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我仿佛又看见了那远去的烟尘——滇缅公路......像躺在彩云之南大滇西崇山峻岭间的丰碑,时而伟岸——高耸入云端,时而低调——被云遮雾罩,不见踪影。
大西南的山川峡谷是原始洪荒的。浩茫高山神秘莫测;峡谷奔流,汹涌澎湃;亚热带原始森林,哑泉遍布,火山地热、蟑气、毒泉迷漫。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飞禽走兽的天堂。
每当我伫立于故乡这条抗战丰碑——滇缅公路前,凝望浩瀚云天雾海,仿佛听到和看到那阵阵喧腾的“山间铃响马帮来”转换成了抗战烽火的车轮滚滚、消烟迷漫,定会神思遐想……
昆明西山是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云雾显晦,峰峦出没,山势雄壮,下临阔水。山中著名景观数不胜数,到西山身心会无比愉悦,心灵会得到净化。
30多年前,我从山中华亭寺一路走下来,绿树葳蕤,空气清新。走了大约500米突然发现了一座汉白玉的雄伟石碑——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石碑庄严大气;旁边就是纪念馆,赶忙走了进去。纪念馆内静悄悄的,没有其他游人,也没看到工作人员,四面墙上内容一下子把我带进了那段尘封的历史,我的眼睛湿润了。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迅速占领了京津地区。1938年6月,中日两军进行了武汉会战,此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伤亡40余万,日军伤亡25万多,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从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战略相持就是消耗战,双方都要长期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日军在此期间先后占领了华中、华东和华南,中国95%的工业、50%的人口、沿海几乎所有港口都沦入敌手。海上运输通道已被全面封锁,盟国援助物资只剩下陆上通道——滇越铁路,但是日军飞机经常轰炸,铁路运输时常中断。1940年6月,日军进入越南海防,滇越铁路运输彻底中断。
早在1935年,蒋介石就预见到,一旦战争爆发,中国军队不可能守住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平原地区的城市,国民政府必将退守西部。正是考虑到有可能出现的危机,云南省主席龙云建议修建滇缅公路。
1937年底,滇缅公路正式动工,在缺乏壮劳力和机械的情况下,公路沿线20余万各族民众(其中有不少孩子,我们腾冲固东甸苴村去了27人)齐上阵,使用锄、斧、刀、箕等原始工具,在6座大山、8处悬崖峭壁、5条江河上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公路,它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在怒江和澜沧江上一共架起了三座大型的钢索大桥:惠通桥、昌淦桥和功果桥。他们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3000筑路人为此献出了生命。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它始于昆明西郊,终于缅甸腊戌,全长1140公里。它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连通缅甸首都仰光港,是中国抗战中“唯一的输血管”。
路修通了,然而国内缺少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工,眼睁睁大量急需的国际援助军用物资堆在缅甸,运不进中国。在这危急关头,国民政府向侨领陈嘉庚求助,陈嘉庚于1939年2月7日发出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与同胞一同战斗。通告一共五条,前两条内容如下:
一、熟悉驾驶技术、有当地政府批准、粗识文字、体魄健全、无不良嗜好(尤其不嗜酒)、年龄在四十以下二十以上者。
二、薪金每月国币30元,均由下船之日算起。如驾驶及修车兼长者,可以酌加。须在工作时,审其技术而定。
国民政府担心报名者会很少,因为华侨在南洋待遇优渥,而在滇缅公路运输军需物资就是上战场,生死攸关。可没想到,十天之内竟有来自马来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等国的5000多华侨报名。祖国蒙难,义不容辞。为了能够被录取,有的青年不会开车便想方设法学习驾驶;有些人年龄不合要求,就虚报年龄加入;有的人担心家人不同意,便异地报名。还出现了女伴男装的感人故事。经过严格考核筛选,录取了3192人,加上自发回国被编入西南运输公司的南侨机工总人数3260人。这些人多数是二十多岁的未婚青年,“南洋华侨抗日回国服务团”成立,先后分九批奔赴云南。
这九批南侨机工在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他们用鲜血与生命为前线几百万将士奋勇杀敌提供了物资保障。他们用青春表现了南洋华侨的侠肝义胆,表现了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他们演绎了天地间最悲壮故事。
