归结为“人权”，包括人民行使权力和享受权利，指出国内民主与国内和平、国际民主与国际和平紧密相连，中国的抗战既为民族解放，也为国际民主与和平贡献力量[71];要求建立“以人民意志为中心”的新民主政治，最大限度保障汉奸以外的人民的民主权利，主张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保障，只要其有助于人民解放和民族进步，反对思想统制，强调“民主原则”是人民团结和反对专制势力的根本武器[72];提出“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认为科学和工业若脱离民主，易沦为法西斯工具或仅为少数人牟利，主张通过民主方式将工人与生产结合起来，激发其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战时经济效能[73];强调赋予工人民主是其发挥反法西斯作用和提升生产积极性的前提，工人的民主权利不仅包括集会、结社、言论等政治自由，更应包含经济生活方面的切实保障[74];指出实现民主政治是争取抗战胜利和经济稳定的关键前提，认为商界、工业界等经济领域人士在实践中日益认识到，民主政治是保障战时经济正常运转和工商各业稳定发展的主要条件。[75]中共上述举措的核心诉求在于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建立包容各抗日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以推动社会思想启蒙与平等、关注劳工权益以将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相结合，进而动员最广大人民的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其次，《新华日报》社论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和批判精神，创造性地应用于抗战时期中国的具体情境。如强调针对工、农、兵、妇、青、行政、教育等不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干部训练不能仅停留在课堂，理论学习必须与实际工作经验相结合，要预先估计工作中的困难，重点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明确指出训练班仅是起点，“真正的训练在实际工作中”，因此训练过程必须启发学员的主动性、创造性，了解其需求，助其成长[76];主张学校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应以精炼、速成、实用为原则，缩短学制，快速培养国家急需人才，教学方法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教育联系生活，确保学生所学能直接用于抗战建国，学术研究应聚焦于解决抗战建国最迫切的实际问题，鼓励发现新材料、做出新发明[77];要求学校教育为青年创造集体生活环境，自由发展特长，引导追求、把握并实践真理，认为青年思想不是僵化教条，而是能解释现实的完整思想体系，青年必须在实践中检验其正确性，获得切身体验[78];清晰勾勒了革命政党的本质特征——要有切实的革命主张、必须言行一致付诸行动、要通过民众自身的经验使其理解并认同党的主张、必须深切关心民众疾苦维护民众利益、要求党员必须扎根于民众之中与民众同甘共苦，这为在抗战时期处理中共与其他党派关系、建立广泛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标准[79];呼吁彻底消除党派间的门户偏见，促进各党派团结互助，在选拔人才进入政治、军事、经济、民运、教育等各部门时，必须大公无私，摒弃派系观念，广泛吸收各党派及无党派中的优秀人才，共同致力于抗战建国大业[80];要求深入学习马列主义，将其作为认识自然与社会现象的科学工具，同时强调要批判性地学习中国历史遗产，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总结，此外必须时刻关注时事政治，运用革命理论的方法研究国内外重大问题，以准确把握当前革命斗争的规律，培养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破除封建等级和蒙昧思想。[81]中共上述举措强调教育必须服务于现实斗争以培养实干人才，阐释了革命政党赢得民心的根本路径在于深入群众、代表利益、言行一致，倡导破除陈腐观念以科学理论和批判性思维武装头脑，唯才是举以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更深刻体现了中共在理论宣传上力求中国化的努力。
反观抗战时期汪伪政权通过《大楚报》社论鼓吹的“殖民现代性”，其本质是掩盖侵略者与被殖民者间的关系，旨在让民众接受“先进外来者带领落后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殖民逻辑。首先，《大楚报》社论利用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对孙中山的敬仰，对其进行歪曲、嫁接和篡改，一方面将儒家“仁”、“正”等核心思想与佛教的“慈爱”、基督教的“博爱”、墨家的“兼爱”生硬地等同起来，试图将儒家伦理普世化，[82]其根本目的在于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偷换为符合儒家“仁政”、“王道”精神的“高尚文化”实践，通过将日本侵略政策与中国传统美德强行挂钩，试图消解民众对侵略者的仇恨，将日本的统治美化为一种道德和文化上的“复兴”或“提携”。