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红高粱》背后的那些人和事
来源：王忠友   2025-07-29 14:51:33

　　看过电影《红高粱》的人都不会忘记，那片“九九青杀口”。更会记得，我的爷爷们手捧烈焰四射的高粱酒，奋勇跃上一座小石桥，砸向日军汽车的壮举。

　　《红高粱》的生活原型是莫言先生的老家“高密东北乡”中真实发生的孙家口伏击战。“青杀口”位置就在“高密东北乡”的夏庄镇的孙家口村。那座小石桥，叫孙家口桥，横跨在孙家口村北胶莱河上。随着莫言先生的小说《红高粱》获奖和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剧演播，高密市在莫言先生的“高密东北乡”成立红高粱文化旅游基地，把孙家口桥改名为“青纱桥”。后来，这个很少有人知道的抗战故事便逐渐为人们熟知了。

　　实则，1938年4月16日的孙家口伏击战，是发生吾乡平度之“南乡”，亦即莫言先生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孙家口历来是平度的一个村庄，位于胶莱河南岸。清代孙家口属平度州官亭乡;1931废乡设区，孙家口属平度县第七区。1938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设区，孙家口属于平度“老七区”。新中国成立后，孙家口先后属平南县宅科区、兰底区。1957年，昌潍专署对辖属地域进行区划调整，以胶莱河为界，将平度县胶莱河彼岸的95个村庄，划归胶县(现胶州)、高密及昌邑，划归高密的村庄最多，多达65个，其中就有孙家口村。这样，平度南乡的孙家口变身为高密县(市)的孙家口了。

　　青纱桥，当时是胶沙公路(胶州到莱州沙河)的必经之处。桥为花岗岩石板桥，长41米，宽2.3米，有21孔，每孔桥面由三块长条石和两块桥边石铺就，石柱支撑。石柱立于横卧的基石上，基石下面是夯入河底深处的密集枣木桩。该桥建于明嘉靖年间。结构简洁紧凑，造型古朴稳重。雨打风蚀，河道淤积，桥体断裂下沉。2017年投资160多万重修。如果不是因为八十多年前发生的那场伏击战，它可能永远都不会让人想起。

　　1938年1月，日军占领青岛。2月，侵占平度城。胶(县)平(度)路上，满载物资和日本兵的汽车经常来往于胶县、平度之间。押车的日本兵残忍至极，经常拿田间劳作的农民和路上行人当活靶子射杀，沿途百姓，深受其害。国民党第八行政区保安第六总队队长曹克明决定伺机伏击日军。适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华北联络参谋兼十三支队参谋长曹直正到曹克明部联系工作。两人实地勘察，日军汽车从平度城方向开来，过了孙家口桥，须向右拐个弯，进孙家口村穿街南行。那时孙家口桥，弯陡，坑洼不平，只能单车通行。桥的两旁灌木杂草丛生，是隐蔽打伏击的好战场，决定策划“孙家口伏击战”。1938年4月15日上午，曹部侦察员发现八辆日军车经孙家口开往平度。根据以往侦察，日本军车规律性往返胶平路上。预计16日肯定返回。曹克明连夜部署，令所属第2大队董希瞻部打主攻。其他分队从孙家口向北至前双丘村公路两侧布防，当地游击队冷冠荣部一百多人驻万家庄，邀请驻胶县的抗日救国军姜黎川部待战斗打响后，迅速破坏电话线，切断日军的联系。指挥部设在孙家口村西的王家丘村。曹克明、曹直正坐镇指挥。16日拂晓，董希瞻部将百姓疏散，四百多官兵群众埋伏在孙家口沿街的房顶、胡同和桥两旁杂树丛中的伏击阵地。上午8时许，八辆载有日军的汽车从平度城向胶县回返。上午10时许，当第一辆汽车开过孙家口桥爬坡至孙家口村向右急转弯时，突然发现街面上有老百姓用来耙地的耙连在一起设置的铁耙路障。由于弯度大，来不及停车，导致轮胎被耙齿刺穿，汽车爆胎后撞进街旁的道沟里。屋顶的官兵立即用手榴弹袭击，车上的日本兵全部炸死。后面的7辆车在慌乱中纷纷追尾，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埋伏在桥两旁和民宅里的官兵，枪弹齐发，桥面上烈焰翻腾、浓烟蔽日，爆炸声中，日本兵惨叫连连、肢体横飞。有的日本兵乘机逃跑，被游击队和参战军民追杀。战斗从上午10时许直打到下午3时。一个日本兵隐藏在秫秸堆里，天黑后逃回胶县城。

