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中旬,我怀揣着一份《长城1933》的图书出版合同登上了从长沙飞往北京的航班,从首都机场出站后,转乘一辆网约的顺风车向目的地古北口长城行进。司机刘女士每天来北京采购一次日用物质专送承德的一家军队干休所,开网约车算是她一份附带的收入,至少赚回一天在京承高速公路的过桥过路费。
刘女士的顺风车服务对象既然与军人有关,我这部战争题材的作品讲述的故事刚好发生在这条过去称为平热公路(北平---热河)沿线,因此我对这样一次出行充满期待与幻想,相信与她同行能够丰富我的故事、增长我对战争的认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变本加厉地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先是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继而于1933年元旦刚过敲开了山海关的关口,虎视眈眈地将罪恶的铁蹄伸向广袤的华北地区。也许是日军在山海关遭遇了何柱国率领的东北边防军第九旅顽强阻击,也许是占领热河省太过容易,由于热河省主席兼第55军军长汤玉麟消极抗战,日军以128名骑兵轻取承德,占领18万平方公里的热河省易如探囊取物,这样一来从关外进入关内的侵略路线选择上,日军避开东线的山海关,而是选择距离更近的平热公路---从承德、滦平,经古北口跨越长城进而直接侵占北平。尽管日军沿着平热公路南侵时遭遇了东北军下辖的67军坚决抵抗,但面对日军先进武器的狂轰滥炸,我守军从承德、青石梁、滦平节节败退,军事防线几天内就拉到了古北口长城。而古北口往东至山海关长城一线,日军还在一次一次地冲击喜峰口、界岭等长城关口,随时可能从各个关口全线进入关内,直接打到北平、天津等中国心脏城市。
面对急剧恶化的战争局势,国民党不得不暂时调整战事布局,将正在南方“攘内”的中央军派到北平参加长城抗日,派出当时隶属第1军的第2师、隶属14军的83师和隶属17军的第25师,共同组成新编17军,由安徽无为人徐庭瑶任军长。遣调前由黄杰任师长的第2师在陕西潼关驻防,由刘勘任师长的第83师在湖北孝感驻防,由关麟征任师长的第25师在安徽蚌埠驻防。17军军长徐庭瑶保定军官学校步科出身,三位师长都均是黄埔一期学生,其中黄杰和刘戡分别出生于湖南长沙县和桃源县,关麟征出生于陕西米脂县。古北口抗战命令是1933年2月25日下达,17军首支部队也就是25师戴安澜团于3月9日抵达古北口,整个战斗持续到5月底签订《塘沽协定》前才鸣镝收兵。
长篇小说《长城1933》讲述的就是这一段不到3个月却彪炳中国、烛照后人的战争历史,但创作前我一直未曾履足过古北口,尽管之前我对长城不算太陌生,先后到过东边的尽头山海关、西侧的尽头的嘉峪关,就是北京辖区内的长城,我也去过八达岭和居庸关关口,而长达六十年的人生中,我自己乃至家族心中的这个圣地----古北口长城竟然一次都没有去过。《长城1933》这部作品的史料主要来自先伯父黄杰将军撰写的《长城抗战日记》以及徐庭瑶军长、关鳞征和郑洞国将军的一些相关传记。我未曾脚踏过一寸古北口的泥土,未曾见过肉丘坟的忠魂,未曾见过八道楼子上的烽火狼烟,未曾听过潮河的水起冰裂,未曾抚摸过蟠龙山长城的砖墙,未曾观瞻老虎山长城城墙上的弹洞,未曾听过杨令公庙的梵音,未曾与战后余生的古北口人促膝谈过心,我对这样一次纯凭史料、不接地气的写作毫无把握,期待通过一次脚踏实地的探访,印证之前我对它的所有想象,在新书出版前修正可能存在的种种错谬,我对这样一次探访充满期待。
刘女士终究是一个底层谋生的妇人,她对发生在9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几乎全无感觉,甚至不知道家乡在她祖父那个时代曾经失守、沦为亡国奴,只是絮絮叨叨地介绍她当下的工作与生活。每天往返承德与京城这种既送货又运客的马路营生,让她有了稳定甚至丰裕的生活;独生女儿已经长大,并且还有一个乖巧听话的小外孙,她对目前的生活十分满意,唯一的遗憾是多年前丈夫去世,生活难免不有些孤单。和平时代这样一份朴实平淡的生活,看似寻常实属不易,让我看到看到了战争的真正意义,正是无数先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才民族有尊严,让国家免于被屈辱和欺凌的命运,让国民免于战争恐惧和流离失所的生活,让包括刘女士在内多数中国人无需眉头紧蹙思考诸如“战争与和平”的深切大义。正是每一个老百姓都过上安安心心的生活,才彰显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意义,先烈们曾经付出的鲜血没有白流。
