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城一栋普通的楼房前见到了张型兰老人的大儿子高天先生，他带我们进了家。一进门，不大的两居室里拾掇的很整洁，也使人感到很温馨。一个慈祥的老人，坐在那里正要吃药，见我们进来，她要站进来，我们说：您老坐着就行。老人家精神矍烁，根本不像大病初愈的人。虽然腿脚不好，耳朵有些背了，但她腰板很直，思维清淅。交待中她时常陷入回忆中:
小时村里有两盘石碾，一盘在后沟里我家的房子西头，是在一个土洞里;一盘在村东大崖子南边的平房里。过去没钢磨(磨面机)前村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把粮食磨成面的。石碾就是把一个石滚子放在磨盘上，把石滚子两边的眼用木框固定住，连接在磨盘中心的轴心上。推一会就把碾过的粮食用箩筛一遍，把细的露在下面，粗的再倒回磨盘上。磨一二十斤面要用一整个上午的时间。我小时候经常跟着母亲去推磨。
我七岁时，八路军从村里路过，遗忘在了村边一个棉袄，里边好象包着什么东西，父亲他们打开一看，是一颗地雷。我父亲自告奋勇说：我给八路军送去，他们打鬼子用的着。走到半路，地雷不知为什么爆炸了，父亲被炸成了重伤，抬回来没几天就死了。上有爷爷、奶奶，下有我和两个弟弟，娘撑着这个家过日子有多不容易。所以我从小就被当个男孩子使，什么活都要干，从来不畏惧困难。
一九四零年前后，我的家乡杨河庄，活跃着一支很厉害的游击队，在村子外修筑了很坚固的防御工事，从里面能看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鬼子进村时，老百姓就跑了，到村外面去了。这个村跑到那个村。游击队就在工事里面打鬼子，一下打死好几个鬼子。气极败坏地鬼子再来的时候，就把村里的一整条街给烧了。许多人家没有了家，只能投靠亲戚或乡亲们帮助找个睡觉的地方。
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一带有个小男孩，他是县武装大队的通信员，才14岁，别看他年龄小，已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了。11岁那年，在日本鬼子的一次扫荡中，他的父母都被敌人杀害了。他流浪时被县大队收留了。别人问他叫什么，他不说，由于他跑的快，有人喊他小兔子，见他不反感，大家就都这样叫了起来。
他不但跑的快，弹弓射的好，人也很机灵。由于他长的很瘦小，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不久后，县大队就开始安排他去给下边的小分队送信。他有时把信放在鞋里，有时放在挎的篮子里的东西中，每次都能顺利送达。
这天，有一封重要的信件需要送到谢庄片区去，走时，政委再三叮咛，小兔子，这次的信很重要，一定不要出什么事，无论如何，千万不要让信落到敌人的手里。
小兔子使劲点了点头，就上路了。他路上想，政委说这次的信这么重要，我放哪儿保险些呢。他思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他走小路走地堰，不向大路跟前去。才开始他走的比较顺利，心里高兴地想，政委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信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去，绝不能辜负了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
正这样想着，前面窜出来了三个二鬼子，他心里一紧，向另一边走去。那三个二鬼子喊他，小孩，站住，老子有话问你。他装着没听见，自顾向前走。有个二鬼子喊，再不停下，老子开枪了，说着端枪向天打了一枪。小兔子停下了脚步，三个穿黄皮的二鬼子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一个长的很瘦的伪军瞪着他问，你是个小八路吧。他抬起头，扫了三个二鬼子一眼，摇了摇头。另一个二鬼子说，是个他妈的小哑巴。那个很瘦的二鬼子说，什么他妈小哑巴，他是装的，肯定是个小探子或送信的。把他带回去，交给皇军好好审审。
路上，一个二鬼子突然发现，小兔子嘴在不停地动，他大喊，这臭小子嘴里有东西，他在吃东西。你小东西吃的什么，快，吐出来。
另外两个二鬼子也赶紧凑上来说，快，快吐出来。
坏了，他吞下去了。
他妈的，他消灭了罪证。
三个人开始上来对他拳打脚踢。
打够了，见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三个人开始商量如何处置他。带回去，皇军肯定骂我们无能，让他把罪证毁灭了。三个人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把小兔子扔下走了。