另一方面则刻意删除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争取“民族独立”的核心诉求，片面强调其源于中国固有道德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并将其曲解为“东方文明”的精髓，[83]在此基础上，极力煽动狭隘的“东方、亚洲主义”情绪，将日本侵略者描绘成“东方兄弟”，把中国真正的敌人模糊化，转而将矛头指向“欧美赤白帝国主义者”，[84]其核心逻辑是——中日同属“东方”，拥有共同“高尚文化”，理应“携手”对抗“西方侵略”，这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旨在转移中国民众对日本侵略的怒火，诱骗民众相信依附日本对抗英美才是“复兴文化”、“保卫亚洲”的“正义”之举。最终，将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吹捧为孙中山革命事业和三民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宣称汪精卫“继孙总理之遗志”，其建立伪政权是为了实现“建国兴亚”[85]，声称这能实现“中日全面和平”，并最终贯彻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86]汪伪政权上述举措彻底阉割了孙中山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精神，将孙中山追求国家独立富强的理想歪曲为在日本主导下的“区域合作”和“投降和平”，以此将汪伪汉奸政权粉饰为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道统”的“正统”代表。
其次，《大楚报》社论利用民众对民主的渴望和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一方面猛烈抨击国民政府长期拖延实行宪政，指责其将“训政”无限期延长，使“党治”蜕变为“军事独裁”，它宣称国民党统治下的“宪政”只是一张“空头支票”，甚至污蔑国民党利用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思想为“法西斯独裁”辩护[87]，刻意将战时必要的集权措施即扩大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等歪曲为独裁强化的证据，并荒谬地宣称蒋介石的专政是导致中日战争的根源，类比希特勒引发欧战[88]，其根本目的在于彻底否定重庆国民政府抗战的正当性和统治合法性，而在诋毁重庆政府的同时，汪伪政权则被自诩为“和平”与“宪政”的希望，暗示只有他们才能结束战争、实现民主。另一方面则偷换宪政概念，提出一个核心谬论：“有和平，然后有宪政”，声称民众若想从“专制压迫”(指蒋介石政府)下解放，必须先谋求“和平”[89]，进一步将“反独裁”与“反战争”强行捆绑，称为“救国运动的两面”，援引德国一战的例子进行误导——声称只有推翻威廉二世即类比蒋介石，德国才能议和即投降，进而产生魏玛宪法即宪政[90]，以此蛊惑中国民众效仿，将推翻蒋介石统治、向日本求和视为实现宪政的唯一道路。最终，在讨论中国民主政治失败的原因时，刻意回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最根本、最残酷的现实，转而将矛头指向所谓的“数千年官僚政治传统”，强调其“重人轻法”、“人治高于法治”的特征[91]，夸大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的弊端，将其描绘为中国无法建立民主的根源[92]，而在批判完历史与现实后，宣称只有汪伪政权才能“真正贯彻并实施宪政”[93]。汪伪政权上述举措完全无视在日军占领和傀儡政权统治下，人民基本权利被剥夺、民族尊严被践踏的事实，企图用虚幻的“宪政”承诺来麻痹民众，掩盖日本殖民统治和汪伪政权傀儡本质。
三、国际报道：巩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维护殖民统治秩序
“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世界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享有重要利益。”[94]毛泽东在《论新阶段》[95]报告中强调：“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96]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新华日报》社论将抗日战争定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核心在于确立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与普遍性，以强化国内凝聚力，并为中国争取外部支持提供依据。首先，《新华日报》社论展现了在揭露日军暴行上的独特力量——其卓越的“事实武器化”能力。如避免泛泛而谈，而是通过描绘具体受害者的悲惨遭遇来刺痛人心，在报道1938年武昌大轰炸时，不仅点明三十多架敌机、五十余枚炸弹的破坏规模，更着重刻画“数十处民宅被毁、五百余居民死伤”的惨状，尤其突出“老弱妇孺惨痛呼号”和“一名六岁孩童遇难”的细节，使抽象伤亡数字转化为令人窒息的个体悲剧[97];在控诉日军毒化政策时，以南京沦陷区为例，用“三分之一人口(约48万人)染毒”、“天真孩童吸食海洛因”的骇人事实，揭露其戕害民族身心的本质，同时辅以“日售鸦片三千两，价值六千万元”、“伪政权月收鸦片税三百万元”的精确数据，有力戳穿日军“以毒养战”的罪恶经济链条[98];报道河南大学师生流亡遭屠杀事件时，痛陈“专家学者暴尸荒野”、“骸骨不全”，更特别强调这个“拥有战时国内最多图书仪器”的学府“荡然无存”[99]，这不仅控诉了屠杀本身，更精准击中知识分子珍视文明传承的心理，引发强烈共鸣与愤慨。此外，敏锐地将这些具体暴行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背景下，运用国际通行的法西斯话语进行定性，如在描述豫西大屠杀等暴行时，直接斥责日军为“法西斯野兽”，并渲染“数百同胞遇害，尸体抛河染红洛水”的血腥场景[100]，将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与纳粹在欧洲的暴行进行明确类比。中共上述举措成功将日本侵略者塑造为人类公敌，为中国抗战赢得了宝贵的国际道义支持，彰显了中共在战时宣传上的深刻洞察力和强大动员力。
