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抗战精神的独特地位和重要特点
来源：文/钟昌斌   2025-07-31 16:09:15

　　【提 要】：抗战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系统中具有重要影响的重要成员。由于它产生于特殊历史时代，使具有全民性奋斗目标的抗战精神思想呈现出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从抗战精神在中国革命精神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抗战精神呈示出的中国精神、展示出的军人精神、爆发出的全民精神，对抗战精神在中国革命精神系统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抗战精神，中国革命精神，特点，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动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是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是民族力量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①清楚地阐述了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和理论价值。2014年7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抗战精神”，要“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② “抗战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与升华，它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发挥了强大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撑，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当前，正当学术界对各种“精神”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抗战精神”问题的提出、讨论与研究，无疑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入研究“抗战精神”的特点，准确把握“抗战精神”的地位，对于多层面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深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抗战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精神是一种文化长期沉淀后在人们行为中的集中显现，是固有的东西，而一种精神概念的产生则是后来提出来，在进行研究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抗战精神和中国精神作为当今中国全面开展精神文化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两个特殊概念，深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以时代精神为显著标志的抗战精神，它却直接体现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孕育着的伟大的中国精神品质。

　　一种伟大理论的产生，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理论界全面掀起了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方向的精神理论研究热潮，特别是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广泛的革命精神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多将革命精神归纳为三种，即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进入新世纪以后，又将西柏坡精神纳入其中。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的研究者把苏区精神和四大革命精神并列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上的“五种革命精神说”。之后，有人认为这“还是没有完整反映中共建党以后整个大革命时期的精神状态史”，提出要把“红船精神可以作为中共创党初期及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光辉、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精神。”③伟大的抗战精神概念的提出与理论系统的建构也是在这种环境下孕育出来的。如果把当前研究的各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第667页, 第668页, 第66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

　　②《论抗战精神》，北京日报，2014年09月01日。

　　③ 邱小云：《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光明日报》2013-4-21 第11版。

　　个革命精神按照产生的时间先后把他们连接起来，可以清楚的形成一个中国革命精神链条，从而构建起中国革命精神系统，而抗战精神则是中国革命精神系统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系统发展构成示意图)

　　据有关资料表明，抗战精神这个概念的提出并被广泛使用，是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前后的事情①，经过十多年的研究，抗战精神思想体系日趋完备。2014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活动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②把抗战精神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了抗战精神的内涵：“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可以说，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对于当今时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③

　　二、抗战精神是中国精神的直接体现

　　关于中国精神的思想渊源，是一个几千年中华名族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精神元素，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创造，它是一个最为庞大的精神层面。强调基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积淀，是因为所有民族不可能切断文化传统和精神血脉，强调基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创造，是因为国家精神本身是主流精神，有主导力量牵引和推动，这个党的精神必然进入中国精神。

　　① 朱成山：《我为何提议研究“抗战精神”》，《现代快报》2005年07月05日。

　　② 沈 强：《不忘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人民日报，2015年06月17日。

　　③ 沈强：《不忘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人民网-人民日报，2015年06月17日。

　　2013年0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对中国精神又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②