　　据山东省人民政府2013年所立“青纱桥文物标志牌”记载：伏击战“共击毙日军39人，其中有中将中岗弥高，击毁军车7辆。所获战利品有重机枪1挺，大盖步枪30支，军刀3把，弹药1批，军车1辆。”孙家口伏击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109个老百姓却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孙家口伏击战后，曹克明回到了驻地周戈庄村休整。没想到那名狡猾的日本兵逃回后，立即汇报了被伏击的情况。

　　17日，从青岛前来收尸和报复的日军包围了孙家口村，挨户搜查。幸亏外出躲藏的群众尚未回村，村里只剩下五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气急败坏的日军从老人嘴里一无所获，当场打死3人，重伤2人，80多户房屋被烧为灰烬。为防止日军再来报复，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冷冠荣部让孙家口、公婆庙(孙家口南面)的村民挖断公路、拆毁小桥，阻止日军车辆通行。

　　4月25日天还没亮，驻青岛日军的一个中队，分乘四辆卡车，直逼孙家口。行至公婆庙村，发现公路、桥梁被毁，日兵全部下车，随即准备徒步行进。一位拾粪的老人见有日兵，吓得撒腿就跑。日军误以为是我方侦察兵，立即冲进公婆庙村，瞬间二十多名无辜的村民倒在血泊中。接着，日军封锁了村口，挨家逐户搜查。八位无辜老人被日军强行驱赶到村民王道昌家中，随后被反锁上门，惨遭汽油焚烧，无一生还。一个孕妇未及逃出，被几个日本兵堵在屋内侮辱致亡。六十多岁的王兆瑞为救尚在家中的孙子，不顾别人阻拦，绕道跑回家中，发现孙子被日军倒提双腿摔死。日军在村里折腾了一阵之后，又向村外追杀逃出去的群众。在村东，日军将二十余名无辜群众逼至一条深沟，架起机枪无情扫射。扫射之后，又用刺刀把死去群众的肚子挑开。在村北，将十多名群众包围在坟地里，全部步枪击杀。最后，他们又在村内空地上，用刺刀逼着被抓的十多名妇女剥光衣服，光天化日之下将她们凌辱后刺死。半天的时间，日军在公婆庙村进行残酷的报复行动。屠杀群众136名，杀伤、烧伤70多名。烧毁房屋800多间，牲畜、粮食、农具等损失不计其数。那时该村尚不满200户人家，受到如此屠杀与破坏，可以想象劫后残状：户户发丧，人人悲鸣。家家露天栖息，个个少衣缺食，妻离子散去讨饭，田野荒芜无人犁。这就是孙家口伏击战刚刚过去9天后的“公婆庙惨案”。

　　敌人血洗公婆庙后仍不甘心，下午又兵分两路，到周围村庄进行报复。杨家丘村十多间房屋化为灰烬;王家丘村房屋九十多间焚毁;谭家村无辜群众1人被枪杀。前双丘村，全村一百六十余户，全被烧光。另一股敌人，带着在公婆庙捉到的王道朴、张天祥、张天考等及一个卖鸡蛋的小贩7人，到孙家口去寻找中岗弥高的尸体。汉奸报告说，尸体被扔到一个井里，就押着这7人来到胶莱河北岸的一口井边，逼着他们下井打捞。没有打捞到中岗弥高的尸体，日军竟残忍地将这7个人浇上汽油，活生生烧死，行径令人发指。

　　莫言先生在《红高粱与张世家》一文披露了《红高粱》创作的起因。1983年春节，莫言先生回老家与旧时的工友张世家喝酒。张世家问莫言：“咱们高密东北乡有这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随后，他向莫言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孙家口伏击战与公婆庙惨案”。莫言根据张世家的讲述，进行了多日的采访和挖掘，决定创作小说《红高粱》。198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莫言先生的中篇小说《红高粱》，震动了整个文坛。后来莫言先生又根据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故事，陆续发表了《红高粱家族》系列的多部著名小说。