其次，《新华日报》社论展现了中共在抗战时期长远的战略眼光，一方面反复呼吁各反法西斯国家摒弃孤立主义，实施切实合作，主张对侵略者进行集体制裁——核心是切断其战略物资供应并加大对被侵略国的军事援助，包括提供武器、原料和帮助建立军事工业[101];随着战争形势发展，清晰界定世界已分裂为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营，中国与英美苏等结成的同盟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102];积极推动中国与盟国间形成实质性的军事同盟关系，提出具体的配合作战方案——在华南发动战役反攻和游击战以牵制日军、支援海南岛游击力量使其成为战略支点、增强滇缅路防御及西南军事部署以直接配合英军、关注并援助南洋被占区的当地人民抗日武装[103];认识到同盟国胜利的关键在于团结与互信，驳斥任何“喘息论”或“隔岸观火”的侥幸心理，强调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意味着法西斯是全球公敌，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必须相互支援，“为歼灭法西斯而给予友邦最大的援助”[104];高度评价《英美苏同盟条约》签订、开罗会议等标志性国际事件，认为其强化了盟国团结并明确了共同目标，尤其强调开罗会议重申了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即非领土扩张、盟国协同作战的决心以及中国战场战略重要性的提升，认为这是中国国际地位增强的体现[105];认识到国家关系背后的人民力量，积极评价中美(如飞虎队合作)[106]、中印人民[107]间的联系，视其为战胜共同敌人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彻底揭穿日本所谓“东亚共荣”的虚伪性，指出其本质是侵略和奴役亚洲各民族[108]，面对日本“分而治之”的策略即挑拨离间、扶植傀儡，主张亚洲被压迫民族必须超越分歧，建立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109]，这被视为抵抗侵略、避免被各个击破的关键，并构想了一个系统性方案来构建此战线——其一，直接向中日人民、士兵及朝鲜、台湾同胞宣传反侵略统一战线方针;其二，加强与在华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侨民的联络，通过他们向母国民众传播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争取广泛同情与支持;其三，利用侨胞网络或派遣代表，在韩、台及南洋各地推动建立和巩固反日统一阵线，甚至尝试联络日本国内反战人士;其四，呼吁国际反侵略组织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联络和组织远东各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工作。[110]中共上述举措洞察日本殖民扩张的欺骗性，率先提出并系统规划构建“亚洲被压迫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力图打破日本“分而治之”的阴谋，将亚洲各民族的解放斗争与中国抗战紧密结合。这不仅服务于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也体现了中共对战后亚洲新秩序的思考。
反观抗战时期汪伪政权通过《大楚报》社论充当日本殖民话语的传声筒，其本质是掩盖日本以“东亚共存共荣”之名行殖民掠夺之实，消解民众对侵略者的敌意，使其接受“被殖民是亚洲复兴的必经之路”的殖民逻辑。首先，《大楚报》社论进行彻头彻尾的欺骗性宣传，通过捏造军事胜利、虚构“王道”神话、挑拨盟国关系，构建了一个“英美必败、日本必胜”的虚假图景。如选择性报道并极度夸大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暂时性胜利，包括攻占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刻意省略盟军失利的关键因素即英军在新加坡的指挥失误，片面渲染“英美要塞一触即溃”[111];编造离奇战果，声称日军在珍珠港、马来亚、爪哇等海战中“歼灭”了美英荷主力舰队，击落飞机“三千架以上”，夺取了太平洋“制海空权”[112]，这些严重失实的描述旨在制造“英美物质力量根本脆弱”、“外强中干”的假象，其根本目的在于彻底否定英美盟军的实力和抵抗意志，企图消解中国民众对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信心，暗示抵抗无望;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包装成崇高的“东亚民族解放战争”和“神圣的义战”，