昏迷中的他，回到了自己的家，父亲用手掌摸着他的头说，你小子，这些日子跑那儿去了，一家人到处找也找不到你。母亲则一把把他搂在怀里，哭着说，我的亲儿，娘想死你了，你终于回来了，自己在外边受了不少罪吧。娘的泪水滴在他的脸上，他感觉凉凉的，很舒服，很受用……
当他被雨水慢慢浇醒。他忍着疼痛，艰难地坐了起来。想了想刚才发生的一切，嘴角上露出了一丝浅浅地笑容。
回到县大队，知道情报没有泄露出去，同志们都夸他是好样的，政委狠狠地表扬了他。赶紧让医生给他治伤，让饮事班给他做好吃的。
在丁泉村，设有我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通过村公所李保长的掩护在那一带开展工作。一天，有一封急信需要立即送到县大队去，地下党小组刘组长正考虑让谁去合适，李保长想到了来送信的小兔子。
小兔子虽然不知道送的信的内容是什么，但他知道这信是和日本鬼子对着干的。一天一夜八十多里路小兔子打了个来回。
从那起，小兔子成了联络点不在编的通信员，他有时把信放耳朵眼里，有时放在粪筐的牛粪里，有时用树叶包上放嘴里。每次都能顺利地把信送到。日子久了，敌人都知道洪范山区有一个有智有谋的送信少年小兔子。
这天小兔子去送信，在石碑子终于被日本鬼子抓住。日本人从小兔子扛的扁担夹层里找到一封信。
日本人气急败坏，趁洪范集公审小兔子。在古香古色的老戏台上，两边站着两排实枪荷弹的日本宪兵。当一个留丹田胡的日本军官喊了一声后，一个瘦弱的少年被带了上来。台下千万只眼睛一下聚到了少年的脸上，少年脸上有道道血痕，但他的眼里喷射出愤怒的火焰。
两个日本宪兵上来，割下了小兔子的右耳。小兔子痛苦的咬着牙，身子倒在了台上，但头高昂着。
小兔子满嘴是血，在台上滚动。
“这就是共产党的下场!”丹田胡面对人群高喊。
十几天以后，家乡一带共有二千余名青壮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此后，平阿地区的抗日烽火越燃越旺……
一九四三年秋，日本鬼子占领了我的老家。第二年春天在洪范南的王庄和周庄中间修建了一个炮楼和碉堡。日本人白天去附近村里查谁家有共产党、谁家有在外当八路军的。至一九四四年春天碉堡被我地下党炸掉前，先后杀害我地下党和八路军家属共一百多人。
也就是从那时起，深深地激起了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明白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为以后自己积极投身祖国的解放事业埋下了伏笔。
我亲叔叔叫张书印，他是村里的支部书记和游击队长。所以虽然当时我还未满十岁，就开始积极地帮助村里干活。那时村里有一个锣，当村里要开会或宣布上级通知的时候，我就拿着锣走家串户的通知，有时站在房顶上去敲，敲几下是要开什么会，全村人都明白。村民们看见我就笑着说：“嘿!这小姑娘又跑出来敲锣了。”
日本人来了，把各家各户的鸡都抓走了，棉花、被子都抢跑了。他们什么都抢，他们实行的是三光政策啊，谁不恨他们啊!!!!
家里穷，穿的衣服都是母亲用手工做的粗布衣服。家里没有电，点的是煤油灯。那时家里也没有钟表，有时早晨听到鸡打鸣就赶紧起床，有时天上有月亮，也不觉的天黑。早晨、中午、下午都要挎上篮子，拿上镰刀去地里割草，草有好多种。那时吃的是窝窝头和贴饼子，是玉米面和地瓜面做的。平常里很少有青菜吃，更别说吃肉了。有时连咸菜也没的吃，喝粥时就在粥里放点盐。
小时，就盼着过年，过年能有新衣服穿，有饺子吃。
我们家穷，一下雨，住的房子到处漏，屋里把盆盆罐罐全用上了，叮叮咚咚像奏音乐，外边的雨不下了，屋里还在下。有时下连阴雨，屋里连一张床大的干地方都没有了，这时全家望着下个不停的天空，惆怅的向天叨告：勺子头，挖挖天，今儿晴，明儿干。
春天粮食不够吃，人们就摘榆钱、家槐叶、洋槐花和面伴在一起蒸菜团子吃。那时吃白暑面、高粱面，吃了不好消化，小孩老害肚子痛。能吃上玉米面就算好的了。白面一年也吃不上几回，有时闹病或感冒了，几天都不想吃东西，奶奶就抓两把平常舍不得吃的白面，给我做半碗面疙瘩，那就是当时最好的食物。
您还记得那时的抗日歌曲吗，能给我们哼几句吗?她点了下头，深思了片刻，声情并茂地唱到：八路军好、八路军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同胞们团结起来吧，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我们那发生过一场恶战，县武工大队的一个中队，连领导带战士共有40多人，被小日本的一个团包围在了东山的树林里。我们的人几次趁夜色突围均告失败，每次都有人员伤亡。我们的人坚持了五天四夜，饿了吃树叶，渴了喝自己的尿。小日本在包围圈上架上了机枪和探照灯，日夜不停的喊话，让我们的人投降。最后带队的领导做出决断：我们不能等死，和敌人拚了，冲出去一个算一个。他们一起摸到一个离敌人包围圈最近的地方，一声，开始，大家一起向一个点的敌人扫射，敌人的火力很快压了过来，一时间，枪炮声、爆炸声此起彼伏。后来我方没了一点动静，弹药全用完了。我们的全部人员都牺牲了。