在这3200多人中有四名女性,她们是陈娇珍、白雪娇、朱雪珍、李月美。
当年回国服务团不招女兵,李月美在报名处死死纠缠也没成,她转身跑回家中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又穿上了弟弟的衣服,到另一个报名处改名李月眉报名成功。在运输中,她同男机工一道出生入死。1940年她身负重伤,机工杨维铨把她从变形的驾驶室中搭救出来,马不停蹄送往医院抢救,才知她是女儿身,二人后来结为夫妻。这位“当代花木兰”战争后侨居缅甸,1954年,她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这些爱国华侨与亲人离别之时,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场面非常感人。新加坡码头人山人海,很多外国友人也来送行,机工们站在船的一边挥手告别,船舷都压歪了。
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中记载:在应召的机工队伍中,有位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他是新加坡英国摩尼汽车公司的副总工程师。由于他技术精湛,英文程度很高,老板为他提供了月薪700元的优厚待遇。然而,当他知道祖国需要机工时,他放弃了颇有前途的工作,动员了十几名机工携带修理工具和机器回到了祖国,他叫王文松。
服务团中,有些华侨机工开着自己新买的汽车奔赴云南,为了祖国甘愿献出自己的财产;许多人是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自愿回国吃苦,有的熟练技工,在新加坡月薪为 200 元新币,大致相当于1300 元国币,但他们却心甘情愿领取 30 元月薪的微薄收入。
阿单的祖辈移居马来亚种植橡胶,他十八九岁开始帮助祖父经营橡胶林。1939年,阿单跟随第9批华侨机工回国,在西南运输处华侨先锋大队工作。由于阿单热情活泼,与人为善,不久便与傣族姑娘朗玉宝成婚,生有两个孩子。
1942年5月初,阿单把物资从芒市运至保山的途中,行进在腊勐时,中国军队为阻止日本军队过江,炸毁了惠通桥。桥断了,阿单的战友们用汽车内胎囚渡过江,阿单却因顾念妻儿悄悄潜回了芒市。
日本鬼子到处搜捕未能及时撤退的中国军人和南侨机工。阿单换上傣族服装,上山放牛,变换躲藏地点,但还是被日本鬼子抓走活埋了。阿单遇难的那天,他的妻子去看望他,赶到时,阿单已被埋了下半身。妻子看到丈夫惨遭毒手,奋不顾身扑了过去,被乡亲—把抓住,她痛不欲生。为了躲避日本鬼子对南侨机工家属的迫害,朗玉宝给人家打工,受尽了苦,后来改嫁终于把一双儿女养大。
2000年10月,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抹不掉的—记忆》,其中有一段是在阿单牺牲的地点举行悼念英烈的仪式。头发花白的阿单儿子“扑通”跪在父亲的“坟墓”前,泣不成声,把国家颁发的“南洋机工纪念章”埋在坟墓下。
滇缅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种类繁多,有“雪佛兰”“福特”“道奇”“大国际”等等,由于铺设的是弹石路,路况极差。一部新卡车在南洋可行驶五六年,在这里只能跑五六个月。路况差,危险系数增加,雨季时,车子常常止不住地溜坡,稍有不慎就车毁人亡。
比路况更要命的是地势之险,滇缅公路翻越横断山系的云岭、高黎贡山等6座大山的支脉或余脉,跨越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5条大江大河和无数悬崖峭壁。经常一边是几百米深的峡谷,一边是几千米的高山,坡度在30度以上的路段就有十几处,稍不小心就会落入万丈深渊。有的地方,一侧轮子是悬空的,机工们随车带一块木板先铺上,在这段路上奔驰常常看见汽车翻入深谷。
龙陵至芒市间的象滚塘、芒市至遮放间的三台山都是险路,深不见底的悬崖陡坡叫人头晕目眩。
机工周开定就是牺牲在夜行三台山的途中。那天狂风伴随着迅猛的闪电,顷刻间,暴雨倾盆。周开定坐在驾驶室中,全神贯注地握着方向盘。突然,一个霹雳响在头顶,一棵被击倒的大树,不偏不倚对着他砸了下来。他趴到方向盘上,按响了喇叭,牺牲了。
机工吴再春,32岁,马来亚华侨,星洲道南学校毕业,喜欢运动,为了抗日痛别父母与妻儿。因运输途中汽车抛锚,由于他在气候恶劣的环境中连续多日的辛劳,他在长时间守卫汽车时得了“寒热病”。等到队友们送他到保山时,他的病已转成痢疾。又因保山医院人满为患,急忙赶回驻地医院,但是在途中他死去了。
海南籍南侨机工符气簪,曾在国立暨南大学读书,毕业后到新加坡任中学教员。回国后,编入第13大队,任分队长。1939年11月的一天,他从畹町拉军用物资到下关。当驶入永平县境内后,汽车在山顶上转了几道弯,沿着崎岖公路下山。在急转弯处,汽车跌入悬崖,车毁人亡。
1939年,18岁的谢川周毅然放弃南洋优裕的生活,参加了第八批机工回国服务团。1942年4月的一天,他从缅甸八莫运送军用物资回国。途中得知云南勐汝已被日寇占领,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为防止军火落入敌手,他迅速将车子坠入深谷。经过18天的艰难跋涉回到云南腾冲。几天后他又与几位南侨机工一起赶到怒江边,乘竹筏冒险冲到对岸。后来他参加中国远征军到印度,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再驾驶着美国CMC卡车从印度加尔各答沿着中印公路回到昆明。