盗用东方哲学概念，宣称“霸道的资本主义”即英美已衰亡，将由日本领导的“东方的王道主义”取代[113]，所谓“王道”，被歪曲为日本征服亚洲的遮羞布;虚构“箪食壶浆”的归顺场景，谎称日军受到东南亚各地民众“热烈欢迎”，以此“证明”其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胜”[114]，这完全掩盖了日本掠夺资源以战养战、建立殖民统治的残酷现实;蓄意捏造并放大英美之间的矛盾，污蔑美国对英国的援助是“趁火打劫”，谎称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意在“吸干英国黄金”并“接管英国领土”，包括预测澳洲会变成美国一州，荒谬指控英国“窃取”了美国在远东的成果，声称西南太平洋和中国的盟军指挥权都被英国人“掌控”，美国军火“优先英国使用”，蒋介石甚至要“受英军指挥”[115];基于这些虚构的裂痕，断言英美合作“貌合神离”、“尔虞我诈”，预言其关系将恶化如“互成水火的英法关系”，并暗示同盟必然失败即预言仰光失陷将证实其观点，这完全无视《租借法案》对英国的巨大援助、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事实，以及中途岛海战等标志性转折点所展现的盟国协作与力量。汪伪政权上述举措的核心目的有三——其一，彻底否定中国坚持抗战、依靠国际同盟赢得胜利的可能性;其二，将日本残暴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美化为“解放”亚洲的“正义事业”;其三，诱使中国民众相信，依附日本才是唯一的“出路”。
其次，《大楚报》社论通过虚构一个美好的“东亚新秩序”未来，将血腥的侵略战争美化为进步事业。如将日本侵华战争及后续的太平洋战争包装成一项宏大的、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百年大计”——建设“东亚新秩序”[116]，宣称日本历届内阁，包括平沼、阿部，都将此作为“确固不动的大方针”，汪伪政权的建立则是实现这一“新秩序”的关键步骤[117]，其核心逻辑在于——日本的目标是“排除”妨碍新秩序的势力即援华的英美，最终实现东亚即实为日本主导的“团结”与“解放”;将日本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及汪精卫的“不丧权、不辱国”荒谬地解释为中日双方基于平等互利、共御外侮的共识，声称中日冲突的根源在于“白种人势力”压迫导致两国“不能活动自如”，而非日本的侵略扩张，因此中日不该“自相摧残”，而应“集中力量”对抗西方[118];刻意模糊“经济提携”的掠夺本质，诡称这不是日本单方面掠夺中国资源，而是中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互助发展[119]，粉饰日本以“提携”之名行资源榨取、经济控制之实的殖民政策。最恶劣的是，篡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将其曲解为支持日本领导建立“东亚联盟”的理论基础，声称中日事变是因两国未能实践此“联盟”而导致的悲剧性分离，将汪精卫的投敌行为美化为实现“东亚联盟”的“和平运动”，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荒谬地颂扬为“扫除障碍”、“争取东亚民族解放”的壮举，是与德意共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努力[120]，提出所谓的“东亚联盟运动”四大原则——其一，声称联盟目的是保障各国独立自由，实则为掩盖日本操控下的傀儡政权的实质;其二，鼓吹排斥西方“功利思想”，实为推行以日本天皇制为核心的奴化思想，要求民众以“行动”效忠;其三，赤裸裸地要求中国民众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提供人力物力支持，承担“后盾责任”;其四，将汪伪的奴化运动包装成中国“复兴建设”和“分担建设东亚责任”的途径，实则为动员民众服务于日本的战争机器。[121]汪伪政权上述举措为日本侵略和汪伪卖国披上“道义”和“正统”的外衣，最终目的是蛊惑中国民众放弃抵抗，心甘情愿地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充当仆从和炮灰。
四、结语
抗战时期中共与汪伪政权宣传话语的博弈，不仅通过各自的重要舆论阵地——《新华日报》与《大楚报》社论，鲜明地体现在政治动员、文化塑造与国际报道等三个方面，更折射出民族独立与殖民依附两条道路的本质冲突。中共通过《新华日报》社论，始终紧扣“人民”与“抗战”两大主题，用前线战报的鲜活案例、后方民生的真实记录和集体仪式的精神感召，将千百万民众的命运与民族独立紧密相连。无论是呼吁“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还是报道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胜利，其核心都在于唤醒民众对“保家卫国”的自觉认同。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动员策略，不仅让抗战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切身责任，更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独特道路。反观汪伪政权操控的《大楚报》，其社论始终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的需要。通过篡改历史记忆、鼓吹“中日亲善”和虚构“东亚共荣”，试图将侵略者的掠夺行为包装成“文明教化”。无论是借儒家伦理美化傀儡政权，还是用“技术官僚”掩盖经济压榨，其根本目的都是要切断民众对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迫使人们接受“亡国奴”的命运。这种以殖民依附为底色的宣传，暴露了汪伪政权背离民族利益的本质。