　　画家刘铁飞是我们平度崔家集刘家小庄人，深受电影《红高粱》影响，创作了大量关于红高粱的油画作品，自费筹建红高粱抗战艺术馆，印证莫言先生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段历史，成为红高粱文化的见证者与传播地。2003年，刘铁飞以“青纱桥”为素材创作的油画《桥的记忆》，送给莫言先生。先生曾此事写下这样一段话：“后来见到刘铁飞，并得到他赠我的一幅油画《桥的记忆》。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故乡的小桥。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祖先在桥上走过，日本人的汽车在桥上开过，牛羊在桥上拉过类蛋，儿童在桥上斗过，茂腔戏班子在桥上唱过，张艺谋的《红高粱》剧组在桥上坐过。后来，这座桥基陷落，被岁月剥蚀得凹凸不平的小桥，跟随着电影《红高粱》走向了世界。铁飞用他的画笔把这座小桥给我搬来北京，一腔乡情如同美酒，让我感动不已。”

　　“孙家口伏击战”与“公婆庙惨案”，在小说、电影《红高粱》以前为什么鲜为人知?主要问题出在曹克明身上。

　　曹克明，高密南郭庄村(现属诸城市)人。他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南郭庄村党支部书记。村支部虽小，当时却是省委直属支部。不久，调中共山东省委工作。1929年4月，调任中共青岛市委常委，不久，代理青岛市委书记。7月，中共山东省委遭破坏，省委书记刘谦初及夫人张文秋、秘书长刘晓甫夫妇等8人被捕，曹克明、党维蓉和徐宝铎三人为“临时省委”。11月，曹克明任新组建的潍县县委书记。1930年5月，曹克明在组织农民武装暴动时被捕，叛变后被释放。这便是曹氏历史上最大的污点。尽管他曾叛变，但曹克明爱国情怀并未因此熄灭。“七七事变”后他拉起抗日队伍，活动在高密、平度、胶县一带，发动了“孙家口伏击战”。孙家口伏击战之后的曹克明，1939年任鲁苏战区游击纵队第五支队长，兼任昌邑县长;1945年后任国民党特派员、第三十六纵队司令;1946年任国民党保安五十七旅副旅长;1948年任青岛警备司令部高级参谋;青岛解放前夕去台湾。1972年1月24日，病逝于台湾基隆医院。 假若曹克明不是中共的叛徒，哪怕是一位民主人士或小老百姓，只凭“孙家口伏击战”战绩，也会留名于抗战史中或抗战之后的出版物中。遗憾的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特殊时期，像曹克明这样的人，往往只能被回避、忌讳或是被漠然对待了。所以，“著名的孙家口伏击战”变得“鲜为人知”就不足为怪了。

　　担任伏击战的主攻部队的董希瞻是平度崔家集镇董家庄村人。董希瞻，1912年出生。董家乃名门望族，自明朝初年移居于此，至清朝中叶，董氏族人开始渐入仕途，官员众多，家族声望在胶东地区显赫一时。董希瞻毕业于济南育英中学，回乡后于当地重镇崔家集创办“私立崔家集完全小学”，从即墨、城阳等地聘来老师执教，自任校长。学校办学理念新潮，迅速成为当时平度西南乡首屈一指的小学，吸引周边众多学子前来就读。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董希瞻弃教从戎，组建抗日游击队，抗击日军。后投入活动于高密、平度、胶县一带的抗日武装曹克明部。1938年，曹克明部被国民党山东省第八专区专员厉文礼收编，任保安第六团团长，董希瞻任保安第六团第二大队大队长。伏击战的胜利，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煞灭了日本鬼子的威风。后董希瞻的队伍被国民政府军整编，董被授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董希瞻退出军界，于济南其父亲处闲住。1948年秋从济南经青岛赴台湾。董希瞻在台湾经营酒店为生，后随子女移民美国，经营一处农场，2002年董希瞻客死美国。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去青纱桥、孙家口、公婆庙多次，去拜访莫言先生的“高密东北乡”我的平度“南乡”灾难之后还健在的乡亲们。当我缓步踏上青纱桥的时候，心中不禁疑惑：八十多年前那场伏击战，其枪火是已然熄灭，还是又在记忆中回响?孙家口村日本兵汽车拐弯的路口，那棵小树已经长成大树，而那块历史的伤疤，仿佛在无声地哭泣，泪水从未停歇;当我走在公婆庙寂静的街巷里，那株历经日军劈砍的老槐树，如同刺刀下侥幸生存的张大爷，在风中摇晃，半身不遂，却依然坚韧不拔;村后的墓地上，荒草的头发根还在吓得哆嗦地竖着……

　　我们从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失去的，肯定无法估量。但我们要记住《红高粱》中那一群为人间喊号，替生民立命的“我的爷爷们”显得尤其重要，是他们让我们得到的比失去的还多，比如热血，比如力量，比如未来。

　　感谢您，莫言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