　　当前，在开展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表现形态，一是形成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垒筑起来的个人精神研究系统，如，白求恩精神、狼牙山五壮士精神、八女投江精神、杨靖宇精神、左权精神、李大钊的精神、瞿秋白的精神、黄继光的精神、邱少云的精神、董存瑞的精神、焦裕禄的精神、雷锋的精神、孔繁森的精神，等等，这些由革命领袖或英雄人物的精神思想垒筑起来的革命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系统中精神原点的思想，属于思维谋略的精神层面，它是促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原动力。有学者指出，“历史意识是一个中轴，民族共同体就是围绕这根轴形成的。英雄记忆、英雄精神、英雄文化，无疑是历史意识中重要的支撑。”③就说明人物精神在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二是形成了以会议时间串联起来的会议精神系统研究，如，围绕党的代表大会构建起来的革命精神：一大精神、二大精神、三大精神、四大精神、五大精神、六大精神、七大精神……十八大精神;围绕苏区建设的会议革命精神如古田会议精神;围绕长征的会议精神：通道会议精神、黎平会议精神、候场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扎西会议精神、苟坝会议精神、会理会议精神……俄界会议精神等等，属于决策推动思维过程，其实，一大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俄界会议精神等，它们对推进中国发展产生的重大的影响早已有所定论。三是以行业建设事迹为内容的精神系统研究：解放军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等，属于分类实施的行动过程，这些不同条块不仅是推进决策精神落实的重要环节，同时为更好地落实各种会议决策精神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从这个角度归类，按照传统的思维，抗战精神不仅具有典型的目标指向，而且大多把它看做是军队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我们把抗战精神分属于这一分类精神层次。四是以地方区域为重点形成的精神系统研究：苏区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沂蒙精神、胶东精神、西北坡精神，以及北京精神、内蒙古精神、山东精神等等，它们以一个地方区域思想文化为研究对象，属于地域地方实践过程，这对思想和决策进一步发展性实践的重要步骤;历史证明，我们党的各种方针政策的落实首先是在不同的地域地方推进并不断扩展的，苏区精神在推进新中国的成立产生的影响就是典型。五是国家精神：中国精神就属于这种精神，是以上各种精神在全体民众中的集中体现，属于最高层及的精神系统。我们在研究中国革命精神过程中，还采取了其它角度的分类方式：一是以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精神研究系统：南昌起义精神、广州起义精神、长征精神等。二是以时代特征为研究对象形成的精神系统研究：农垦精神、深圳改革放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三是以特定指向研究形成的精神系统研究系统：红船精神、铁军精神等等，不过，它们只不过是分析角度的不同。不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层次开展精神研究，它们都是中国革命精神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①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网-人民日报，2013年03月18日。

　　②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网-人民日报2013年03月03日。

　　③ 辛士红：《忘记英雄的民族没有魂(人民论坛)》，2015年06月17日，《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17日 04 版。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层次性图)

　　从精神研究层次分析，抗战精神除属于行业类精神层次外，它更多地处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精神研究指向范畴，“我们不能把抗日战争的经验、意义、地位、作用与抗战精神这一概念混淆。同时，又必须将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事件或不同人物命名的有关‘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区别开来。”①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这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中华民族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危险关头，“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②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

　

　　华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汇成全民族抗战洪流，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敌强我弱和没有充分外援的条件下，中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③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是从国家、民族、阶级与政党的关系上说，它是属于全民族的，而非某

　　①《论抗战精神》，北京日报，2014年09月01日。

　　② 朱自清：《这一天》，中国网络文学联盟，2011年8月29日。

　　③ 孙存良：《抗战胜利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经济日报2015年06月11日。

　　一阶级或政党的。二是从地理上讲，它是全国性的，而非某一区域的。三是从时间上讲，它是富于时代特点的，即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集中体现。四是从认识论的哲学层次上讲，它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实践的思想认识的抽象与概括。”①八年抗战期间，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各阶级、各政党、各派别、各军事集团，虽然也为各自的利益斗争过、磨擦过，有时甚至矛盾十分尖锐，但为了抵御日本侵略，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最为深刻的民族觉醒，最为广泛的民众动员，最为深厚的民族团结，最为空前顽强战斗意志，凭着自身强大的凝聚力，英勇拼搏，顽强战斗，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牺牲精神，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书写了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为推动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四万万同胞团结得像万里长城一样，使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碰得头破血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觉醒和强大的凝聚力，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种空前的凝聚力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夺取抗战胜利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是四万万同胞的共同愿望，抗战精神是那个时代全中国人民的精神主题。因此，抗战精神直接再现了以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中国精神，这，我们也能够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精神的论述中得到回答。

　　三、抗战精神是军人精神的集中展示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在抗日战争中的锤炼和升华。这种精神，来自中华儿女内心深处对祖国的无比热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战场。”②从这个意上讲，抗战精神是抗战时期中国军人在抗日救亡战场上的集中展示。