两报社论的激烈交锋，还反应出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深刻分裂。中共的舆论阵地始终高扬民族独立旗帜，将抗战视为实现国家新生、人民解放的历史契机;而汪伪政权的宣传机器则沦为殖民统治的工具，用虚假叙事消解民族抵抗的正当性。这种对立不仅是政治立场的差异，更是民族气节与卖国求荣的根本对立。从《新华日报》与《大楚报》社论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谁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坚守民族大义，谁就能在舆论战场上赢得人心。
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宣传话语的博弈从来不只是文字游戏，而是民心向背的晴雨表，也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力量，更是一面镜子——它照见所有试图用舆论阻碍历史进步发展潮流的邪恶力量终将被正义审判，而真正的话语权永远属于那些以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己任与毕生追求的实践者。毫无疑问，中共便是这个实践者——“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122]也正是基于这个初心，使中共的宣传工作具备如下特点：其一，中共的宣传工作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为认识论基础，强调理论宣传必须符合“客观真理”与“历史发展规律”。[123]其二，中共将宣传工作定位为“为全民族与全国人民利益服务”的政治实践，创造性地将阶级立场与民族诉求相统一。[124]其三，中共严格践行“言论与行动一致”的政治要求，使其宣传工作获得民众支持。[125]
[①] 张友渔：《何谓社论?——1932年任教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之讲义》，《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第52-59页。
[②] 胡光华：《抗战宣传画与唤起全国民众抗战》，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345页。
[③] 沈巍：《汪伪政权“东亚协同论”的形成及其文化实践——以〈大楚报〉系为中心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73页。
[④] 杨世玲、丁英顺：《南方局时期〈新华日报〉用社论引导妇女解放运动》，《红岩春秋》2025年第2期;祝杰：《抗战时期中共华北敌后争夺话语权的缘起、路径及启示——以〈新华日报〉(华北版)社论为中心》，《青年记者》2024年第8期;王鑫宏、程森：《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基于〈新华日报〉相关社论的分析》，《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刘岳麓：《〈新华日报〉社论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启迪》，《新闻知识》2023年第10期;王晓园：《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刊发的18篇社论》，《炎黄春秋》2022年第12期;张樾：《战争中的“内群体”建构：1938年-1945年〈新华日报〉涉南洋社论的话语-历史分析》，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2022年;严功军、王玉洁：《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周恩来社论研究》，《青年记者》2022年第8期;韩红星：《社论的党性引领与坚守——以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为例》，《当代传播》2021年第3期;汤志华、潘何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争取话语权的斗争——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社论为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3期;田玉：《从1938年〈新华日报〉社论试析党的宣传工作特点》，《世纪桥》2020年第10期;尚方超：《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中国史专业，2018年;刘琴：《重庆〈新华日报〉社论：〈人民的报纸〉》，《新闻界》2016年第3期;费富玲：《〈新华日报〉社论的话语分析》，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专业，2014年;吴文珑：《20世纪4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观探析——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社论为核心的分析》，《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2期。
