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的抗战,始于1937年10月参军入伍,止于1938年9月牺牲,满打满算只有12个月,也就是刚好一年时间,却完成了从放牛娃到八路军战士与烈士的身份转换与人生跨越。
参军仅仅一年就牺牲,时间确实不算长,但相比那些第一天参军、第二天就为国捐躯,或是上午参军、下午就战死沙场,或是还没有穿上八路军军服就牺牲的八路军烈士而言,大伯无疑是幸运的;与那些没有留下姓名与籍贯的八路军烈士来说,大伯同样是幸运的,毕竟大伯的姓名早已登上县里的烈士名册,并且名册还清楚地记载了他是什么时间和在什么地方牺牲的。
大伯名叫刘风全,是我父亲两个同胞哥哥中的大哥,按家乡的习惯,我应称呼他为“大大伯”。
可是,这个大伯,我至今都没有见过面,并且永远都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了,因为1964年3月,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他已经血洒疆场26个年头了。
大伯本来是家乡冀西平山县太行山区一个普普通通的放牛娃。如果没有抗日战争,他大概率会在家乡的山水沟岔间结婚生子,平平庸庸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正因为有了抗日战争,大伯的个人命运便和国家的大局、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从而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一个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跃成为八路军战士、烈士,由此书写出自己人生的辉煌与永恒,并让我有机会在他牺牲80多年后,还能通过县里的烈士名册、党史资料,与其建立起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与尊崇。
那是国难当头的1937年秋冬之际,八路军取得平型关战役胜利后,开始创建各地的抗日根据地,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迅速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我大伯就是此时参加八路军的。据《平山党史资料(2)》记载:1937年10月、11月间,晋察冀军区3分区游击大队(后编为12大队)辛力生大队长从曲阳、灵寿来到平山县南甸区一带,驻进闫庄村,一面扩军,一面大力支持配合本区建政、建党以及反匪反顽斗争,仅在闫庄村就迅速扩大一个多班。我大伯就是其中的一员。那么,此次3分区游击大队在南甸区或平山县招收了多少队伍?我没有找到有关资料或得到相关信息。但我在此书的一篇名为《抗战一周年四分区党的工作报告与总结》一文的“武装工作”项下,读到这样的内容:“……(指4分区各县——作者注)到3分区12大队1000余人。”此文是晋察冀军区4分区特委于1938年7月28日撰写的一份工作报告。当时的4分区涵盖河北省的平山、灵寿、井陉、正定、新乐等县和山西省的盂县、平定、阳曲等县。上文只是写明了3分区12大队从4分区招收了1000余人参军入伍,并没有具体载明从各县分别招收多少人入伍。但无疑,我大伯就是3分区12大队从4分区招收的1000余名参军入伍人员中的一员,并且是辛力生大队长从闫庄村直接招收的。按1937年10月参军入伍的时间推算,我大伯还应该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参加八路军的平山子弟中的一员。
大伯本来是不诣时事的放牛娃,却能在日寇铁蹄践踏华北大地的危急时刻,毅然投身抗日救亡潮流,华丽转身为八路军战士,足见共产党当时的抗日宣传发动工作,开展的是多么贴近现实、鼓舞人心,多么及时有效、立杆见影!据资料记载,聂荣臻受命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所率领的总兵力才3000人,而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当时仅有20万人的平山县就有3400多名平山子弟参加八路军,这不用说在晋察冀,即便是放在全面抗战初期的全国来看也是十分罕见和突出的。
关于大伯的参军入伍,奶奶生前曾不止一次给我讲过这样的故事。当大伯在家里说自己想参加八路军时,爷爷和奶奶是不同意的——“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是家乡一带的习俗,何况大伯当时才十几岁,年龄太小了,再说兄妹五个中他又排行老大,四个弟妹还需要他照料,家里的牛也主要靠他放哩。大伯向来村里征兵的工作人员提出参军要求时,也没被答应,理由也是觉得他年纪太小。虽然大伯认准了参加八路军的事儿,但他并没有再央求爷爷奶奶,也没有在村里缠着征兵的人,家里人都以为他已放弃了当兵的念头。不料,在征兵的人离开闫庄村那天,大伯却早早地在他们必经之路的村外的北岭上等着了,而且不听劝也不听说,撵都撵不回去,他就那么如影随行地跟着走,几天后,管征兵的人只好答应大伯参军了。好多天后,一直在为找不到大伯发愁并疑惑他可能是跑去当兵的爷爷奶奶——否则他不会丢下放牛的事儿离家出走的——才从大伯让人捎回的口信中,证实了他真的是去当八路军了。除此以外,直到大伯牺牲,一年时间里,他再没有给家里来过只言片语或是写过一封信,这到底是缘于战事倥偬、路途遥远,或是缘于其他原因,再或者是上述三者都兼而有之,包括爷爷奶奶在内的家里人就无从知晓了。
