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戴安澜与滇缅抗战
来源：文/姬欣然   2025-07-31 15:29:54

　　——将军执剑赋采薇 海鸥衔云归故乡

 

　　中共长沙历史陈列馆的那条全长一百九十八米的毛泽东诗词书法长廊，五十七首镌刻其间的诗词，既包含着像《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之类的脍炙人口的诗篇，也藏着一首鲜少人知的悼亡诗——《五律·悼戴安澜将军》。当游客们簇拥着在“北国风光”的狂草碑前争相打卡时，乏人问津的这首追悼远征军将领的悼亡诗静静陈列其旁，上面的金色文字记载着那段勠力同心、抗击外辱的时光。

　　《五律·悼戴安澜将军》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这首诗中的“机械化”是指哪一支军队呢?诗中的“冬瓜”“棠吉”又是哪里呢?欲解胸中之疑问，必须回溯那段悲壮的远征印缅抗战史[①]。

　　一、戴安澜其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戴安澜，1904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原名戴衍功，自号海鸥，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在校时曾参加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战事;九一八事变后，先后参加古北口长城抗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1939年1月，戴安澜升任第五军第200师师长，毛主席诗词中的“师称机械化”正是指200师[②]——中国第一支装甲部队。同年11月率部挺进桂南，参加昆仑关大战，因战功卓越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③]”;1942年2月，率部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先后参加东瓜保卫战[④]、棠吉④之战。奉命撤退的途中与敌遭遇，展开激战，不幸负伤，因伤重不治于5月26日在缅北茅邦村牺牲殉国，年仅38岁。

　　二、200师开赴缅甸：第一阶段的鏖战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翌年6月4日，英法军队在敦克尔克丢盔弃甲、一溃千里，英伦三岛岌岌可危。趁着英国人还未完全从欧洲战场的噩梦中醒来，日本迅速侵入越南并在英属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边界屯下重兵。惊醒的英国人希图凭借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伟大力量，支援它在缅、印、马方面的军事，以挽救远东大后方的危机。[⑤]同时，中国方面，日军为尽快迫使蒋介石迅速投降，在封锁滇越铁路之后，立马调集飞机对滇缅公路全线进行狂轰滥炸，意图切断中国最后一条物资补给“生命线”。面对共同的敌人，蒋委员长终于愿意向这位远道而来的英国将军敞开了他黄山别墅的那扇朱红色的大门，双方商定派出“中国印缅马军事考察团”到缅甸、印度、马来亚三地考察，形成保卫缅甸的具体军事计划。当年[⑥]12月，中国军队开始着手准备入缅作战，但由于英方的反复无常，致使中国远征军无法提前进入缅甸布防，白白贻误战机。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野心急速膨胀，加快了侵占缅甸的步伐。1942年2月底，英方见仰光情况危急，不得不请求中国速派远征军入缅。

　　作为先头部队的200师，入缅后迅速投入作战。在第一阶段的同古保卫战和棠吉收复战中，戴安澜将军和200师诸位将士用浴血奋战的行动践行了当初出国作战“扬威国外，藉伸正义”的誓言。

　　1942年3月，戴安澜将军率200师开赴同古，逐次接替英军的防务。为掩护英军顺利撤退，充分做好迎战准备，戴安澜将军率部日夜抢修工事，布下了三道防线迟滞敌军前进。同古保卫战打响后，200师全体官兵拼死抵抗，虽是孤军作战，亦决心誓死抵御到底。3月22日戴安澜将军写给夫人王荷馨的信中提到：“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连[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⑦]”在十二天的战斗中，200师始终以高昂的斗志与敌鏖战，打退敌军20次冲锋，歼灭敌军4000多人，打出了中国远征军的风采，打出了中国国威，《泰晤士报》评价道“同古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4月25日，戴安澜将军又率部克复棠吉，肃清据守之敌，最高统帅部甚为赞赏，蒋介石也亲自传令嘉奖。然而，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5月初，曼德勒失陷，中英盟军开始全线溃败。5月10日，八莫、密支那先后失守，第五军只得放弃原定计划，退至胡康河谷地区。担任阻击任务的200师，不幸与军部失去联系，在后有追兵、前路不通的情形下，戴安澜将军决定带部队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寻隙退回国内。5月18日傍晚，在通过细包至摩哥克公路时遭遇伏击，枪林弹雨的激战中，戴安澜将军不幸中弹受伤，仍强撑着指挥部队突围。5月26日下午，周至再和郑庭笈向戴安澜将军请教带兵回去的办法。此时，躺在担架上的戴安澜将军已无法说话，示意他们拿出地图，指示经莫罗过丽江北上回国。38岁的戴安澜将军向北凝视了片刻后，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在距云南不到100公里的茅邦村。因天气炎热、条件简陋，官兵们只得匆匆火化了师长遗体，放在一口狭小的棺材里。6月5日，历经千辛万苦的第200师到达中国边境，戴安澜将军的遗骸也随着部队回到了祖国。