[⑤] 王希凡：《日伪报刊在武汉沦陷区的维稳宣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2023年;沈巍：《汪伪政权“东亚协同论”的形成及其文化实践——以〈大楚报〉系为中心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⑥]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09页。
[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⑧] 《庆祝台儿庄胜利(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4月8日，第1版。
[⑨] 《晋西大捷与保卫西北(社论)》，《新华日报》1939年1月12日，第1版。
[⑩] 《宜昌收复(社论)》，《新华日报》1941年10月11日，第1版。
[11] 《常德收复以后(社论)》，《新华日报》1943年12月11日，第2版。
[12] 《华北百团大战的历史意义(社论)》，《新华日报》1940年9月19日，第1版。
[13] 《震动全世界的大捷——苏军克复奥勒尔、比尔哥罗德两城(社论)》，《新华日报》1943年8月7日，第2版。
[14] 《盟军攻克加培斯(社论)》，《新华日报》1943年4月1日，第2版。
[15] 《巴黎解放了!(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8月25日，第2版。
[16] 《美军在北非登陆(社论)》，《新华日报》1942年11月9日，第2版。
[17] 《论敌寇进攻海南岛的企图(社论)》，《新华日报》1939年2月12日，第1版。
[18] 《日寇的南进与侵华(社论)》，《新华日报》1941年5月16日，第2版。
[19] 《日寇的南进与侵华(社论)》，《新华日报》1941年5月16日，第2版。
[20] 《共产党员在保卫武汉中的责任(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8月7日，第1版。
[21] 《文化界动员保卫大武汉!(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8月5日，第1版。
[22] 《保卫武汉与青年的责任(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6月19日，第1版。
[23] 《援助庐山孤军(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11月18日，第1版。
[24] 《论冀中区与平原游击战争(社论)》，《新华日报》1940年3月26日，第1版。
[25] 《救济河北水灾反对敌寇“扫荡”(社论)》，《新华日报》1939年8月31日，第1版。
[26] 《赶快救济华北灾荒(社论)》，《新华日报》1940年4月13日，第1版。
[27] 《粮食问题(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5月23日，第1版。
[28] 《切实消灭囤积居奇(社论)》，《新华日报》1943年8月17日，第2版。
[29] 《稳定粮价(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3月6日，第2版。
[30] 《救救孩子(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12月4日，第1版。
[31] 《救救浙赣战区学生(社论)》，《新华日报》1942年9月16日，第2版。
[32] 《抚养弃婴(社论)》，《新华日报》1943年2月26日，第2版。
[33] 《工人福利问题(社论)》，《新华日报》1940年3月6日，第1版。
[34] 《论保障佃农(社论)》，《新华日报》1943年7月11日，第2版。
[35] 《动员军队帮助秋收促进军民互助(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8月30日，第1版。
[36] 《沦陷区的粮荒问题(社论)》，《新华日报》1940年2月22日，第1版。
[37] 《救济回国华侨机工(社论)》，《新华日报》1942年12月15日，第2版。
[38] 《纪念中山先生(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3月12日，第1版。
[39] 《为民族复仇，为烈士复仇——纪念新升隆输殉难同志一周年(社论)》，《新华日报》1939年10月23日，第1版。
[40] 《中央新政权的建树为新中国新东亚建立的始基(社论)》，《大楚报》1939年10月21日，第2版。
[41] 《新中国的再建与大武汉的重要性(社论)》，《大楚报》1939年9月10日，第2版。
[42] 《光复新加坡与解放南洋(社论)》，《大楚报》1942年2月19日，第1版。
[43] 《新中央政权成立与经济提携之推进(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12日，第1版。
[44] 《青岛三巨头会谈与新中央政权的树立论(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23日，第1版。
[45] 《新中央政府成立与亚洲前途(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28日，第2版。
[46] 《统一与和平(社论)》，《大楚报》1939年12月29日，第2版。