我并不主张终日以泪洗面沉浸在战争的创伤中,但某种程度上国人们普遍存在的遗忘又让我心痛乃至担忧。对于历史整体遗忘或者无知,刘女士并非我们身边的孤例。湖南作家罗长江在其散文诗巨著《大地五部曲》中讲述过一段南岳忠烈祠往事时不无痛切地写到:这个国内唯一纪念全国抗战阵亡将士的陵园,在日本投降20多年后毁于文革,陵园外是一拨又一拨熟视无睹、呼啸而过的游客,曾经的60师阵亡者的骨殖掩埋在杂草中与木炭为伍。对此,作者出离愤怒地喊出:“对抗遗忘不啻是另一场战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遗忘,要比战争带来的灾难更为可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家每隔十年在抗战胜利日组织大规模、高规格的纪念活动,目的也在于对历史的追忆中,在对国家耻辱的咀嚼中,凝聚中华名族共同奋进的民族精神!
顺风车载着我向古北口奔去,我一步一步地靠近了战场,车过密云县城后,先伯父黄杰将军在《长城抗战日记》一书中提到的瑶亭、南香峪等地名路牌在沿线一个又一个出现,一下子把我带回到90多年的那场战争。不过时移世迁,特别是1960年密云水库的修建,这个占地180平方公里的水库旨在解决首都北京的饮用水源地建设,使得很多当年赫赫有名的战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其中包括石匣镇这样的军事重镇。石匣镇位于密云县东北部的潮河之畔,因镇内巨石如匣而得名,这座建于汉代的古镇,巍峨城门洞上方书“玄天锁钥”,建有一座高达4丈烽火台式的“镇夷楼”,因为它处于密云的中心,是北平华北通往东北松辽大平原的交通要道,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这里是各军部、师部常驻之地,徐庭瑶将军率领的17军驻军于此,先伯父黄杰率领的2师也在这里安营扎寨。密云水库修建后,石匣镇这个当年集聚几万抗日军队的军事重镇便整体沉入了水底,连同它硝烟弥漫的战争烟云。
同样的原因,另一处沉寂的战场是石匣镇东北20公里处的南天门。南天门离开古北口仅在咫尺之遥,过去是清代皇帝前往木兰围场巡视习武围猎时中途歇脚的地方。1933年古北口长城抗战爆发,3月9日25师刚接防,两天后就被日南撤至此,驻防南天门的任务落到甫到阵地的2师头上。4月21日,日军强攻南天门,2师官兵在师长黄杰率领下,冒着日军密集的炮火,凭借有利地形有效地杀伤敌人。两军相遇勇者胜,远处的枪炮对射,近的刺刀乱捅、枪托儿乱砸,一次次将蜂拥而至的敌人杀退,未丢一寸土地。面对日军对南天门中央421高地猛烈进攻,扼守高地的6旅11团拼死血战,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血肉堡垒。日军付出惨重代价仍无济于事,于25日集中全部炮火对高地实施空前猛烈的报复性轰击,从清晨到黄昏,无数炮弹连续不断地倾泻到高地上,高地被削掉了一层又一层,许多战士身负重伤,却没有一个人退却。第2师连续血战5昼夜,终因伤亡甚大,遂于4月25日夜间由刘勘率领的第83师接替战斗。5月10日,日军飞机十余架向阵地发起新一番轰炸,徐庭瑶军长见决战的时刻即将来到,下令83师严阵以待,命令第2师进驻小漕村、城子村、瑶亭、南香峪之线牵制敌人,保护南天门,与敌人顽强战斗到底。古北口南天门抗战,是日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遇到的最顽强的对手,也是日军付出伤亡最大的战场,日军死伤数千人,日本人总结古北口长城抗战是“激战中的激战”。如果不是配合中日《塘沽协定》签订做出战略性撤退,长城尤其是古北口一线的抗战绝非短短三个月结束。17军全体将士与阵地共存亡,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歌。先伯父黄杰战斗间隙留下《反攻古北口》诗两首:
其一
夜色凄其月不明,长廊徒倚听钟声。望乡楼上回征梦,古北城边袭敌营。漠漠离怀伤五内,轰轰弹雨彻三更。且看一战擒倭虏,留得云台万世名。
其二
南天今夜寂无声,疾走衔枚袭敌营。勇士可能收古北,莫教残寇渡长城。
这两首颇得王之涣、王昌龄等著名边塞诗人衣钵的诗作,至今读来依然动人心魄、荡气回肠,觉得这场90多年前的战争恍如眼前,更把那种气贯长虹、光照日月的家国情怀深切地传递给了我们这些后代传人,既让人热血沸腾,更令我灵魂震颤。我最先接触这两首《反攻古北口》,还在1980年代我还是一个乡下孩子时,那时台海两岸关系刚刚破冰,不断有统战、民革系统工作的人来我家到访,其中一位老先生大概是先伯父曾经的手下,就在我那时家徒四壁的家中背诵过这首诗,并种下我一生中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一个高大伟岸的先伯父形象就是从那时起在心中竖起!
