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提出并阐释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理论命题，为理解文化抗战提供了新视角。抗日战争时期是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时期，文化抗战不仅是一场民族救亡斗争，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主体性重塑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抗战中通过文化价值重构、文化认同再造、文化形态革新、文化空间突破实现了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塑。历史和实践证明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根本保证，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主体依托，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力量源泉。这些历史经验为新时代在复杂文化格局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宝贵镜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中华文化主体性;文化重塑;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刘国(1999—)，男，四川遂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问题，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座谈会上，对“文化主体性”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他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1]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2]。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抗战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历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3]，这一关于抗日战争的重要阐述，既表明了抗日战争的文化战争属性，更深刻展现出了文化领域的抗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文化造成了巨大破环，给中华文明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塑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是不能被忽视的，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塑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总结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经验为在新时代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历史镜鉴。
二、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多维重塑
自九一八事变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经历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是一场由中华民族全民族参与，是一场汇集了全民族的力量，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开展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抵抗并最终获得伟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一)文化价值重构：在提升文化引领力的过程中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
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文化的引领力表现为文化的吸引力和导向力。文化要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价值引领，引导社会发展向着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潮流前行。如果一个民族的发展不能由本民族的文化引领发展，那么这个民族就只能沦为其他文化的附庸，这个民族便失去了文化主体性。
在推进文化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思想、文化方针、文化政策等文化命题方面做出整体性、系统性的思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即构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4]，这一纲领为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5]自此，中国共产党便依循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的文化道路，科学辩证地把握和审视中国的文化问题。
(二)文化认同再造：在提升文化凝聚力的过程中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
文化是人类感情联系的纽带，具有“粘合剂”作用。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文化凝聚力表现为文化的亲和力、感召力和认同力。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在立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广泛建立文化抗战统一战线，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到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与历史使命上来，从底层逻辑再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极大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在文化抗战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观”以及民族政策加强了民族团结，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毛泽东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国内的各个民族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民主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6]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进行了系统表述。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荣的革命精神，它并非由单一民族构成，而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融合体。[7]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抗战中形成的“中华民族观”强化了民族团结，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联合起来，方能汇聚最强大的力量，“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8]。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文化界结成了统一战线，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在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了各种文化抗战团体。这些抗战文化组织，在团结群众、汇聚人心、凝聚力量、进行文化创造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文化形态革新：在提升文化塑造力的过程中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9]，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文化的性质与内容也会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形成的抗战音乐、抗战文学、抗战电影等文化形态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更新了中华文化的形态，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塑造力。
在抗战音乐方面，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后便着手领导音乐界开展抗战活动。音乐界人士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反映中华民族不愿做亡国奴的呼声，他们以凄惨、悲壮、激昂的音调唤起全国民众对侵略者的仇恨，激励着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精神。“左翼”音乐运动的参与者才华横溢，又大多出身于社会底层，了解民间疾苦，有着更强烈的救亡精神。他们创作的音乐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在抗战时期，抗战救亡歌曲是一个民族在危亡之际发出的呐喊，汇聚着中华民族的力量，以时代的最强音和呐喊促进了文化形态的更新。
在抗战文学方面，为了适合诗歌宣传抗日的需要，抗战诗歌都采用自由体形式，语言铿锵有力，极具战斗性。新诗在为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服务的过程中，更加密切与现实斗争之间的联系，将工农兵群众作为歌唱的对象。在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抗战小说的创作得到了空前发展。著名的作家矛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等都创作了大量的以抗战为主题的小说。文学工作者在抗战烽火中得到锻炼提高，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以笔为枪创造出的众多文艺作品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抗战精神。