[47] 《统一与和平(社论)》，《大楚报》1939年12月29日，第2版。
[48] 《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运动的正确底实践(社论)》，《大楚报》1940年2月2日，第2版。
[49] 《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运动的正确底实践(社论)》，《大楚报》1940年2月2日，第2版。
[50] 《新国民运动纲领的解释(社论)》，《大楚报》1942年1月11日，第1版。
[51] 《和平的真谛(社论)》，《大楚报》1943年1月21日，第1版。
[52] 《中国救亡图存之惟一政策(社论)》，《大楚报》1940年2月5日，第1版。
[53] 《中国救亡图存之惟一政策(社论)》，《大楚报》1940年2月5日，第1版。
[54] 《和平的真谛(社论)》，《大楚报》1943年1月21日，第1版。
[55] 《论蒋系国民党与共产党冲突之激化(社论)》，《大楚报》1939年11月13日，第2版。
[56] 《共产党的势力渝党府应认清(社论)》，《大楚报》1939年11月10日，第2版。
[57] 《共产党的势力渝党府应认清(社论)》，《大楚报》1939年11月10日，第2版。
[58] 《共产党的势力渝党府应认清(社论)》，《大楚报》1939年11月10日，第2版。
[59] 《共产党的势力渝党府应认清(社论)》，《大楚报》1939年11月10日，第2版。
[6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7页。
[6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39-1940)》，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9页。
[6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39-1940)》，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64页。
[63] 《建立地方民意机关(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7月28日，第1版。
[64] 《实行民主政治是必要的(社论)》，《新华日报》1939年9月16日，第1版。
[65] 《召集国民大会与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社论)》，《新华日报》1939年9月22日，第1版。
[66] 《召集国民大会与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社论)》，《新华日报》1939年9月22日，第1版。
[67] 《人治，法治，民治(社论)》，《新华日报》1943年10月8日，第2版。
[68] 《改革县各级行政的基本方针(社论)》，《新华日报》1940年1月4日，第1版。
[69] 《改进文化教育政策克服抗战困难(社论)》，《新华日报》1940年8月8日，第1版。
[70] 《培养民主思想(社论)》，《新华日报》1942年12月6日，第2版。
[71] 《国内民主与国际民主(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第2版。
[72] 《改造教育也是要求民主化(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5月5日，第2版。
[73] 《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1月4日，第2版。
[74] 《工人需要民主(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2月7日，第2版。
[75] 《经济界需要民主(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12月26日，第2版。
[76] 《救亡干部训练问题(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4月1日，第1版。
[77] 《使教育学术为神圣抗战而服务(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9日，第1版。
[78] 《青年思想训练问题(社论)》，《新华日报》1940年6月26日，第1版。
[79] 《革命政党与民众的关系(社论)》，《新华日报》1939年1月29日，第1版。
[80] 《慎选人才问题(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6月28日，第1版。
[81] 《论学习(社论)》，《新华日报》1939年12月19日，第1版。
[82] 《东亚固有文化复兴论(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19日，第1版。
[83] 《三民主义基于中国固有道德(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27日，第2版。
[84] 《东亚固有文化复兴论(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19日，第1版。
[85] 《三民主义基于中国固有道德(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27日，第2版。
[86] 《三民主义基于中国固有道德(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27日，第2版。
