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党”话语的价值向度
来源：文/黄晶晶   2025-07-31 10:32:47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先锋迈向“全国性的大党”。具体呈现为：从局部抗战阶段的呼吁民族觉醒与播下抗战火种的“大政党”，到全面抗战阶段的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华北最大政党”，再到战略相持与反攻阶段的主导敌后战场胜利的“全国性的大党”，实现了“大政党”“华北最大政党”向“全国性的大党”的形成演进。中国共产党“大党”话语内蕴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价值立场、实现民族独立和“四万万人”解放的价值目标、施行人民主权和重塑国际地位的价值实现。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大党”话语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1]革命历史以革命语言为载体之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话语则是语言的具体实践形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党”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从生存抗争到历史担当的蜕变过程的重要表征，它以理论创新锚定方向，以实践效能验证权威，最终奠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政治共识，也为新时代“大党”话语及其政党建设提供重要范式。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大党”话语的探赜形成三条脉络：其一，概念史研究聚焦“大党”话语生成。樊宸余，王久高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大党’话语创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且侧重“规模”认知。[3]陈杨锴认为“大党”概念提出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且辨析“大党”与“大政党”两种概念。[4]杨春林则从世界左翼大党老党百年来的演化历程中“从理念纲领、阶级基础、组织原则、治国理政、政党宣传等方面”[5]提炼治国理政规律。其二，政党形象研究结构“大党”品质人格。饶武元，肖舒丹认为“大党”话语是“塑造传播大党形象、驳斥西方偏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展示大党活力的需要。”[6]蒙象飞，单鑫提炼“情怀、智慧、格局、担当”[7]的人格化表达，蒋成会，唐可强调“塑造大党形象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其客观貌态被扭曲、被遮蔽的深刻忧思”[8]。邓显超，杨鑫主张以“‘小小红船诞生一个大党’的源起故事”[9]传递党的信心信念。其三，时代命题研究直指“大党独有难题”。于安龙认为这一时代命题“要义在‘大党’，本质在‘独有’，核心在‘难题’。”[10]杨玉成，张振将其上升为“重大政治伦理命题。”[11]季东晓，郑彬认为这一命题标志“大党主体意识的深刻觉醒。”[12]刘先春等与陈志刚分别从“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的关键举措”[13]和自我革命视角[14]提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方案。

　　学界对抗日战争时期“大党”话语的研究多停留于背景性、过渡性范畴，尚未形成系统性专项探索：其一，缺乏对“全国性的大党”等核心概念的语义考察。其二，忽视话语生成与抗战动员、整风运动、根据地建设的深层互动。其三，疏于辨析“大党”话语从民族救亡向执政合法性转化的历史逻辑。这种研究失衡，既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土化的重要环节，也弱化了新时代“大党独有难题”论述的历史纵深。本文以“全国性的大党”为锚点，融合话语分析理论与党史研究方法，采用概念界定、历史溯源、价值分析的结构，揭示抗战时期党如何借话语建构强化政党权威与民族动员。这有助于呈现更加立体全面的抗战时期的党的“中流砥柱”形象，也可以为当代政党建设需注重话语创新与历史叙事。

　　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党”话语的形成演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党”概念及其话语的演变，历经四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彰显了党将政治理想、组织能力、人民认同转化为历史主动权的战略智慧。

　　第一阶段：战略觉醒期(1931-1835)，从阶级革命到民族救亡的转型。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呼吁“全中国工农兵劳苦大众联合斗争，”[15]但尚未突破阶级革命的固有框架。1935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要“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建立政权，”[16]以扩大党的活动区域。随后，遵义会议开启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红色政治工作人员”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教育群众投身抗日活动，为思想转型奠定基础。

　　第二阶段：理论成型期(1935-1937)，“大政党”概念的明确提出。1935年8月1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1月，刘少奇在《领导权的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中强调，为了建立与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必须“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17]。标志性突破出现于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首次系统论述了政党规模与革命事业的辩证关系，并明确提出“大政党”概念。他指出：“领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并宣告：“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18]这一论断不仅蕴含着党组织全国化发展的战略构想，更深刻阐明“大政党”绝非仅指规模庞大，关键在于其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能力与水平。毛泽东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价值追求应是“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19]为“大党”注入了鲜明的政治品格要求。

　　第三阶段：系统建构期(1937-1939)，“全国性的大党”的正式确立。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庄严宣告：“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20]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大党”概念的正式确立。这一判断是基于：其一，组织力量的空前壮大。“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走向全国。”其二，政治影响的广泛扩展。“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21]对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与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1938)，前者强调“全民”“共同”，后者“政府”“中央”占绝对主导性表述，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群众基础。其三，政党自信的显著增强。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22]成为“屹然独立的大政党。”战线出强大的政治韧性与独立自主性。

　　第四阶段：实践验证期(1940-1945)，军事胜利与话语权威的互证。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创新论断替代“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科学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同年，党领导发动百团大战。这场战役不仅重创日军，粉碎其“囚笼政策”，更极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抗战信心。刘伯承指出，人民群众在战役中“英勇助战的精神，令人感动得落泪。”[23]百团大战以雄辩的事实，充分彰显了党作为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作用和领导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最终完成了“大党”话语从思想理论到革命实践的高度统一。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党”话语的价值意蕴