当时听到山谷里传来的或清脆或沉默的枪炮声，村人的心都揪了起来。当天夜里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也许老天爷为他们这些英灵的早逝也发怒了。
第二年春天，有人在很少有人去的那个山谷的一块空地上发现了一片蒜苗。后来人们推断，县武工大队的人牺牲后，被山洪掩埋在了地下。当时为了防止日本的细菌战和行军时吃的东西不干净拉肚子，我方人员每个人的兜里都装有两头生大蒜。
那么多强劲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他们心不甘哪，那些蒜苗是他们生命的延续。
看我能说会道，雷厉风行，干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1946年我被组织吸收，加入了村中的妇救会，送我去县上接受培训和学习，不多久我就成为了妇救会副主任。由于表现突出，1947年17岁的时候，由当时的妇联干部王山梅、高小花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家家户户生活非常艰苦，吃穿都是大问题。解放军打完仗，就到我们村里来休整。当时，为了欢迎和慰问解放军战士，每家每户都会拿出点芝麻凑在一起，我们组织妇女们和上面，分成一块块，把芝麻蘸上，擀成小薄片，做成吃的送给解放军。那时候大家的干劲都很强，唱着我们妇女自己编的小曲：人家的儿子是好汉，参加了队伍去抗战，家里的事情没人管，咱们妇女冲上前，帮助抗属去生产，帮助抗属去生产……
我老家有一盘石磨，解放军来了给他们做煎饼，有时用驴拉磨，有时就人来推磨。用驴时要用布给它蒙上眼睛，它就会不知疲倦的走下去。人站在一边，只管转几圈向磨眼里添一勺粮食，那粮食有地瓜干、玉米，粮食头一天用水泡上，所以从石磨下流出的是一种面糊。人工推时大家会换着干，一上来我总是推的飞快，不大一会就推不动了。有时就两个人一起推，那时总觉得的磨道没有尽头。摊煎饼的鏊子用四块石头支起来，下面烧柴禾，用勺子把面糊倒在上面，用竹板做的拐子把面糊推平，片刻工夫就熟了。一次要作好多。
解放军来了，我们妇救会就挨家挨户的到村里去登记，给他们安排房子，解放军有时还抬着担架到村里来，看到伤员，妇女们赶紧烧水，给他们沏好茶水，一碗一碗送给伤员。有一次，赶上伤员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端着我们给他送的茶水，眼眶马上就红了一圈，哽咽着说：“几年都没有回家了，现在感觉好像回到了家里一样。”听他这样一说，我们好多妇女都感动的哭了。
“解放军来了，我们的活就多了。”张型兰奶奶笑着回忆说：“拆军棉袄、拆军棉裤，拆完晾干后，再给做好。那会没有穿制服衣服的，我们农村也没有会做制服衣裳的。说到这时，张型兰老人像个孩童似的笑了，有一次，我做的棉袄那个军人穿不上，原来两个袖子都让我上反了，逗得大家那个笑啊!笑的我都不好意思了。然后赶紧又把衣服拆了，找了另外一件棉袄过来，比照着重新上上，这才对了。我们给解放军做鞋、做袜子，那个袜子是高腰的，到小腿肚那个地方，是双层的布的。我们做的袜子多了，一捆一捆的......平时，解放军不来的时候，妇救会也去村里号召，让妇女给解放军做军鞋军袜，家里妇女多的做三双，妇女少的做两双，一做就做一大包袱，送到区里去。那时，做军鞋军袜的材料也都是每家每户凑出来的，就想着解放军就是咱们的亲人，要什么咱们就给什么。”
听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讲故事：头一天还在一个土炕上睡觉的人，第二天在战场上一个一个像麦个子样被撂倒了。晚上老做恶梦，梦到他们几个等我睡着后，来挠我的脚心。先是在梦中笑，然后是醒来大哭。
在解放战争时期，妇救会还有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宣传当时的政策。当时，村里的妇女文化水平不高，很多都不识字，妇救会就请了一个村中有文化的妇女教大家认字。那会，每个妇联干部都要上城里去培训，有时一周，有时十天，有任务回来就要宣传。每次一开会，我就到房上去敲锣，一敲锣大家都来了。我们教妇女唱：妇女同志们听我言，我们庆祝三八这一天，这一天是我们的解放日，男女平等喜洋洋……
离开时，我们祝愿张型兰老人健康长寿，安度幸福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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