[87] 《宪政与和平(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9日，第1版。
[88] 《宪政与和平(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9日，第1版。
[89] 《宪政与和平(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9日，第1版。
[90] 《宪政与和平(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9日，第1版。
[91] 《宪政与法治(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24日，第2版。
[92] 《宪政与法治(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24日，第2版。
[93] 《宪政与法治(社论)》，《大楚报》1940年1月24日，第2版。
[9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70页。
[9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57页。
[9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35页。
[97] 《积极制裁日寇轰炸暴行(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7月13日，第1版。
[98] 《怵目惊心的日寇毒化政策(社论)》，《新华日报》1939年11月28日，第1版。
[99] 《痛念战区难胞!(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6月27日，第2版。
[100] 《痛念战区难胞!(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6月27日，第2版。
[101] 《国际反轰炸大会(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7月23日，第1版。
[102] 《国际反侵略的力量团结起来!(社论)》，《新华日报》1941年12月13日，第2版。
[103] 《先行动起来(社论)》，《新华日报》1941年12月22日，第2版。
[104] 《迫切需要加强团结(社论)》，《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0日，第1版。
[105] 《中、英、美开罗会议(社论)》，《新华日报》1943年12月4日，第2版。
[106] 《加强中美人民的合作(社论)》，《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第2版。
[107] 《中印两大民族联合起来(社论)》，《新华日报》1942年2月14日，第2版。
[108] 《动员和团结南洋各民族(社论)》，《新华日报》1941年12月24日，第2版。
[109] 《动员和团结南洋各民族(社论)》，《新华日报》1941年12月24日，第2版。
[110] 《建立被压迫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社论)》，《新华日报》1939年3月1日，第1版。
[111] 《日军登陆新加坡——美英在东亚势力的总崩溃(社论)》，《大楚报》1942年2月10日，第1版。
[112] 《美英在东亚的末日——唤起东亚民族的自信力(社论)》，《大楚报》1942年2月12日，第1版。
[113] 《日军登陆新加坡——美英在东亚势力的总崩溃(社论)》，《大楚报》1942年2月10日，第1版。
[114] 《日军登陆新加坡——美英在东亚势力的总崩溃(社论)》，《大楚报》1942年2月10日，第1版。
[115] 《英美的貌合神离(社论)》，《大楚报》1942年2月23日，第1版。
[116] 《日本新内阁的组织与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强化(社论)》，《大楚报》1939年8月30日，第2版。
[117] 《日本新内阁的组织与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强化(社论)》，《大楚报》1939年8月30日，第2版。
[118] 《由青岛会议谈到东亚协同体(社论)》，《大楚报》1940年2月4日，第2版。
[119] 《由青岛会议谈到东亚协同体(社论)》，《大楚报》1940年2月4日，第2版。
[120] 《东亚联盟运动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周年(社论)》，《大楚报》1942年2月1日，第1版。
[121] 《东亚联盟运动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周年(社论)》，《大楚报》1942年2月1日，第1版。
[1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12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7页。
[12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7页。
[12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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