1940年10月起,日军共出动飞机四百多架次,轰炸滇缅公路上的桥梁。每次轰炸之后,驻守在桥边的工程队就进行抢修。1941年1月23日,日军飞机第14次轰炸昌淦桥,终于把大桥炸断,为此东京电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三个月内无通车希望。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滇缅公路上的车队很快越过了波涛汹涌的澜沧江,整个公路全线畅通。原来两个月前,工程技术人员就预计到大桥有可能被炸断,他们把70个空汽油桶连成一组,铺上木板,就是一条可承载汽车的大船,用钢缆将载着汽车的大船拉来拉去,直到大桥修复。中国人的智慧战胜了日寇的飞机轰炸。
抗战期间,人称“血线”的滇缅公路共运物资四十九万多吨,运进汽车一万三千多辆,运出远征军十万余人,贡献卓著。据1940年1月的一份运货单:一周内,抢运2329箱迫击炮弹、1502箱37毫米炮弹、186箱飞机炸弹等共计160吨的军火。
经过两年战争消耗,中国军力反而比1938年大大增强,军队增加了60多个师、步枪增加到150万支、轻机枪6万多挺、其他火炮2650门……日军参谋本部对中国强大的补充力量极为震惊。
1942年,为了阻止日军进犯,中国军队将惠通桥炸断,滇缅公路由此中断,南侨机工队被迫解散。因为南洋各国当时被日军占领,南侨机工有家难回,而在中国内地又失去了工作,陷入生活困境,甚至有的人沦为街头乞丐。
抗战结束,这三千多年轻人中,只有1144人被找到并登记了名字,回到南洋;三分之一的人自愿留在中国;而另外三分之一,牺牲在这条公路上,这些年轻人大多没有留下名字。
看到纪念馆里那满墙的9批机工名单,我的血沸腾了。南侨机工们与祖国共存亡,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百折不挠,他们是中国抗战中具有特殊身份的战士。没有南侨机工,就没有抗战的物资保障,没有南侨机工,就没有中国抗战的生命线,他们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平民英雄!
国家有难,义不容辞,中华民族有着非常强大的凝聚力。南洋机工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义士之风将永远感召后人,可是留在祖国的这些平民英雄在文革中,很多人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特务”的帽子,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子女的命运也因此被改变。机工们在抗战中的伟大功绩,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人心所向,惟道与义。
1986年,昆明成立了“南侨机工联谊会”。1987年,南侨机工抗日这一段历史进入中学历史教科书。2012年,央视纪录频道用两年时间以南侨机工为题进行拍摄电视片,给这一群体起了个名字——“被遗忘的卫国者”。
突然想起了一点题外话,半年前因为疫情而回国的华侨与留学生竟然无端被一些人诋毁,说什么“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祖国建设没有你,万里投毒你第一”。就在几十天前,无数的华人和留学生几乎买空了海外的口罩和防护服寄回国内,人们感激涕零,可是当国外疫情严重他们要回国就受到如此对待,血浓于水啊,网络上铺天盖地地谩骂不让人寒心吗!
头上是日寇飞机投弹扫射,地上是望而生畏的险峻山路,驾车奔驰在滇缅公路的英雄们身影在时间的长河中渐行渐远,他们身后,滇缅公路的烟尘早已散尽,在距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和滇缅公路的零公里处不远的西山间矗立起了一座丰碑。
关于路,古往今来,有许多独具慧眼的杰出人物,精辟地阐述了它的巨大作用。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国家有交通,始可以收政治运用敏活之效,否则,国家有广大之土地,丰富之物产,高尚思想之人民,而无交通以贯之,联络之,则亦有等于无。”还有我国文化巨人鲁迅,说过一句充满深邃哲理的话:“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他暗示人们,只有顽强不息,百折不挠地开拓前进,才能摆脱贫穷落后,禁锢困厄的命运。
在阔步走进新时代的今天,“一带一路”将把五湖四海连结在一起,天涯近于咫尺,瞬间遨游万里,再现路的辉煌。
啊,恢宏壮观的滇缅公路,分明是一首横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的不朽长诗;是沟通中国抗战交通运输命脉的纽带;它记载着抗战历史辉煌、曲折的漫漫里程。是否可以这么说,人类的文明进步,往往在道路的开拓发展的艰苦历程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路,是人类进步、文明、希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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