　　在那个时期，中国军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统一战线思想下，克服重重阻碍，为抗日战争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

　　一是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意识，国共领导的军队义无反顾的走上抗日战场

　　当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询问杨虎城将军“中国有强大的实力抗击日本吗?”杨虎城这样回答：“谁能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有坚定的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就有力量抗战。”(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论伟大的抗战精神》2005年8月25日)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个中国军人的铿锵回答，这种回答，也是抗战时期艰苦奋战在抗战一线，为中国抗战赢得最后胜利作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军人的精神体现。

　　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展现出高度的民族责任意识。在7.7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也是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有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保卫国土。还是这一天，毛泽东与朱德等又致电北平守军29军军长宋哲元，天津38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143师师长刘汝明，保定37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应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红军将士随时准备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1日，毛泽东与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指出，已向蒋介石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第一步将第27军、28军、29军改为团，加上骑兵团编成一个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后再去。

　　① 刘庭华：《对“抗战精神”的哲学思考》，《红旗文稿》2015年06月02日。

　　②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论伟大的抗战精神》2005年8月25日。

　　同时提出红军大学增加抗日课程，也准备派出。7月14日，毛泽东与朱德致电叶剑英，要求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随时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同日，朱德致电红军各将领，“原命令一个月准备完毕，现改为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

　　其实，在此之前艰难的6年抗战中，人们熟知的有东北义勇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进行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和东北部分爱国官兵激于民族义愤，组成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到1933年，东北抗日武装发展到30多万人，足迹遍布70多个县。到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已经发展到11个联军共4.5万余人，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①在1935年就爆发了近3.91万次东北义勇军和抗联的抗战战斗，据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推算，仅在1931年到1937年间，抗联歼敌就达10.35万人。②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法西斯把战火扩大到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中日战争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和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地区进行。中国与日本法西斯交战的兵力最高时达1000余万，其中中国军队近500万，民兵200万，日军近200万，伪军100多万。在旷日持久的战争期间，中国军队进行会战20多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其中仅八路军、新四军歼敌千人以上的战役就达7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毙伤俘日军150余万，歼伪军118万。战争结束期间接受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投降伪军146万人。美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使日本损失124万多人(内含印缅作战时美英中共同歼敌16万余人)、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歼、俘敌67万余人。相比之下，就可以看出中国战场的重要地位。③1940年，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华北、华东、华中依次沦陷。在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囚笼政策”，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过程中，在8月20日到12月5日期间，在八路军先后组织105个团近20万人，向日军堡垒密布的2500公里交通干线发起百团大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写道：“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百团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据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公布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此役大小战斗共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毙伤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俘虏伪军18407人。④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不仅在正面战场开展了一系列的著名战役，在后方，他们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的工作。何应钦在《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中记载，8 年抗战，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 300 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 1405 万余人的五分之—还强!面对日本侵略，四川制订了包括安家费、免征免税、保护军婚等内容的《出征军人家属优抚条例》，广大民众不甘当亡国奴，都是自愿应征参军奔赴前线。各地无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高潮迭起，涌现出了一幕幕“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动人场景。重庆《新华日报》1943 年 11 月 21 日第 3 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 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 4 个儿子中的 3 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更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

　　① 刘庭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人民日报 》，2015年06月05日 12 版。

　　② 刘 波：《中国率先扛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旗》，《 光明日报 》2015年06月04日。

　　③ 陈 述：《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 人民日报 》2015年06月04日。

　　④ 王瑞锋：《百团大战：破袭交通 粉碎囚笼》，《新京报》，2015年05月25日。

　　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往勇直前，勿忘本分!” (见《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1辑)在抗战最艰苦的1943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四川在1个月内征4万五千名优秀知识分子当兵，赴印缅补充远征军。四川无数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群情激昂“泣请从军”，有4万多人奔赴前线……