　　从“大政党”“华北最大政党”迈向“全国性的大党”，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人民立场、深厚的家国情怀、宏阔的政治视野始终如一，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重塑中国国际地位的壮丽史诗。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价值立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党的至理大义，人民立场作为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决定了党的理想信念均要围绕其展开。人民立场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鲜明党性。“作为一个政党固有的政治本性和根本特性，严格、鲜明的党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本质特征，也是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和升华。”[24]自恩格斯批判“绝对的社会主义”缺乏党性导致精神力量消亡时起，便被赋予意识形态属性与精神动力内核。马克思强调巴黎社会党的“党性和团结精神”，恩格斯晚年重申“自觉的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列宁将“严格的党性”视为自觉阶级斗争的条件，要求写作事业服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概而言之，对政党党性的要求，是对政党信仰的理论基础及其思想指南的昭示。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鲜明的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和世界观体现着党的党性如何。党始终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抗日战争实际相结合，在建设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中，始终关心关怀人民。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25]《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论著中，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为群众服务”“一切为了人民”的人民立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本质区别。党的七大开幕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实，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26]虚怀若谷、实事求是谓之谦;尊重实际、周密研判谓之慎。谦则戒骄，慎则祛躁。警醒中国共产党人在锤炼党性中永葆赤子之心、厚植公仆情怀，矢志不渝为人民服务。

　　实现民族独立和“四万万人”解放的价值目标。1931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全国人口为“四万万七千四百四十八万七千人”，自此，“四万万”迅速成为一种流行话语被广泛使用，凸显了中国所拥有的“冠绝世界”的人口规模优势。[27]在当时国人看来，四万万同胞构成的人口优势，实为中国抵御外侮、克敌制胜的现实根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针对“在广大的人民中流行着”的“四万万人一起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公式”，指出“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认为要取得抗战胜利，“四万万人一起努力”是重要力量，但非唯一力量。[28]这一论述基于毛泽东将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视野，分析国内外抗战力量和反战力量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旨在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持续巩固统一战线。这充分表明，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密不可分。帝国主义国家将内部矛盾向外转嫁、发动侵略战争的行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表现，昭示着资产阶级所构建的虚假共同体正走向崩解。为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这一时期着力加强自身建设。以《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献指导整风运动，系统总结了党内路线分歧的思想根源，深刻剖析和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其表现形式“党八股”。同时，党立足党内教育整顿、文艺建设领域问题纠治、文艺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以及这一时期人民对文艺的需求，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深刻阐释了文艺的地位与本质，倡导革命文艺服务于抗战和人民，明确提出文艺应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并强调发挥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29]的作用。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人民实现解放，一方面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自我革新，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另一方面致力于唤醒民众、壮大统一战线，以“愚公移山”的坚韧毅力争取最终胜利。

　　施行人民主权和重塑国际地位的价值实现。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从人民战争、人民民主、人民自由、人民统一、人民军队等多重维度，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功绩。他深刻指出，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在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强调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根本工作方法。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群众路线是党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第一，使党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是党的事业存续发展的根基，其立场直接决定着党的力量源泉。第二，立足人民立场，科学研判时局，不断提升主体自觉性、科学预见性与实践能动性，据此制定政治纲领，开展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将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第三，使党在实际工作中始终注重发动群众，激发其革命热情与创造伟力。如，通过组织互助生产，显著提升了群众的积极性与劳动效率，有力保障了粮食供给，有效缓解了战时紧迫的民生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民力量的深刻阐释，在中国革命特别是抗战实践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形成了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内嵌于中国民主，使其升华为人民民主，并持续孕育、促进并深化了人民民主的发展。毛泽东对此洞悉本质：“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0]这一论断表明党跳出“历史周期律”需要人民监督，这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创造性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也体现出人民主权原则要求发扬民主监督，真正的民主在于通过制度化的人民监督机制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约束。这必然要求权利主体广泛参与、体现真实意志、依靠制度保障其有效运转。抗战胜利后，中国国际地位实现历史性跃升，从饱受屈辱的半殖民地国家转变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员之一，并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现代中国大国地位的基石‌。‌‌‌‌

　　[1]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3] 樊宸余，王久高：《百年党史视野中“大党”概念的历史考察》，《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3期。

　　[4] 陈杨锴：《中国共产党“大党”话语的演进理路》，《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5] 杨春林：《世界左翼大党老党百年演进及历史启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2期。

　　[6] 饶武元，肖舒丹：《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理路、内容聚焦与叙事策略》，《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7] 蒙象飞，单鑫：《中国共产党大党品质的内涵与塑造》，《探索》2023年第2期。

　　[8] 蒋成会，唐可：《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塑造的价值意蕴、多维呈现和现实进路》，《宁夏党校学报》2024年第3期。

　　[9] 邓显超，杨鑫：《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故事的路径探析》，《对外传播》2022年第8期。

　　[10] 于安龙：《大党独有难题：内在意涵、破解理路与出场价值》，《思想理论教育》2025年第04期。

　　[11] 杨玉城，张振：《大党独有难题的政治伦理审视》，《江苏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12] 季冬晓，郑彬：《问题、危险与难题：一个把握大党独有难题生成与价值的视角——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党代会政治报告和重要党建文件文本分析》，《理论探讨》2025年第03期。

　　[13] 刘先春，董丽：《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逻辑》，《广西大学学报》2025年第01期。

　　[14] 陈志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及其原创性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05期。

　　[1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9页。

　　[1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页。

　　[17]《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9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3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2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4页。

　　[2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76页。

　　[24] 朱继东：《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9页。

　　[25] 吸收知识分子是为了充实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组织和党的军队，“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9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7页。

　　[27] 李金飞：《近代中国“四万万”话语的建构与多重运用》，《安徽史学》，2024年第4期。

　　[28]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0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8页。

　　[3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