我心里装着巍峨高大的南天门,装着战争的硝烟,默念着先伯父响遏行云的格律诗,同时装着上述定格在少年时代的深刻记忆,在古北口当地一位叫郝春来的老人引领下找到当年的南天门,遗憾的是全然不见当年金戈铁马、战火硝烟,高耸的南天门成了绵延青山中一处狭窄的豁口,只能在密云水库的风浪声中,从豁口上原本作为桩基的夯土和黑炭,遥想当年南天门高耸的城门和坚实的墙体,回望一个三十而立的青年将军“且看一战擒倭虏,留得云台万世名”的凌云壮志。
离开南天门,我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逡巡于古北口的各处战场原址。在潮河村,我遥想着当年一次杀死83名中国同袍的潮关口惨案;在古北口街道,我仿佛看到当年车水马龙和繁密的军需运输;在杨令公祠,我看见当年马不卸鞍、枕戈待旦的驻军士兵;在蟠龙山下,我遥想当年堆得山一样高的同胞尸体;在古北口纪念馆,我看见大幅纸张书写的《陆军第十七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这块原本立于徐庭瑶将军故乡蚌埠的墓碑由先伯父黄杰撰写,在这样一个重要的祭奠场所留下只文片纸已属不易,先伯父的手迹竟然占据很大的墙面,90年后作为后人的我默立于此,内心无比兴奋与激动,涌起一种强烈的荣誉感。更让我自豪与骄傲的是,先伯父的影像还保存在数千里之外的云南腾冲国殇园,那里记录着先伯父黄杰率第11集团军将士强渡怒江,成功攻克龙陵、芒市等地,会同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部队重新打通了国际交通线,使得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揭开了正面战场对日反攻的序幕,钳制和重创了缅北、滇西日军,为抗战取得最终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紧靠古北口长城纪念馆的是古北口长城纪念碑,碑文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何鲁丽书写,先伯父的战功再一次与徐庭瑶、关鳞征、杜聿明、郑洞国等将军一并提起。站在碑前,郝春发老人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包括先伯父黄杰将军在内的2师13人在纪念碑对面的门头沟遭遇敌人猛烈轰炸后,依然坚守阵地,弹尽粮绝全员受伤后,郝家爷爷率领家人将先伯父等人救下并安置在家养伤,直至伤愈,期间救治任务十分繁重,甚至累死了家中一头骡子。但这样一则故事并未见于先伯父事无巨细记录着的《长城抗战日记》,其真实性我等后生者难以核对。但郝先生家世显赫,是孝庄皇后的后代,他居住的郝家大院虽然不大,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前往木兰猎场打猎时,都在这个院子里住过。这样的皇室之家自然不需要虚构什么故事装点门楣,我大体上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真实情况更可能是被救治者是2师的另一批壮士,因为战场上救死扶伤、相濡以沫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读先伯父《长城抗战日记》,我也得知救护者的担架从来是跟着战场走。抗战自然是军人的本职,但战争开始的那一天起,所有浴血奋战的军人都受到人民的爱戴、尊敬和守护,这就是战争的人民属性,也是跨越90年这次古北口之行获得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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