　　二是以深明大义的宽阔胸怀，确保了共同抗战目标的实现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主要有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几部分组成。新四军由留在南方8省14地的红军游击队组成。长征后，蒋介石构筑了三道封锁线对赣粤边游击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清剿”，声称“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游击队”。国民党反动派在苏区实行“山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政策①。这个时期，红军游击队既要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着十分残酷的斗争，甚至发生过把坟墓掏开，把尸骨移往别处，在棺材里垫上干草，将伤员安置进去，暂时隐蔽的伤员向死人“借房子”的事，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军有着刻骨的仇恨。为了使与国民党有着深仇大恨的南方红军游击队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任务转变，项英、陈毅等分头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改编方针，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分散在南方8省40余县的红军游击队，告别家乡和亲人，下山集中，接受国民党军的番号并进行整训。初建的新四军全军辖4个支队、10个团，共10300余人，有枪6200余支。1937年l0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后，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挺进华中敌后地区，与拥有各种火炮、坦克、飞机、军舰、汽车等装备驻守在华中16个师团26万余人的日军和23万余人的伪军，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在军事清剿、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欺骗结合起来的“清乡运动”和频繁的发动大规模“扫荡”的过程中顽强拼搏。8年抗战，新四军建立了地跨苏、皖、鄂、豫、浙、赣、湘七省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共计对日伪军作战24600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00余人，俘虏日伪军124200余人，另有投诚、反正的日伪军60800余人。光复国土26.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4346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②。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与华北敌后的八路军互相呼应，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互相配合，使得日军陷于腹背两面受到严重打击，出于首尾难以兼顾的不利处境。关于新四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被国民党军事当局列入了军队教令。在战略防御阶段，新四军担任着“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战役，配合会战的伟大任务”，成为“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正面战场两军对峙，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新四军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之一。新四军不仅在战略上间接地配合和策应正面战场，而且还在战役上直接地配合和支援国民党军作战。

　　新四军在历经了“皖南事变”的磨难后，仍然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坚持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奉命北移，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终因弹尽粮绝，只有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新四军反诬为“叛变”取消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中共中央面对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一方面，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对国民党顽固派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周恩

　　① 刘勉钰：《新四军的由来和铁军精神》，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07月31日。

　　②《新四军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六安党史网，2012年12月16日。

　　来为《新华日报》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声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军委还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全军，继续坚持抗战。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浪潮。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蒋介石，与1941年2月公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和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赢得了多方面同情，扩大了群众影响，提高了政治地位。

　　新四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党派个人恩仇，始终坚持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支继承着红军优良传统的战斗骨干部队，虽然武器陈旧，人数不多，在抗日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新四军从1937年10月12日成立，到1947年1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前后十个春秋，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在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以及反对侵略的空前惨烈的生死搏斗中，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敌作战2.46万余次，毙伤俘敌41万余人，光复国土25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余万，主力部队从组建时的1万多人发展到31万余人。①新四军在伟大的抗日战中表现出的“铁军精神”，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立下了不朽功勋。铁军精神也从此成为伟大的抗战精神最重要最典型的内容。

　　三是以探索求新的伟大智慧，全面推进了抗日战争一步步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凝聚人民力量的坚强组织者和鼓舞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下，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935年8月1日，红军还在长征途中，中共发表《八一宣言》，主张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通过艰苦的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及至“联蒋抗日”，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实行全国总动员，全民、政府和军队团结一致抗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此，提出建立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抗日武装力量体制，是进行人民战争的最佳组织形式，以激发广大军民的爱国主义热忱，发挥全民族抗战的自觉能动性，“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兵民是胜利之本”， ②在中国面对敌强我弱的国情军情和日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抗日战争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认为相持阶段是抗战时间最长、最艰苦，它是转换中日力量的“枢纽”。 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成功战略，弱国要战胜强国，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不断削弱敌人;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而达到转换敌我力量的对比，夺取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抗日战争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认为相持阶段是抗战时间最长、最艰苦，但它是转换中日力量的“枢纽”。持久战三阶段理论的提出，新的理论思维和作战形式，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信心和决心。1944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加紧研讨所谓中国形势和“剿共方针”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中共以毛泽东名义”提出的持久战“三阶段论”，“彼我抗争的经纬与国际战争、政治局面的推移，大体上就是沿着上述阶段过来的”;“中共必然实施大反攻的概率很