在抗战美术方面，木刻、木版画、版画、漫画等美术形式成为宣传抗战的有力武器。在晋冀鲁豫边区，“墙头画的数量远过木刻，所起的作用也最大，在本区深山僻壤的村庄里，都满布着墙头画”[10]。抗战美术创作出了大量贴近群众生活，为群众所理解接受的反映抗战的作品，在丰富文化内容、凝聚力量、提升文化塑造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文化空间突破：在提升文化辐射力的过程中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
文化的辐射力表现为这种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为对外方针，尽一切努力进行对外宣传。对外宣称与交流让世界了解到中国的抗日战争的状况，争取到其他国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同时，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影响，重塑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宣传了中国文化，突破了文化空间的限制，提升了文化的辐射力。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拥有《先锋报》与《救国时报》两份报纸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同时呼吁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西方记者到访延安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国际社会得以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斯诺是第一位访问陕北苏区的外国记者，他写作的《西行漫记》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的新面貌。继斯诺之后，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是第二位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她利用采访所得材料创作了《伟大的道路》一书，同时写信邀请更多新闻工作者探访“红色延安”，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的拓展。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国际报道社，向外宣传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抗日态度与英勇抗战的事迹。中国共产党通过突破地理限制和意识形态封锁，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同时将中华文化与文化抗战所创造的新文化传播到国际社会，不仅实现了文化在空间上的突破，更是文化话语权、价值传播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战略突围，中华文化的辐射力得到提升。
三、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是一场民族救亡图存战、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文化奴役的反抗，是对中华文化的捍卫与弘扬。文化抗战团结了全国各族人民、唤醒了民族意识，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化抗战才能朝着先进的方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抗战以科学的，先进的文化理论和思想为指导。文化抗战取得胜利，说到底在于坚持了党的文化领导权。
在文化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健全文化机构，引导舆论导向来夺取文化领导权。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机构领导先进文化建设，组织抗日文化活动，推广新民主主义文化。抗日战争时期，击败日本侵略者是时代命题，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文学艺术照亮了老百姓前方的道路，让他们在充满生活气息的文艺作品中坚定了跟随中国共产党的决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抗战需要，在各根据地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培养了众多素质过硬、能力出众的领导干部，为革命输送了大量人才。提高居民文化程度，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必经之路，对宣传党的政策及增加民众对党的了解和认同有着极大的作用。
只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文化建设才能做到“守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才有坚实依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11]
(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创造主体。没有中华民族，何谈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下，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抗战的胜利则又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主体性有了坚实的创造主体。
在文化抗战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创作《中国史话》《大丈夫》《屈原》《忠王李秀成》这类通俗历史读物和创作历史剧来歌颂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批判汉奸的卖国行为，这些作品起到了教育和鼓舞民众的作用。同时，众多史学工作者在中国通史、民族史和边疆史的研究中，着力强化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倡导民族团结。在通史写作中，作者们着重描述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平等共处、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史实，摒弃了以往大汉族主义的偏见。这种基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观，对于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必由之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主体，一方面是作为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是作为实践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深刻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的主体地位的观点，发动文化层面的人民战争，让日本帝国主义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旧中国，教育本身就是被剥削阶级所垄断的，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文化教育与广大民众相离甚远。中国共产党便组织大量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办起中小学校，为农民子女提供入学机会。文化工作面向最广大人民群众。边区的“文协”将大量经费投入到对农村的文化设施的建设中，鲁艺的师生深入农村采集民歌、整理出《陕北民歌选》，《东方红》从情歌《白马调》改编为人民颂歌，完成了文化符号向无产阶级文化的转化。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实践说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基不只存在于典籍馆阁中，还存在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与“田间地头”的劳作中。中华文化从“士大夫的书斋”走向“人民田间”。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开创了“文化属于人民”的文化范式。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就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抗战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抗战文化集中展现了中华文化在民族存亡关头所迸发的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是一场文化主体性的重建运动。当前，面对百年变局中的文化竞争，我们更需汲取文化抗战历史经验积累的宝贵智慧，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借鉴参考。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8-9.
[2]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
[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74.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民族委员会.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14：1.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2-623.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4.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4.
[10] 刘增杰，赵明等.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中[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276.
[1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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