至于大伯参军时的年龄,《平山县革命英烈志》和《平山县烈士英名录》的记载均是:刘风全,男,1913年出生,平山县东王坡乡闫庄村人,1937年10月参军,1938年9月在唐县牺牲,3分区12大队战士。从这两本书的记录来看,大伯是24岁参军,25岁牺牲的。但我大姑生前看到这个记录时表示坚决不同意,她说,这是错误的,大伯是16岁当兵,17岁牺牲的。按大姑的说法,大伯的出生年份就不是1913年,而是1921年。我觉得大姑说的有道理,如果当年大伯要求当兵时真是24岁,那当时爷爷奶奶和征兵工作人员以大伯年龄小而不同意他去当兵,显然就说不通了。爷爷一生有过两个妻子,其中大伯和大姑是爷爷和第一个妻子生的孩子,我父亲和二大伯、二姑则是爷爷和第二个妻子的孩子,也就是说五个兄妹中,只有大姑和大伯是同父同母的兄妹,对于大伯的年龄问题,大姑当然更有发言权。大姑生前曾多次要我去向县民政部门反映并要求修改大伯的年龄记录,是我反复给大姑解释说大伯已牺牲几十年,改与不改年龄记录没多少区别,这事儿才算不了了之了。
我的亲奶奶是爷爷的第二个妻子,她是一生都对大伯的参军与牺牲难以释怀。她说,正因为自己是大伯和大姑的后娘,她平时对他俩的关注与关心,就比对自己亲生的三个孩子更多,以免惹人诟病。大伯瞒着家里人跑去当兵,一年后又战死了,这更让奶奶心里难安,她时常责备自己当时怎么就没看住大伯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期间,村里成分高的人家几乎都受到了冲击,我家虽然成分也高,但那些造反派们始终没敢动奶奶,也没敢冲击我家,就因为大伯是村里最早牺牲的八路军烈士,而奶奶则是村里最早的烈属。她觉得是大伯的在天之灵保护了这个成分高的家,尤其是保护了她这个大伯的后娘,这更让她觉得自己对不起大伯,对大伯终身有愧。尽管明知道大伯是瞒着她和家里人跑去当兵的,她仍然认为那也是自己的错,何况大伯死了还在冥冥之中保护着她这个后娘,保护着这个成分高的家!正因为牵挂着牺牲的大伯,奶奶曾让父亲远赴唐县寻找大伯的坟墓,最终也是没能找到,这更加重了奶奶对大伯内疚的心理,让她终其一生都没能从这种愧疚的感觉里走出来……
对大伯的牺牲,现在有两种说法。一是《平山县革命英烈志》和《平山县烈士英名录》的记载:刘风全是在河北省灵寿县的秋山战斗中身负重伤,后转入唐县野战医院,因医治无效,于1938年9月牺牲于唐县。但具体是怎样负得伤,伤在什么部位?现在已不得而知或是已没人能够回答了。二是前面提到的《平山党史资料(2)》的同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行记载:“1938年一次战斗中辛力生大队长与其警卫员闫庄人刘风全一起壮烈牺牲。”辛力生(1909-1938)是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的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生前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第12团团长(12大队后改为12团)。最近,我从李福祥(1937年参加八路军,曾生南宁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1988年去世。)的儿子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得知,辛力生大队长是在率部伏击鬼子一支运送给养的部队时牺牲的:“辛力生团长(大队长)带队伍往外撤时,(日寇的)一颗流弹击中了辛团长大腿根部的动脉,血一下子喷出两丈远,爸爸和三个战士抬起他就跑,一边跑一边止血,根本止不住。战士们眼睁睁地看着他流尽最后一滴血,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此文虽然没有提到我大伯,但参照《平山党史资料(2)》的记载,应该可以确定,我大伯就是在此次伏击战中和辛力生大队长一起牺牲的。
2014年,平山县政府投资为全县5100多名烈士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立碑活动。清明节那天,当我们一家人把刻有大伯姓名及生平简介的墓碑和墓棺安置好,插上花圈、点燃纸钱,并燃响鞭炮时,我的双眼顿时噙满了泪水,心中深感内疚与不安,因为大伯的墓里空无一物,连衣冠冢都远远比不上,大伯可是给我们整个家族带来荣耀的全村最早的烈士啊,我却还没能让他归葬祖坟,甚至还不知道他究竟葬在哪里!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也是我大伯牺牲八十七周年。尽管大伯的抗战,只是全国抗日战争历史长河的一滴水,其作用与价值可以忽略不计;但对我们整个家族而言,大伯的抗战却是我们永远都不敢忽视的荣耀与自豪所在!值此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年份,我真心希望能通过唐县、平山等有关方面,找到大伯的具体埋葬地,以告慰大伯的在地之灵,也了却自己多年来心中的这个夙愿,但愿我的这个愿望能够早日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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