　　三、戴安澜逝世：举国同悲，异域共悼

　　7月12日下午，戴安澜将军的灵柩在部下的护送下抵达昆明，省内各党政军要员步行恭送，入小西门，经武成路，华山南路，正义路，出正义门折入金碧路，拓东路，至拓东运动场停灵。灵柩过时，沿途数万民众眼含热泪，脱帽致敬。戴将军灵柩到贵阳时的情况更是空前热烈，“所经各户门前，均设置祭坛，燃放鞭炮，声闻数里。⑩”在悲壮的鞭炮声中人们大声呼喊“要复仇，要民族自由!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勇往奋斗![⑧]”。8月6日晨六时四十分，戴将军灵柩抵达桂南站，公祭之后，灵柩被运往全县暂厝。同年10月16日，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祀南京忠烈祠;美国政府也于10月29日以罗斯福总统的名义向他颁授懋绩勋章一座，称赞戴安澜将军“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优良之楷模”。

　　1943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全州为戴安澜将军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陪同，军委西南办公厅桂林行辕主任李济深代表蒋介石主祭，礼堂上设戴师长灵位，中悬遗像，四壁花圈挽联无数[⑨]，选录几幅如下：毛泽东的挽诗《五律·悼戴安澜将军》、周恩来的挽联“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朱德和彭德怀的挽联“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英雄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蒋介石的挽词“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除此之外，林森、陈诚、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李济深、徐悲鸿等也都送了花圈和挽词;世界各地的华侨领袖陈嘉庚、胡文虎、司徒美堂等也分别赠送了挽联[⑩]聊表哀思。

　　四、第一阶段失败原因略论：折戟沉沙，椎心泣血

　　(一)指挥权混乱，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归属问题，始终困扰着中美英三国。丘吉尔曾告诉罗斯福;“蒋介石大元帅接受了我方的要求，亚历山大对于实际上在缅甸境内的全都军队有最高的指挥权。”而罗斯福却不认同此事，他认为：“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最好能保持双重指挥权。”[11]而中国方面，蒋介石虽然将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但却对他很不放心，常常从千里之外的黄山别墅直接向远征军将领发号施令。此外，还派驻了一个以林蔚为首的中国使团坐镇腊戍。作为蒋委员长的直接代表，林团长总是对于决策“稍稍施加影响”。正是这种影响，导致没有一位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会执行亚历山大—史迪威—罗卓英联署的命令，除非这项命令被林蔚将军批准了[12]。最高指挥权的变化无常，使中英盟军既没有协调一致的作战计划，也没有统一集中的指挥系统，致使在战争中军队上下调度失衡，出现无兵可调或不愿执行命令的情况，加剧了中英美三方指挥官之间的埋怨与不信任。苦的是一线作战部队往往因援军无望而被迫放弃刚刚抢占的阵地，陷入被动防御或撤退的局面。

　　(二)情报工作较差

　　斯利姆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本地人表现的很冷漠”。因为英国在殖民期间肆意掠夺缅甸人民的财富，当日本人到来之时，缅甸人民曾认为日本人在帮助他们赶跑英国统治者，所以没有任何缅甸人的情报组织给我们提供敌后的消息，此外，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空军侦查的结果也不理想。“入缅初期的情报只能依赖于捉到的数量少得可怜的战俘，这使得军队就像一个瞎子拳击手，试图打击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并且试图避开对手的打击?”。这种情况在整顿情报组织、建立临时情报侦查机关后稍有好转，但与准备充分的日军相比仍是天壤之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情报机关的触角就已经深入到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在远东地区的每一块英国殖民地上都有一支永久性的间谍队伍，不断提供最新情报。巨大的差异使得战争初期盟军部队面对日军的进攻无法及时做出反应，严重影响作战部署。

　　(三)后勤保障工作不到位

　　首先是医疗保障。远征军赴缅初期，因伤病员数量有限，卫勤保障尚能满足作战所需。随着战局的恶化，卫生机关因掌握的运输工具数量有限，药品储备不足，使其无法向作战部队提供及时有效的医疗支援[13]。在撤退途中，也是因为药品供应不足，导致许多伤病员病情恶化，不治身亡，部队非战斗减员的人数与日俱增。据统计：中国远征军动员总数约10万人，回来的仅余4万人左右，撤退死伤人数是战斗死伤人数的两倍[14]。其次是补给问题。自入缅开始中国军队的补给一直处于危险状态，在油料方面，蒋介石希望远征军的油料在缅甸补给，而英国人却不愿意供给远征军的油料[15]，导致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效能大打折扣;在武器装备方面，中国一个师的编制相较于英美的同等部队要少得多，只有七到九千人，且仅有三分之二的士兵配备武器，因此，中国一个师的步枪火力满员也很难达到三千人，此外仅配备二百挺轻机枪、三十或四十挺中型机枪和一些三英寸迫击炮，极少数部队配备有反坦克炮21。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让远征军不得不通过投入超常规的人力来弥补，致使后期本就紧张的兵员储备雪上加霜。