　　①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对新四军华中抗战胜利经验的再剖析》，北京师范大学新闻网，2005年06月24日 。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509页。

　　大”。日本情报机构“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在同年编撰的《中共概说》，称“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共迅猛发展的步骤，大有注意的必要”。 ①

　　中国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和游击战理论，一步步走向胜利，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史奇观。战后，日本著名学者伊藤宪一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归结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 ②原日本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认为“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日]《丸》杂志，1965年12月号)基辛格在1957年所著《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评价：《论持久战》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打败日本的最大优点，就是它的持久战思想。③

　　由于抗日战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感，在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引下，中国军民以正规战与游击战、前方与后方、武装与非武装、公开与非公开、军事与经济、文化等手段，密切结合，特别是敌后战场的广大军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术，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凶残的日本侵略者。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战败投降长达14年之久反法西斯战争中。前6年的抗战中，积贫积弱的中国独自扛起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大旗，进行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抗战，人们熟知的有东北义勇军、东北抗联。据日伪统计，仅1935年就爆发了近3.91万次东北义勇军和抗联的抗战战斗。据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推算，仅在1931年到1937年间，抗联歼敌就达10.35万人。④1931年至1941年里，中国人民独立坚持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军，是东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然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七七事变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爆发点，中国人民在开辟的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上，又相对独立坚持抗战4年多。纵观历史，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时间最长，最为惨烈的反法西斯战争。

　　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1939年日本陆军共41个师团中34个师团投入侵华战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共51个师团中用于侵华战争的有34个师团、44个独立混成旅团⑤，但是，1939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的兵力达54万人，是侵华(不含东北)日军总兵力的62%，伪军14.5万人，达100%。1940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的兵力47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1941年至1942年，日军更加强调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使用其侵华兵力70%左右约40余万人(不含东北)，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清乡”，企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1941年、1942年两年之内，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武装对日、伪作战4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达27万余人⑤。到1943年冬，美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敌后解放区战场还抗击着侵华日军的58%，约35万人;伪军的90%，约73.5万人。⑥这一系列数据清晰地告诉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成为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主要

　　① 张海鹏：《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北京日报》2015年6月8日。

　　② 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

　　③⑤ 刘庭华：《对“抗战精神”的哲学思考》，红旗文稿，2015年06月02日。

　　④ 刘 波，《中国率先扛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旗》《 光明日报 》2015年06月04日。

　　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第58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

　　⑥ 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论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98页。

　　攻击目标，这一时期敌后战场客观上已经逐渐上升为抗战的主战场，敌后解放区军民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积极对日作战，消耗和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至1945年春春，全国已有18个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人。①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间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所谓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②抗战精神的巨大作用毋庸置疑。

　　《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了原载日本《This is 读卖》杂志三笠宫的文章。1943至44年，三笠宫广泛考察中国战场以后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干部发表了讲话认为，日本对中国是“无所不取，掠夺殆尽”，特别指出共产党的军队“对民众的军纪也特别严明，决非日本军队所能企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若不“猖獗”，“那将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中的第一大奇迹了吧”。 “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③

　　因此，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为基础，在抗战中组建起八路军、新四军、各种群众武装组织，以及东北抗联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不断开拓创新的民族品格和自强不息精神的充分展现，它们、自然成为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成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神的源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精神系统构成图)

　　四、抗战精神是全民精神的全面爆发

　　“精神”不仅仅体现在思想上，更多地还表现在组织领导和各种实施实践之中。抗战精神展现出的国家精神层面的高度全民性精神的特点，它坚定不移的组织领导和正确领导下的有效实施实践。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第63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