　　(四)兵员不足

　　出于战略优先次序考虑，英国政府对缅甸的战略地位并不太重视。斯利姆将军回忆“这里每一种补给物资都十分匮乏，铁路运输车辆和汽车都十分短缺…飞机数量也是少的可怜?”，“军队减员和逃跑现象更是“一场无法治愈的消耗性疾病?”。不光英军兵力不足，中国远征军也因苦战连连，面临与英军相似的困境，可此时，国民党驻防在云南境内有不下五六个军，都是蒋介石派驻云南用以监视龙云，[16]准备趁机入主云南的工具。蒋介石也没有做到将保卫滇缅公路的战略优先地位。两国最高首脑的战略考量，错估了日本强占缅甸的决心，使滇缅战场出现后备兵员不足的情况。盟军无法在两军结合部布防重兵，而日军巧妙利用这一缺点，多次派遣穿插小队占领结合部，进而分割包围蚕食盟军部队。可以说，兵员不足是第一阶段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

　　所幸，在第二阶段的反攻准备中，盟军充分吸取了第一阶段作战失败的经验。中英美三国不仅在战略上达成一致，在补给、交通、卫生等方面也都进行了充分地整备。胡康河谷反攻战、松山攻坚战……历时三年，戴安澜将军“反攻!反攻!”的遗愿终于在1945年3月30日得以实现。

　　斯人已逝，哀思万分。毛泽东同志写下这首挽诗，不仅是为了表彰忠烈，悼念一个军人成仁的壮举，更是为了淬厉抗战精神，记写中华民族空前伟大的一首史诗。戴将军在缅甸成功成仁，博得中外同钦、万师同仰，他的不幸牺牲，是我们抗战的损失，也是反侵略战线的同盟国家的损失。

　　戴安澜将军，镇狂飙于原野，挽巨澜于倾倒，兴中华之壮志，实为“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第一人”。虽不幸成仁，但他的精神如同滇西群峰间的晨光，穿越八十载岁月烟尘依然熠熠生辉，指引我们勇往直前!

 

　　[①] 因本文主要讲述的是戴安澜将军的故事，故只选择了与200师相关的印缅抗战第一阶段的入缅、作战、戴安澜牺牲、经验教训与反攻，进行简要论述。

　　[②]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已然认识到装甲部队的重要性，只是受限于技术和财力，无法大规模发展，只能采取逐步扩编的方法，来建立中国自己的装甲部队。1937年3月，战车营与交通兵第2团装甲汽车对改编为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参见潘望《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国共两党高级将领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539页。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国民政府向欧美各国购进了一批武器，有苏联9吨半战车80辆、美造福特卡车400余辆……随后军委会命令装甲兵团扩编为第200师，这就是国民党第一个装甲师，杜聿明任师长，邱清泉任副师长。参见林治波主编. 《中国抗日战争秘闻》,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7年,67页。同年12月，第200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不久番号改为第5军，国民政府在第5军成立后用精良武器装备该军，补充苏英坦克几十辆，号称“王牌军”。徐庭瑶任军长，杜聿明任副军长(后升任军长)，下辖戴安澜的第200师、邱清泉的新22师、郑洞国的荣誉第1师。参见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6卷 广东政海拾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14-16页。

　　[③] 何应钦代表蒋介石主持南岳军事会议，在会上赞誉戴安澜是“当代之青年标准将领”。参见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戴安澜将军》第2版,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年，153页。

　　[④] 东瓜，或东吁，都指的是同古;棠古，或东枝，都指的是棠吉。

　　[⑤]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远征印缅抗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5页,第7页。

　　[⑥] “当年”指的是1941年。

　　[⑦]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9页。

　　[⑧] 贵阳中央日报社记者周冠群辑《各地默哀迎国殇》，收录于《戴安澜将军日记》，贵阳中央日报社编印。

　　[⑨] 《戴故师长追悼会昨在全县举行 李主任代表领袖主祭》，《大公报(桂林)》，1943年4月2日，第2版。

　　[⑩] 郭胜伟著《同仇敌忾——黄埔将帅浴血抗日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374-375页。

　　[11] 秦孝仪. 战时外交(三)[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转引自：方伟. 试论中美英三国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期间的合作与分歧[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3, 28 (03): 118-121.

　　[12] [英]威廉·约瑟夫·斯利姆.蒋经飞译.《反败为胜：印缅战场对日决战1942-1945》，新华出版社.2021年，第115页，第120页，第176页。

　　[13] 于宁. 力难胜任：中国远征军卫勤保障的运作与困境[J]. 民国档案, 2021, (03): 87-97.

　　[14] 刘立云著《血满弓刀：杜聿明将军》，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第363页。

　　[15] 李立著《中国远征军：滇印缅参战将士口述全纪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390页。

　　[16] 余韶.《挫辱而归的第一次远征》，《远征印缅抗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第7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