　　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139页。

　　③ 张海鹏：《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北京日报》2015年6月8日。

　　客观地讲，在抗日战争的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全局性的领导作用。国民党、共产党双方这种都是全局性的领导作用，通过各自的领导能力，并在又统一、又矛盾的斗争中来实现的。国民党因为它掌握政府，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指挥着国家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因为它倡导、推动并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和监督国民党抗日，阻止和批评国民党在抗日大局上的几次动摇，使民族战争能够维持下来，并动员敌后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开辟敌后战场，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同大量的日伪军作战，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中国共产党也担负着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发挥了中流砥柱般领导作用。曾做日本首相、身为大将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认为：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直以来都主张对日抗战，阻挡了日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路”，成为“东亚新秩序”的头号大敌。①正是因为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有效领导，才确保具有全民性特征的抗战精神的形成。(如抗战精神的产生形成图)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重要组织领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在战场上的抗争与在后方的广泛动员等多方面的方式奋力拼搏赢得的。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对各层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些都是抗战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在教育方面，中共中央和陕甘边区在延安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等20余所学校，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骨干。抗大还在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2所分校。抗战期间，延安各干部学校培养专业干部4万多人，向全国输送受过培训的各类干部达10多万人，成为培养干部的摇篮。

　　在舆论宣传方面，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人民广播的诞生打破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各地都可以

　　① 张海鹏：《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北京日报》2015年6月8日。

　　直接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有力地指导和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毛泽东主席撰写发刊词，指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抗战时期，延安还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共产党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中国工人》《边区群众报》《抗战生活》等许多重要报刊，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或演出抗战短剧，这种形式，轻便、灵巧、快速、通俗，适应战争要求，为军民们喜闻乐见。演出抗战歌舞《拥军花鼓》《兄妹开荒》《小放牛》等节目。1945年2月23日，毛泽东对到枣园拜年的延安秧歌队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150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9000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歌曲《南泥湾》、小说《李有才板话》、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成为载入史册的经典。《延安颂》、《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又被定为解放军军歌。)、《东方红》、《绣金匾》、《翻身道情》等许多著名的革命歌曲都成为我国音乐史上不朽的篇章。1938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在延安成立。电影团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白求恩大夫》等20部影片，真实记录了中国革命的重大史实，放映延安拍摄的影片，以及《列宁在十月》《保卫斯大林格勒》等苏联影片。①这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统一战线方面，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撇开党派恩怨，以无私无畏的精神，积极主动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华北事变前后，蒋介石集团面对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渐趋强硬，同日本的接触与谈判由过去的卑下顺从转变为敢于提出某些合理的要求，还毅然改组了南京政府，排出了汪精卫等亲日派，明确表示绝不签订承认“伪国”的协定，提出“加入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张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看出蒋介石可能改变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在民族危亡面前，于1935年12月党的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决定争取“剿共”剿了10年的国民党美英派共同抗日发挥了积极作用。

　　周恩来在重庆，为团结国民党顽固派，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策略。在皖南事变之后，面对国民党十分猖獗的特务活动，中共在重庆的代表团和《新华日报》的工作受到严厉的监视，周恩来在国共联合抗日关系面临破裂的危急关头，对如何坚持办好《新华日报》坚持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工作思路，为了让《新华日报》成为“大后方”人民的喉舌，他指出：凡是宣传马列主义，报道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斗争，颂扬世界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揭露国内外反动派破坏抗战的阴谋的，就坚持“有所为”。对敌人想要利用我们报纸来为他们说话，我们就坚决抵制。有时考虑到策略上的需要，一些话需要等待时机再说，就坚决的“有所不为”。③面对国民党当局严格的禁锢和封锁，在进步报刊关于时事政治宣传遇到重重困难的时候，周恩来转换方式，采用组织号召文化界进步人士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把研究成果用作宣传教育的武器，以占领文化阵地。那时，出版的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年批判》等论著就是典型代表。

　　这一切全民性抗战局面的形成，是伟大的抗战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总爆发，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① 江 英：《二战中的中国贡献：延安与抗战文化》光明日报，2015年06月09日。

　　② 孟庆春，《跟周恩来学处理矛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第230页。

　　③ 孟庆春，《跟周恩来学处理矛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